面对民族抗战的爆发，漫画界也随同全国人民进入了狂热激动的新时代，其实，抗战给漫画界同仁带来的兴奋更是特别强烈的，因为漫画界早在几年前就先已表现了对敌伪的无尽仇恨，因此抗战一发生就在救国协会的主持下，成立了漫画宣传队。

　　狂热情绪，笼罩了一切，没有准备，没有计划，就前往南京，满以为一到南京就可脱下西装长衫，穿上军服而参加实际的工作，谁知到了南京，与宣传当局接洽的结果，反是碰了一鼻子灰。多方奔走后，南京市党部接受了漫画宣传队的“无条件”的工作，没有经费，没有津贴，只供给绘画的材料。而就是这一点点，已足燃起胸中无限的热火，就在一星期之内，埋首在旅馆中赶出了大小二百多幅漫画，举行了一次展览会，盛况空前，轰动一时。这才引起当时政训处的注意，每月拨支经费，还能勉强维持。11月间南京撤退，宣传队也一起退至武汉。

　　在武汉时代，曾由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协助出版了“抗战漫画”，此外的工作则是展览，街头宣传，绘制招贴分发各大都市，供给各抗战团体分发。记得中国空军第一次远征东京作宣传轰炸，所带去的宣传品就大多是宣传队所绘制的漫画传单。后来台儿庄大胜，宣传队就派队员携带大批作品赶往展览宣传。

　　这时，宣传队已隶属政治部第三厅，队长叶浅予因编辑“日寇暴行录“而往香港，队务由张乐平主持，随后第三战区成立政治部，见到宣传队的工作成绩，而坚持要求前往工作，于是就由张乐平、陆志庠、廖冰兄等人前往屯溪。工作近四月，走遍了安徽全省，因遵守通俗化的原则，运用连环画的形式，以士兵及老百姓为对象，乃能得到极好的效果，漫画宣传队就俨然成为政治部的重心。到9月间因汉口方面无人工作，启程回来，抵达长沙时汉口失守，而与其他队员在长沙会合，就在当地展开工作。直到长沙告急，有阶级的大官完全撤退后，方才于大火中冲出。

　　其中应特别提出的一点是当长沙吃紧的时候，宣传队发动对敌宣传，绘制巨大醒目的壁画和日文标语。后来敌人艺术宣传队来到看到这些画幅，有若干人被激发了艺术的天良而放下画笔黯然回国。

　　由长沙撤退出时，政府全然不顾漫画队的死活存亡，只得抛弃了私人物件，背负画稿材料，由田汉先生率领步行撤退。经湘潭到衡山，悲惨情形，莫可言状。这时候的衡阳，因受长沙大火的影响，人心恐慌浮动，惶惶不可终日，宣传队抵达的第一天就连夜赶制画幅，于第二天开出展览会，以淡静的工作来安定浮动的人心，收效是极大的。

　　随后退至桂林，这时三战区政治部的主管过桂，仍坚持要求派人到那面去工作，漫画宣传队自此分为第一第二两队，第一队留桂后来转赴重庆，第二队到三战区前线工作。第二队在战地的工作，历尽艰难，一直支持到1941年，时因政府下令将一二两队同时解散，而改隶战区政治部，材料虽由画布而报纸，由报纸而草纸，由制板而木刻，但仍因实际的需要，创办了漫画训练班，训练人才分发各师部工作到1942年春季，浙赣战争之后，因生活实在不能维持而解散。

　　解散后，除了少数队员能自筹路费随难民群跋涉回归大后方外，大多数队员就分散流落在浙赣各地，但可以告慰的是，虽然各人有时衣食不周，而对漫画工作，仍未放弃，依然同声同气，切取连络，不过是化整为零而已。

　　除了漫画宣传队之外，漫画界在抗战时期的工作，主要的是推动了如火如荼的弥漫各地的漫画抗战的巨潮，全国各地，都有自动举办的展览会，自掏腰包创办的漫画刊物。1940年时，曾收集了大批漫画作品交给中苏文化协会，由孙科先生赴苏联参加“中国美术展览会”。

　　总之，自1937年7月抗战发动至1941年政府下令解散，以迄1942年三战区漫画队解散时为止，抗战漫画终由高潮而复低潮。在这一期间内，漫画界同仁始终以纯洁无涯的襟怀，敌忾同仇的热情，含辛茹苦，不计利害，不顾攻击诬陷，献身为抗战服役为国家服务，精神的亢进冲淡了物质的痛苦，不作一声，不喊一声，可是，在需要的时候，政府把宣传队东遣西调，要驱之“深入不毛”，而危急时，高唱军政自顾不暇而置诸不理，而到不需要时，就一脚踢开，不管你流落他方，生死存亡。本来，漫画工作者并不企图拿公费出洋考察，更不希望高官厚福显扬门第，可是，看到这种不负责任、心血来潮、颐指如意的作风，怎禁得住不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存亡担忧。

（文汇报社主办的座谈会记录，出席者：张乐平、张文元、章西厓、陈烟桥、马国良、丁聪、余所亚）

——摘自《漫画界的回顾与前瞻》（1946年2月24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