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日本侵略者把战火燃烧到了中国经济中心上海。

　　以十九路军为代表的爱国官兵与上海民众同心协力，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击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疯狂的进攻。

　　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岁月里，一个怀揣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忧国忧民情怀的青年——张乐平从此走上了“以笔救国、以画抗战”的漫漫长路。

　　当时，张乐平是上海三友实业社广告部的一个绘图员。正是在三友实业社的门前，日本侵略者阴谋制造了日本僧侣被打事端，然后以这一事件为借口，点燃了一二八的导火索。战争打响后，城市里响起了隆隆的炮声和窗户瓦片被子弹击落的声音，许多百姓被迫逃亡。也正是这次让人心惊肉跳的亲临战事的经历，促使他在画针砭时弊的社会讽刺画之外，画了一些抗战的漫画。

　　1937年七七事变以前，限于种种原因，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漫画家在创作抗战漫画时，一般不能对日本侵略者点名道姓。张乐平的漫画洞察时事又表现含蓄。一幅题为《蒋三毛爱国未遂》的漫画，以当时颇有名气的三毛为主角，矛头指向当局：面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老百姓爱国有罪乎？

　　张乐平画了一位尴尬的时髦女郎，她的旗袍被尖利的铁丝网挂住，本来鲜艳夺目的旗袍被撕裂。画中的时髦女郎暗喻人们原本平静的生活，而铁丝网则代表将美好事物撕裂的侵略战争。

一 上 海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发出了“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呼声，号召全民族实行抗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爱国的文艺工作者以各种形式展开了抗日救亡运动。作为全国漫画运动中心的上海，包括张乐平在内的漫画家们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迅速行动起来，在中华全国漫画作家协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

　　八一三淞沪抗战发生的当月，上海几个热血的漫画家在民众爱国热情的鼓舞下，一天之内就成立了救亡漫画宣传队（全称“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宣传委员会、漫画界救亡协会漫画宣传队第一队”），成员有叶浅予、张乐平、胡考、特伟、席与群、陶今也、梁白波。这七人戏谑地自称为“七君子”。他们认为国都南京在漫画宣传工作方面还是个空白，就主动放弃在上海的相对安逸的生活条件，准备进军南京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大家推举叶浅予为领队，张乐平为副领队，自1938年4月起改称为队长、副队长。1939年春，漫画宣传队兵分两路，分别由张乐平和特伟任队长。

　　漫画宣传队于1937年8月31日在上海西站登上列车，向南京进发。以后在整个转战的历程中，宣文杰、张仃、陆志庠、廖冰兄、陶谋基、叶冈、黄茅、麦非、周令钊、廖末林、章西厓、叶苗、丁深等陆续加入了漫画宣传队。

　　本来上海漫画界准备组织三个漫画宣传队，第二队、第三队因为多种原因而告流产。

　　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主办的《救亡漫画》（五日刊）的创刊号于1937年9月20日出版。创刊号编辑委员会由留在上海的21名漫画家组成：（按姓氏笔划排列）丁聪、万籁鸣、马梦尘、王彦存、王敦庆、朱锦楼、华君武、江敉、江栋良、张严、汪子美、沈振黄、陈浩雄、宣相权、黄尧、黄嘉音、董天野、童漪珊、鲁夫、鲁少飞、蔡若虹，负责编辑工作的是王敦庆，发行人为鲁少飞。后来，上海抗敌后援会也成为主办单位，编委调整、扩大为41人，包括在南京的漫画宣传队成员叶浅予、张乐平、胡考、特伟、陶今也、张仃、陆志庠，以及后来加入漫画宣传队的廖冰兄、丁深，另外还有纪业侯、沈逸千、张文元、张光宇、张英超、麦绿之、陈孝祚、陈烟桥、陈涓隐、林檎、林道盫、高龙生、黄苗子、黄复生。

　　漫画宣传队成员虽已不在上海，仍然积极地在《救亡漫画》上发表作品，张乐平也在该刊物上发表了《不愿做奴隶的同胞都起来了！》、《一颗子弹必须打死一个敌人》、《穷凶极恶的结果》等作品。一幅题为《将来我们所看得见的结果！》的漫画：一个穿着和服的日本武士仰面朝天躺在地上，一把标着“全面抗战”的大刀插入他的胸口，这幅画预示着在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洪流中，日本侵略者必将遭到彻底失败。

二 南 京

　　救亡漫画宣传队甫抵南京，宣文杰也参加进来。队员们住在叶浅予原来的住所——国府路廊东街德邻村2号，里面设备极其简单，连床都没有，全体人员只好打地铺。由于漫画宣传队迫切需要生活费和活动费来开展工作，叶浅予、张乐平和特伟三人带着鲁少飞的介绍信，去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希望以民众团体的身份参加工作，并请宣传部资助一笔活动经费。部长表面上表示欢迎，却认为这次战争打不长，上海文艺界的人组织这个队那个队上南京来，太冲动了，最好不要随便乱跑，至于经费他们要研究研究再答复。部长这一番话使得漫画宣传队的代表们很难堪。这么一来，大家的生活都成了问题。后来漫画宣传队成员想尽办法，动用了一切关系，终于由南京市当局腾出一个大厅作为漫画宣传队的画室，但只提供一日三餐。

　　漫画宣传队克服困难，如火如荼地展开工作，张仃、陆志庠也加入了队伍。他们先在南京新街口大华电影院举办了抗敌漫画展览，盛况空前，轰动一时，后来又到南京夫子庙等地以及镇江市巡回展出。前后赶制了大小200多幅漫画和宣传画供展览。

　　抗敌漫画展的《献词》云：“抗敌救亡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工作，也是每一个国民的天职，为了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和永存，为了保持东方古国数千年以来的正义和庄严，我们义无反顾地忍受着一切的艰难辛苦而工作，以唤起全国人民，激发一切救亡力量。我们是漫画笔者，所以表现的，就是色彩与线条，请诸位来看我们的画，就是我们工作的具体表现。”广大市民对参展的每幅画都表示出热情。

　　由于宣传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引起了军事委员会政训处的注意，该处抗敌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前来与漫画宣传队联系，使漫画宣传队纳入该处工作。当时从上海去的抗敌演剧队也隶属于该处。漫画宣传队得到了每月拨支的经费国币300元，包括材料费用和日常津贴，得以勉强维持生活。大家日以继夜地工作着，以惊人的速度赶制宣传画和漫画。上级布置给漫画宣传队的重点工作是绘制布标、布画分发给各部队应用。漫画宣传队还为负责对敌宣传的部门绘制日文传单的插图以及敌军投诚用的通行证等。

三 武 汉

　　1937年11月，日军逼近南京城，军事委员会政训处指令漫画宣传队撤往武汉。11月18日，漫画宣传队离开南京乘长江轮船西行，于11月21日到达汉口。先驻在汉口的大和街，后搬到武昌水落街武昌美专。在武汉期间，漫画宣传队新参加进来几个成员：廖冰兄、陶谋基、叶冈、黄茅、麦非。

　　作为抗战文化中心的武汉，成立了全国漫画作家协会战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共15人，其中漫画宣传队有8人：叶浅予、张乐平、张仃、胡考、陆志庠、宣文杰、陶谋基、梁白波，此外还有鲁少飞、张光宇、赖少其、黄苗子、高龙生、张文元、江敉。

　　漫画宣传队编辑出版了《抗战漫画》半月刊，由汉口上海图书杂志公司发行，自1938年1月1日创刊至6月16日，在武汉共出版了12期（后于1940年5月15日在重庆复刊，又出版了3期，仍以漫画宣传队名义编辑，特伟主编，宣文杰督印）。《抗战漫画》是漫画宣传队的机关刊物，实际上是《救亡漫画》的继续，而且影响更广泛，成为全国战时漫画运动的中心刊物。

　　通过这本杂志，全国漫画家有了一个互相联系的中心，也有了共同作战的阵地。每期刊物都有“漫画界消息”、“编辑室谈话”、“工作通信”等栏目，报导全国各地漫画家们的抗战行踪。在全民抗战热情高涨的气氛下，《抗战漫画》刊登的那些创作于炮火中的作品，主题鲜明、形象醒目，很有鼓舞性和号召性。

　　张乐平在《抗战漫画》上发表了《惟有军民合作，才能消灭敌人。》、《最后的挣扎》、《侵略者的坟墓》、《候敌深入，一鼓歼灭！》等数十幅作品。一共12期刊物上，有4期的封面是张乐平绘制的。《没有眼睛的炸弹》发表在1938年4月（《抗战漫画》第8期），画中日本鬼子的炸弹炸毁了美国人的房屋、汽车，连人都被炸得支离破碎。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看，这幅画具有深刻的含义。在一幅题为《幻想中的无敌空军》的作品中，画面上一架“无敌空军”战机在敌人阵地上空呼啸而过，威武无比。特别是画上的两颗能够准确地轰炸敌军兵舰和阵地的炸弹，其外形结构竟然同当今的导弹十分相像。

　　张乐平在《抗战漫画》上还陆续发表了几幅宣传抗日的三毛漫画。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四组，即《三毛的大刀》、《三毛的爸爸》、《可以智取》、《从敌人枪刺下逃出的三毛》，这里面的三毛表现出张乐平忧国忧民的真挚情怀。这时的三毛漫画都围绕着一个主题——抗战，作品中洋溢着作者对中华民族深沉的爱。《三毛的大刀》描绘的是：三毛参军，却因个子太小被拒绝，他挥起大刀，砍倒两棵大树，喊出：“我不信东洋鬼子的颈子比树干还硬。”这幅画鼓舞人们应像三毛一样拿起大刀向日寇头上砍去。

　　漫画宣传队在武昌、汉口等地曾为抗敌演剧队绘制了宣传画，以配合他们的工作。漫画宣传队还和其他一些地方漫画刊物保持联系，协同作战。赵望云主编的《抗战画刊》，用图文并茂的形式进行抗战宣传工作。这本画刊自1938年武汉创刊至1941年停刊，先后辗转长沙、桂林、重庆，发行三十余期，在抗战前后方广泛流传。漫画宣传队员的宣传画、漫画经常发表在该画刊上。

　　据赵望云的子女振武、振川、季平回忆：“在珍藏至今的画刊封底上可以看到特约撰稿人的名单，冯玉祥、田汉、老舍、吴组缃、张仃、张光宇、老向、何容、叶浅予、黄苗子、李可染、张乐平等著名人士赫然在目……画刊上最多见的是赵望云、李可染、张乐平、叶浅予、丁聪等人的宣传画、漫画，画作有强烈的时代气息，虽然不是精雕细刻之作，但强烈的感情色彩洋溢在画面上。这些画及时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侵华暴行，鞭挞了日寇的凶暴、残忍，同时赞颂抗日军民可歌可泣的事迹。画刊用相当篇幅批判了苟且偷安的消极抗战派，更无情地抨击了汪精卫汉奸势力。”

　　张乐平在该画刊上发表的《日寇的欺骗手段》：日本飞机狂轰乱炸，中国百姓尸横遍野，日本飞机竟还无耻地撒下传单，说：“日本飞机不杀中国人民”，这种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欲盖弥彰，荒唐至极。

　　当时在广州由鲁少飞主编的《国家总动员画报》也和漫画宣传队交换画稿、互通声气。漫画宣传队还由叶浅予负责编辑政治部编印的《日寇暴行实录》，记录了日本侵略者对我国人民灭绝人性的残暴罪行。书中照片不少是南京大屠杀的镜头，野蛮的日本兵以杀人取乐，看了令人发指。

　　漫画宣传队原是全凭爱国热情组织起来的，既不熟悉公事来往的官样文章，更不知为个人生活而作计较。人数增加后，经费却并不增加，那时，这些钱只够买绘图材料，队员们只得靠向其他刊物投稿来维持生活。

　　当时，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大批国民党要员云集武汉，武汉成了抗战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实际上是国民政府战时的临时首都。1938年2月，军事委员会政训处等正式改组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是国民党的陈诚，副部长由共产党的周恩来和农工民主党的黄琪翔担任。4月，政治部第三厅成立，郭沫若任厅长，主持对内对外的文化宣传工作。第三厅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阵地。救亡漫画宣传队由原隶属于政训处改为第三厅的附属团体，对外改称抗敌漫画宣传队，原领队、副领队叶浅予和张乐平改称为队长、副队长。漫画宣传队搬到了第三厅的驻地——武昌昙华林文华大学附近。

　　第三厅下设三个处，处长分别为胡愈之、田汉、范寿康，科长有徐寿轩、张志让、尹伯休、洪深、郑用之、徐悲鸿、倪贻德、杜国庠、董维健、冯乃超等。据倪迅《郭沫若和“名流内阁”第三厅》一文中介绍：“还有金山、赵丹、冼星海、郑君里、张乐平、李可染、叶浅予、傅抱石、张曙等，这些知名演员、教授、导演、画家、音乐家、作家，为抗战不计个人荣辱，放弃高薪和舒适的生活，以一己之长投身各种形式的民众动员。第三厅最盛时有两千人，集聚的名流不下百人，‘名流内阁’的雅号由此而来。第三厅有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3个电影放映队，1个漫画宣传队，还有著名的‘孩子剧团’和‘新安旅行团’，还有战地慰劳总会、寒衣委员会。”

　　漫画宣传队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配合形势创作大量的宣传招贴画和参加各种大型活动。例如1938年4月7日至13日，在武汉举办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漫画宣传队创作了数百幅抗战宣传画，以及许多巨幅壁画和漫画，配合武汉三镇数十万人的大游行。

　　漫画宣传队绘制的大幅宣传画和漫画在汉口市区及武昌、硚口等地展出，队里还抽出一部分人力绘制对敌宣传的印刷品。漫画宣传队队员黄茅回忆：“大量的墙头漫画绘制于武汉及其外围，布幅漫画陆续向四乡流动，并且和歌咏、戏剧、演讲、电影队合作。漫画宣传队在中央公园展出，为汉口首次盛大的露天展览会，跟着又举行《抗战建国纲领》的窗橱漫画展于江汉路至中山路，开中国窗橱漫画展的先河。”

　　当时，叶浅予除担任漫画宣传队队长外，还和倪贻德分管第三厅美术科的事，且忙于编辑《日寇暴行实录》，准备前往香港督印，平时，漫画宣传队的队务由副队长张乐平主持，生活由宣文杰掌管。漫画宣传队队员叶冈回忆，“张乐平是漫画宣传队的副领队，是队中造型第一高手。他画的人物经得起解剖，所以队中有大画制作，第一起稿人总是他”，“在抗日漫画宣传队，实际管事人是他。因为叶浅予要兼管三厅美术宣传的事”。

　　1938年4月，国际宣传处需要一批漫画赴苏联展览，漫画宣传队就赶制了45件布画，包括张乐平画的《啊！中国孩子！》等，6月初这一批作品在莫斯科正式展出了。

　　中国空军第一次出境远征，由徐焕升、佟彦博等驾驶两架马丁式轰炸机，于1938年5月20日“空袭”日本本土。飞机携带的不是炸弹，而是抗战宣传传单，其中大部分传单上配有漫画宣传队绘制的漫画。传单纷纷扬扬撒向长崎、福冈、久留米、佐贺等地，成为日本开国以来被他国飞机袭扰本土的首次记录，予骄横的侵略者一个沉重的当头棒喝。这次远征的成功，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在国外也一时传为佳话，被欧美舆论赞为“人道和野蛮的对比”。空袭散发的传单总数不下百万份。

四　安徽

　　1938年五六月间，台儿庄战役胜利后，第三厅让张乐平代表漫画宣传队随郁达夫所组织的慰问团去慰问，后未去成，漫画宣传队派胡考、席与群带着许多作品，随演剧队去台儿庄，进行流动展览，不幸遭敌人的反攻包围，胡、席在徐州突围后辗转上海，再由香港绕道回武汉。

　　抗敌漫画宣传队闻名遐迩。第三战区成立政治部，因漫画宣传队出色的工作成绩，便向第三厅提出暂调漫画宣传队为其工作，为期3个月。漫画宣传队队员们商议后，认为在东部战区扩展漫画宣传工作有其必要性，于是决定由张乐平带领部分队员去当时第三战区政治部所在地——安徽休宁。张乐平和廖冰兄、陆志庠、叶冈于6月9日出发，先坐船到九江，再转火车到南昌，然后换汽车到达休宁。张乐平等离开武汉后，《抗战漫画》半月刊由于缺少主要编辑而停刊。

　　休宁是徽州商人的发祥地之一，多明清时期留下的高墙深院。但战争时期，休宁老百姓的生活是很艰苦的。漫画宣传队到了休宁，住在城里汪姓人家的家里，借用大宅子的一间厅堂作画室。他们在一个墙面大小的布幕上创作，人物由张乐平起稿，战车兵器由廖冰兄、陆志庠起稿，勾线之后，叶冈帮着一起涂色，就这样，一幅特大战阵图诞生了。漫画宣传队在安徽集体创作了不少像这样的大型作品。

　　抗敌漫画宣传队队员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仍然秉承他们一贯的战斗作风，用漫画方式和民众打成一片，做了大量的抗日宣传工作。7月7日，各界人士在屯溪召开七七抗战纪念会，张乐平及队友们就在同日同地举办抗日宣传画展。在安徽的几个月中，他们利用各种材料绘制抗日图画，创作许多布画在省内的休宁、万安、屯溪、祁门、渔亭、岩寺一带流动展览，还遵守通俗化的原则，运用连环画的形式，以士兵及老百姓为对象，唤起民众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当时第三战区所辖地区涉及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战区政治部将漫画宣传品分发给各地军队和地方政府，因宣传效果极好，漫画宣传队俨然成了战区政治部的重心，其出色的工作成绩得到了政府的“嘉奖令”。

　　抗敌演剧七队和演剧五队是属于第三厅的兄弟队，这时也调到第三战区政治部配合工作。漫画宣传队和演剧队遂有一些合作，这也为后来在江西、浙江的“强强联合”奠定了基础。

　　1938年9月，因武汉方面缺少人手，第三厅多次来电催促漫画宣传队队员返回，但第三战区仍希望挽留他们，经多次协商，决定廖冰兄暂时留下来，其他人员回武汉。张乐平、陆志庠、叶冈坐汽车到浙江兰溪，又由兰溪到金华，由金华坐火车经浙赣线、粤汉线抵达长沙，沿途不时用随身携带的布画宣传抗日。在长沙，他们与从武汉撤退下来的漫画宣传队其他队员会合，留在当地工作。

五 长沙 桂林

　　队长叶浅予从香港返回暂时归队。漫画宣传队队员和第三厅其他人员一起住在长沙中学。他们在长沙市区展出从安徽带来的许多布画，又在长沙市区绘制了多幅大壁画，由第三厅的对敌宣传处配了日文标语。

　　有一天，张乐平站在梯子上画壁画，空袭警报突然响起，可他正画得入迷，竟然没有在意。突然，有人在身后大喊：“敌机来了，上面的同志赶快下来隐蔽！”张乐平才猛醒过来，下梯转移。不一会儿，敌机在天空轰鸣盘旋，疯狂地扫射，张乐平刚才作画的墙上留下了深深的弹痕。要不是有人叫他，后果不堪设想。后来，张乐平听说喊他的那个人竟然是周恩来。

　　当时长沙的《抗战日报》是很有影响力的报纸。该报是根据周恩来、徐特立的建议，由田汉任社长、主编，廖沫沙为副主编，于1938年1月28日创办的，被称为是上海《救亡日报》的姊妹报。据储永坤《抗战日报的创刊与停刊》一文介绍：“值得一提的是，该报的漫画在长沙报刊中独树一帜，其中有张乐平、丰子恺、廖冰兄等著名画家的作品，许多读者评论它：图文并茂，丰富多彩。”

　　1938年初冬，长沙的气氛紧张异常，当局决定弃城。漫画宣传队与第三厅人员于傍晚步行向南撤离长沙。凌晨回望长沙方向，远处已是一片火光，这就是当年震惊中外的长沙文夕大火。

　　数年后，日军艺术宣传队来到长沙，看到尚存的漫画宣传队所绘制的巨大醒目的壁画和日文标语，有若干人被激发了艺术的天良放下画笔黯然回国。

　　其实早在1939年初春，日本的漫画界就开过一次座谈会，承认已被中国漫画界打败。

　　漫画宣传队经衡山、衡阳等地，沿途举办画展。衡阳受长沙大火影响，人心恐慌。漫画宣传队抵达的第二天就开出展览会，以淡静的工作来安定浮动的人心，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漫画宣传队和第三厅人员路过衡阳湘桂铁路三塘车站时，曾经听了一次周恩来的形势报告，他对武汉撤退和长沙大火后的战局作了精辟的分析，鼓舞了士气。

　　1938年12月，张乐平率领漫画宣传队撤退到桂林，在七星岩、桂林市商会及桂东路街头等地举行抗战漫画展览。漫画宣传队和第三厅一起住在桂林的一所中学校里。《抗战画刊》报导：“漫画宣传队由张乐平率领来桂，准备在此举行大幅彩色画展，不久仍分发各战区工作云。”特伟由广州来到桂林重新加入了漫画宣传队，廖冰兄仍留在第三战区。此时，漫画宣传队有叶浅予、张乐平、特伟、廖冰兄、陆志庠、宣文杰、陶谋基、席与群、黄茅、叶冈、麦非。而胡考、张仃、陶今也、梁白波已先后离队（胡考、张仃去了延安）。在桂林期间，周令钊、廖末林曾一度参加了漫画宣传队的工作。因老队长叶浅予受命为政治部第三厅第七处去香港筹办《今日中国》画报，漫画宣传队决定由张乐平任队长（领队）。

　　漫画宣传队除了开画展外，以休整为主。当时，桂林不断遭到敌人炮火的侵袭，漫画宣传队队部只得疏散到郊区龙形岩施家园。漫画宣传队后来开办了漫画研究班和战时训练班，培训漫画创作人员。

　　1939年春，漫画宣传队接到通知，又被要求派人去第三战区工作，那时第三战区政治部已迁到江西上饶。漫画宣传队决定兵分两路，张乐平与特伟、麦非、叶冈奔赴第三战区前线，和先期在上饶的廖冰兄会合；其余人员除了有几位因故离队外，暂时留守桂林待命。分手之时大家商定，一年后在四川“会师”。

六 上饶 金华

　　张乐平带领的漫画宣传队到达上饶后，住在上饶城郊汪家园，毗邻第三战区政治部。其住处衔接乡间老俵路荷叶街，那里驻有《前线日报》社和演剧五队等。漫画宣传队租用农家老俵的厢房，屋内几张竹床，一张凹凸不平的桌子、几只木凳，还有一个书架。这就是漫画宣传队的工作室，物质生活虽然困难，大家却过得充实快乐。讨厌的是专员公署的几名小角色（特务机构的小特务），常闯到漫画宣传队，有时还会趁他们不在家破窗而入，想找到可以拿去领赏的东西。

　　特伟回忆：“在江西上饶第三战区搞漫画宣传工作，那时候挺苦的，每天画到深夜，从画稿开始一直到刻蜡纸，一直到印刷，到拿出去贴起来，都是自己动手。累得晚上回来要喝咖啡，喝到后来，喝咖啡都没有用了，照样睡觉。”

　　漫画宣传队购买了一些进步书籍，如鲁迅、高尔基、托尔斯泰的著作，以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他们公开把书放在书架上。对此，当局表示不满。后来政治气氛日益恶劣，当局暗中监视第三厅派去的团体。漫画宣传队于是想提早离开第三战区，但当局不予批准，最后在队长张乐平负责具保后，才只准特伟和廖冰兄离开。特伟在上饶只住了三个月，回到桂林后，成为留在桂林的漫画宣传队的队长。此时，第三厅下属的漫画宣传队分为两支独立队伍，分别由张乐平和特伟带领。特伟领导的漫画宣传队在桂林和重庆开展了抗日宣传活动。

　　1939年夏初，为了避免当局的迫害，张乐平和中央通讯社摄影记者俞昌硕等人携带一批布画到浙东宁波及浙西天目山一带流动展览。

　　天目山位于浙江省西北部。“浙江省政府兼抗日自卫团总司令部浙西行署”，即后来的“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简称浙西行署），就设在西天目山禅源寺。天目山地势险峻，自古以来作为军事要地，易守难攻。日军侵占天目山北麓的孝丰县后，曾以相当兵力攀登羊角岭，企图进犯天目山，见山势险峻难以攀登，惧怕被歼，半途折返。论自然条件，天目山堪称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理想环境。

　　张乐平走了两个多月，画了很多素描和速写。入秋时，他在金华举办了个人战地素描展，并将展览的全部收入捐献给抗日救亡运动。张乐平在画展前言中说：“我更看到一种可喜的现象，便是前方战士与民众是怎样热爱着漫画，尤其是带有连环故事式的布画。虽然是在夜晚中，也有不少乘烛来观的。这是怎样启示着每个绘画工作者应该怎样加倍的努力，以及更证明了绘画在宣传上是怎样的需要！”

　　在个人画展上，张乐平结识了正在金华出演于伶的《夜光杯》和吴祖光的《凤凰城》的浙江中心剧团的主要演员冯雏音。冯雏音出生在上海，原籍是浙江上虞，冯家是书香门第，其父冯步青是上海有名的律师，《鲁迅日记》中曾提到，鲁迅先生请冯步青出面为家里的女工阿花主持公道。冯雏音也是为了宣传抗日离开上海的。

　　张乐平又结识了项荒途、邵荃麟、葛琴、聂绀弩，万湜思、郑野夫等人，恰巧赖少其去皖南新四军军部的途中经过金华，他们协助张乐平筹备了这个展览会，后又共同发起、筹办创刊了《刀与笔》杂志。编辑委员会除张乐平之外，还有万湜思、章西厓、金逢孙、项荒途、冼群、匡辛芜，其中章西厓加入了漫画宣传队。

　　张乐平画了许多“漫画示范”：《我军与敌军武器比较》、《我军与敌军姿态比较》、《敌寇姿态》、《敌寇脸谱》、《苦难绝望的日本人民》等，发表在报刊上或印成传单，以供各地组织抗日宣传活动。漫画宣传队的“漫画示范”为宣传创作提供了样版，让不会画画的群众参与其中，壮大了漫画宣传的队伍，于是一些出自民众之手的模仿创作也散见于街头巷尾。中央社记者还把漫画宣传队的作品拍成照片分发各地。

　　当时的金华已成为整个东战场（即东南五省）的经济文化中心，张乐平和漫画宣传队队员们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并深入前线宣传和创作。

　　1939年9月21日《大风》期刊（第107期），刊登了《张乐平先生战地素描展》特辑，版画家项荒途发表了一篇题为《读战地素描预展后》的文章，他写道：“今日的张先生，生活在战斗中，过的是战斗的生活，抗战以来的作品，无论作风与内容上都配合着抗战的需要，不是很‘抽象’地离开了群众，或者专门在趣味上用工夫……张先生的一百多帧作品明白的告诉我们，他为了忠实的反映现实，随时随刻在加深对现实的了解，并且随时随刻不忘记自己技术上的修养这一点，的确是：今日我个人对张先生的认识，并且也该是许多绘画工作者应当向张先生学习的地方……一位反映现实的绘画工作者，他所采取的主题一定不会逃到抗战的外面去，如张先生的一百多帧作品当中他给我们写出前线士兵的正常娱乐，写出军民间的亲密关系，写出在‘政治进攻’声中努力建设的天目山，写出沦陷区的学生，战区的民众教育，以及前线士兵的战余生活，……他的主题是多面性的，但是他并不是不加选择的犯上自然主义的毛病，也不像公式主义那样机械地拿一个口号来代替主题。”版画家万湜思撰文介绍：“‘张先生——张乐平先生！’如果说介绍，我想：便这样够了。因为这名字，在读者一定早已熟悉。人呢，正如他那‘自画像’，凝视着目光所能抓住的一切，那样一刻不停聚精会神地工作着！我是说的他真是挺忠实于工作的一个。‘艺术家’的气氛，一点也不带，朴实得很：你跟他第一次见面，也连一点客气都没有。坐下来，便低言慎语地跟你谈：艺术工作者应怎样为祖国服务诸问题。”木刻家赖少其指出：“一般美术学校的学生，及中学生，都永远关在学校中学习，倒把社会——战场——丢到脑后，这种落后的传统的方法，实在给与中国绘画很大的恶劣的影响；乐平正提出了新的正确的方法：便是到战场去！”作家、时任中共东南文委书记邵荃麟撰文称：“张乐平先生在金华要举行一次素描展览，大风社特地出一漫木特刊，这消息引起我很大兴奋。”

　　张乐平回到上饶后，政治气候有所缓和，但因离开上饶的时间较长，他还是遭到第三战区政治部领导的训斥。由于张乐平一直在从事抗日活动，当局拿他也没有办法。这个时期张乐平和漫画队的战友们经常来往于金华和上饶，在金华曾举行义卖画像，得款全数用于捐助寒衣。当时《浙江战时教育文化月刊》报道称：“应绘者颇为踊跃，实开浙江省画展未有之新记录云。”　

　　虽然条件非常艰苦，但漫画宣传队队员们依然孜孜不倦地工作、学习，室内窗明几净，被称为“高等文化区”。他们往来的朋友很多，与演剧队关系尤其好。演剧七队队长冼群，队员有王澧泉﹑罗毅之﹑张清泉﹑黄宛苏﹑诸葛明﹑殷振家﹑林岚﹑熊俊英等。演剧五队队长王梦生，队员有杨华生、张樵侬、金犁、金羽、王耀祖、王理庭等，大都来自上海。演剧队队员总爱去漫画宣传队“串串门”，张乐平等照样工作，演剧队的人也不打扰他们，只找些报纸杂志来看，无拘无束，又互不干扰。

　　演剧七队队长冼群主编的《戏剧月刊》第1期上，刊载了夏衍的《再论此时此地剧运》和邵荃麟、葛琴、聂绀弩、骆宾基、辛劳等进步作家的文章，受到责难，被“勒令”停刊。张乐平闻讯后挺身而出，他说：“现在上演的抗日剧本和歌曲，有几个不是这些作家写的？都能禁演吗？再说，他们写的都是抗日的文章，何罪之有？”结果战区政治部只好不了了之。张乐平为冼群解了围，《戏剧月刊》得以继续发行。

　　漫画宣传队画了许多布画，在演剧五队、七队的配合下，不断巡回展出。上饶的《前线日报》日发行量达2万余份，发行到闽、浙、赣、苏、皖、湘、桂七省，在东部战区颇有影响。由张乐平担任主编，漫画宣传队还在《前线日报》上编辑《星期漫画》副刊。他们还编绘油印的《漫画旬刊》，分发到各地张贴及潜入赣浙沦陷区散发。这些作品揭露日军的暴行和汉奸的丑恶嘴脸，批判消极主义，预言侵略者必败，中国人民必胜。有的作品以“报导漫画”形式，揭露日军对战区的蹂躏、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反映了前后方人民和抗日士兵的战斗生活。“报导漫画”既有新闻性，又有漫画特点，给人以真实、及时、具体、生动活泼之感，在抗战漫画宣传工作中起着特殊的社会作用。

　　张乐平陆续发表了连环漫画《抗战序曲》、《阿福从军记》等以及《它污辱了我们五千年的文化》、《这一槌的滋味如何》、《“皇军”妻子们的悲哀》等作品。《抗战序曲》中，勇士们失去家园，要与日寇誓死一搏；《阿福从军记》中，阿福本无意抗敌，可种种惨绝人寰的事实，唤起他人性的良知和民族的尊严，使之加入抗战的洪流……张乐平与漫画宣传队的其他成员创作了一批又一批宣传画和漫画作品，在各地流动展览，并深入前线创作，除了在《前线日报》、《漫画旬刊》上发表，还在《大风》、《浙江潮》等刊物上发表或出特刊。

　　那时社会上会画漫画的人很少，几乎没有外来稿件，全靠漫画宣传队自身的力量，工作紧张，加上敌机骚扰，有时一天拉几次警报，到了规定时限尚未送出画稿和版样，为了补偿空袭消耗的大量时间，开夜车是常事。冬天身裹被毯御寒，夏天蒙头包足防蚊，待到完稿时已鸡鸣天亮，才喘口气，活动活动筋骨，在蒙蒙晨雾中跨上以船相接的渡桥进城去，各人狼吞一碗豆花以安慰。有一天警报拉响不久，嗡嗡声自远而近，大家跑到田野，还未藏好，空中一阵星光闪烁，目标是汪家园，随即爆发轰隆隆巨响，浓烟滚滚，敌机又在狂轰滥炸！等大家赶回住处，街上断垣残壁，血肉横飞，惨不忍睹，队员们悲愤万分，立即创作了《轰炸不了我们抗战到底的决心！》、《血债要用血来还！》、《欣赏呢还是伤悼？》、《誓为死难者报仇！》等画稿发表在《星期漫画》上，社会反响强烈。

　　张乐平在《前线日报》上发表了一组深入前线创作的浙西战地速写——《抗日英雄故事》。12个响亮的名字：许金、方以贵、刘生云、奉剑秋、蔡得标、冯世雄、钱国梁、田春桃、萧忠明、唐义球、王栋国、阳谦即，一个个鲜活的英雄事迹，他们奋勇杀敌，视死如归。张乐平还用画笔记录了前线阵地的战斗生活：站岗放哨，挖战壕，瞄准射击，抢救伤员，以及激烈战斗后残破的战场等。

　　据漫画宣传队队员章西厓回忆：“张乐平思绪敏捷深邃，作画快速认真，有时一稿反复要画几张，直到满意后才决定发表。”

　　1940年，张乐平创作了一套以汉奸为主人翁的连环漫画《王八别传》，把日本鬼子的残酷凶暴和汉奸的无耻卑鄙的嘴脸刻画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黄永玉后来回忆这套连环漫画：“简直妙透了、精彩透了！笔墨挥洒如刺刀钢枪冲刺，恨日本鬼，恨狗汉奸，恨得真狠！而日本鬼的残酷凶暴和狗汉奸的无耻下流也实在难找替身。　他想得那么精确传神，用笔舒畅灵活且总是一气呵成。看完这四幅又等待下四幅，焦急心情，如周末守侯星期天，茫然心情是十天半月后的等待。”《王八别传》先发表于《刀与笔》上，后又在《前线日报》上连载。

　　漫画宣传队在紧锣密鼓的宣传工作中，也有一些颇有趣的小插曲。1939年冬，演剧七队大部分成员由罗毅之率领赴皖南前线工作，演剧五队也不在上饶，而战区政治部有一个紧急任务，要演出一台戏，当时七队除了女队员外，留下来的男队员不多，只好寻求外援，要张乐平帮忙。张乐平笑了：“阿拉又不会演戏，再讲，阿拉的国语也不来事！”演剧七队的人说：“你只要给我们人，别的你不用管啦。”救场如救火，张乐平动员叶冈和麦非参加冼群创作的反战讽刺喜剧《一朵小红花》。叶冈身材高大，扮演剧中一个日本“武士道”士兵，他的“兰青官话”说得不错，效果很好。麦非虽然身材较矮小，但很会演戏，他的一口“广东官话”，不时引起阵阵笑声。这个戏只匆匆排了一两次，但演出很成功。平时，漫画宣传队常帮助演剧队画海报、布景，演剧队也从漫画宣传队的作品中吸收内容。例如，演剧五队演唱的《西洋镜》，就是根据张乐平画的连环漫画《打东洋》注入了抗日的新内容。

　　漫画宣传队经常和演剧队“强强联合”。据演剧队导演兼演员殷振家回忆：“张乐平领队的漫画宣传队和抗敌演剧第五、七两队以及抗敌宣传第二队，确实是名符其实的兄弟队；尤其是抗战后期，张乐平夫妇和新演剧七队（由抗宣一队改编）的关系，更是同生死共患难的‘生死之交’，用‘烽火连天同生死’来概括他和演剧队的缘分，倒是十分确切的。”“我们五、七两队队员化装成农民、工人、小市民掮着漫画牌在街头、乡镇、农村、部队展出，这种‘化装展出’的新形式，也是乐平的一大发明，展出配合街头剧、歌咏和演说，很受广大观众欢迎，在东南战场影响也很大。”

　　由于众多演剧队队员的参与，大大提高了漫画宣传队的宣传效果。漫画宣传队布置画展时，能说会道的演剧队队员就向群众讲解。漫画挂在街头，画在墙上，群众一有空隙便去观看，并不影响生产劳动。不少老百姓因为看了抗日漫画而志愿参军。漫画宣传队除了在上饶地区宣传外，足迹遍及浙江的金华、淳安、遂安、开化、华埠、常山、衢县、兰溪、龙泉和江西的玉山等地。

　　张乐平率领抗敌漫画宣传队在东部战区开展了一系列抗日宣传工作。他们善于发动群众，通过开办漫画训练班、广为散发“漫画示范”资料、与抗敌演剧队联手合作等方式，大大提高了宣传效果。他们所作的漫画、宣传画张贴在了大街小巷、乡村农舍、战斗前线；他们的画展不断在街头、乡镇、农村、部队流动展出，激励了广大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漫画宣传队因出色的成绩，曾一再获得嘉奖。

　　在上饶期间，当局通知，凡是第三厅派来的附属团体（抗敌演剧第五、第七队，抗敌宣传第二队和抗敌漫画宣传队，共约200人），必须以“团体”名义参加国民党（即整个团队属于国民党管），否则中止一切给养，禁止任何团体活动。张乐平、叶冈、麦非、章西厓他们立即去函第三厅询问情况，但是杳无音讯。他们考虑再三后，为了保住漫画宣传队，被迫在表面上同意以漫画宣传队“团队”名义加入国民党，但私下决定个人决不参加国民党党内任何活动。上级要求每个人都要上交照片，张乐平在拍照时就故意闭着眼睛，再在照片上画了一双不像本人的眼睛蒙混过关。后来上级居然用欺骗的手段把贴着他们照片的“党证”发给个人，遭到第三厅附属团体的绝大部分人员包括张乐平的坚决抵制，他们坚决表示从来没有以个人名义申请入党，不承认自己是国民党党员，拒绝参加任何“党组织”的活动，也拒绝缴纳所谓的党费。后来这场闹剧不了了之，“集体参加国民党”就此流产，国民党也没有把这些人列为“党内人士”，但这件事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却成为了批斗那些抗日人员的重大“罪证”。

　　由于上饶时常遭受空袭，漫画宣传队后来搬到了离战区政治部约六七里的小南塘居住。1940年7月，抗宣二队队长何惧和演剧五队戏剧指导员王澧泉因“左倾嫌疑”被战区政治部“专员室”无理扣押，张乐平领头抗议，经多次交涉，终于使何惧和王澧泉释放出狱。

　　1940年，蒋介石授意改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撤销第三厅，另设立文化工作委员会。当局想要解散在重庆和在上饶原属第三厅的这两支抗敌漫画宣传队，准备停发经费。其实，第三厅每月拨给这两支漫画宣传队的经费各仅300元，平时队员们一直在自筹资金，当时物价飞涨，漫画宣传队也因缺少经费而难以生存，不得不考虑自行解散。1940年底，传来在重庆的漫画宣传队解散的消息，第三战区新任的政治部主任随即向在上饶的漫画宣传队索取曾经借支的生活费，弄得张乐平他们狼狈不堪。此时《前线日报》社长马树礼接任第三科科长，在他的帮助下，漫画宣传队的工作仍坚持了一段时间。几个月后，麦非和章西厓参加了战区政治部工作，叶冈回桐庐老家了，张乐平留在上饶，仍坚持保留着“漫画宣传队”的名义，然而已得不到由第三厅改设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任何经费。

七 绍兴 诸暨

　　1940年初冬，绍兴、诸暨一带一度沦陷，又失而复得，张乐平受《东南日报》之约，实地创作。

　　战争期间，绍兴运输受阻，粮食采购中断，米业衰落。诸暨、嵊县、新昌县城遭日机轰炸，粮店大部分被毁。绍兴粮商大户纷纷隐逃外地，或缩小规模，雇工维持营业。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商人囤积居奇，出现严重的米荒，粮价暴涨，民不聊生，苦不堪言，米荒使本就千疮百孔的绍兴各业更加虚弱无力。张乐平来到此地，用画笔记录了满目疮痍、饿殍尸骨的悲惨场景。

　　张乐平还曾来到诸暨。当年担任向导（也是警卫）的诸暨战地服务队队员回忆起引导张乐平采访的那段经历：“这两年，日军的铁蹄一次次踏破诸暨县的城门，枪刺上的膏药旗，就那样飘呀飘，煽起兽性的火苗；头盔下的遮挡布，就那样摇啊摇，掀起杀戮的风暴。几次‘扫荡’，古老美丽的诸暨变成血肉的屠场、瓦砾的废墟。

　　“我引领张乐平先生率先登上县城后面的胡公台山，来到山上被鬼子烧毁只留下半个大殿的胡公庙，唏嘘一番后，爬上山顶，在寒风中俯瞰县城全貌，一片破残，不堪入目——城墙一半被毁，一半屹立，已成废墟……下得山来，脚下一条条青石板铺成的街道，上面留下炮轰弹击的坑坑洞洞；走过一条又一条的街道，不少青石板被埋在厚厚的尘土里，穿过街道，是一座大石桥（叫‘浮桥’，也叫‘太平桥’），中间被炸，不能通行……西施殿已是一片废墟，鬼子第一次进犯时就被烧毁了；又登上城墙，在城墙上眺望，目光所及苍苍茫茫，寂静，死一般的寂静……

　　“回来后，张乐平先生在煤油灯下连夜挥笔，将劫后诸暨的惨景告之于世人……诸暨没有屈服，诸暨在废墟上新生！我望着张乐平先生在纸上画下的被鬼子糟蹋的诸暨，仿佛觉得他的每一幅作品就是一颗射向鬼子的仇恨的子弹，每一幅漫画就是一支鼓动民众奋起抗战的号角。”

　　194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纪念日，张乐平与冯雏音在江西玉山结为伉俪。后来两人同甘共苦五十余年，黄永玉称赞张乐平夫妇“心胸之博大，他们情感落脚处之为凡人所不及”。

　　1941年7月，经过张乐平的不懈努力，终于使漫画宣传队生存下来，改隶属第三战区政治部，获得一点经费。张乐平在上饶又重组队伍，仍任队长，老队员叶冈回来了，又增加了新队员叶苗。漫画宣传队参加了第三战区政治部组织的文化设计委员会的工作，开办了漫画训练班，张乐平还负责《士兵之友》和《兵与民》刊物的编印，继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三四个月后，叶冈和叶苗相继离去，第三战区把丁深调进了漫画宣传队。至1942年春季，漫画宣传队终因严重缺乏经费而解散。

　　战后，1946年2月张乐平等人曾经在上海文汇报馆的一次座谈会上回忆漫画宣传队的解散，气愤地说：“漫画界同人始终以纯洁无瑕的襟怀，敌忾同仇的热情，含辛茹苦，不计利害，不顾攻击诬陷，献身为抗战服役为国家服务，精神的亢进冲淡了物质的痛苦，不作一声，不喊一声。可是，在需要的时候，政府把宣传队东遣西调，要驱之‘深入不毛’，而危急时，高唱军政自顾不暇而置之不理，而到不需要时，就一脚踢开，不管你流落他方、生死存亡。本来，漫画工作者并不企图拿公费出洋考察，更不希望高官厚禄显扬门第，可是，看到这种不负责任、心血来潮、颐指如意的作风，展望今后的所谓复员工作，怎禁得住不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存亡担忧。”

八 赣 州

　　1942年5月，爆发浙赣会战，日寇进犯上饶。张乐平和家人在《前线日报》主编宦乡的帮助下，乘船离开上饶到达铅山，又历尽艰险，主要靠步行，经过福建崇安、建阳、南平到永安，在中央通讯社欧化群等人帮助下沿途举办抗日画展，一路跋涉到达江西赣州。在离开上饶的那段日子里，张乐平夫妇背着小孩，随着逃难的民众，跋山涉水，吃尽了苦头。

　　赣州“四面环山三面水，两江托起赣州城”的复杂地形，易守难攻，成为中国东南地区抗战的大本营。众多机构——商务印书馆、同济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地方银行总行、上海大东书局浙江印制分厂等，先后搬迁到过这里。

　　蒋经国来到赣州，身兼行署专员和保安司令，他在赣州搞模范区，各地流落到赣州的人很多，更有一大批仁人志士在这里卧薪尝胆。

　　因为张乐平是名人，在赣州的一些朋友已从中央通讯社的电报新闻中，得知张乐平夫妇将到赣州的消息。1942年8月，张乐平到达后，在陆志庠、余白墅、罗世候以及驻赣州的教育部戏剧教育演剧二队的曾也鲁、王澧泉、殷振家等人的帮助下，在赣州中山公园举办了个人抗战宣传画展。是年冬天，他又随教育部剧教二队去泰和办画展。当时，包括张乐平在内的一些知名外来画家，在赣州、宁都等地举办了《抗日画展》、《抗战美展》、《抗日救亡漫画展览》等，宣传抗战。张乐平还主编了《大同漫画》以及《大同报》漫画版，除了大部分是宣传抗日，其中还包括一些反德意法西斯的主题，例如：张乐平创作的《希特勒必将有的下场》，专横跋扈的希特勒，也畏惧四面八方来的子弹，左右躲闪，终是自掘坟墓；《墨索里尼特写》中，贪婪的墨索里尼鼓足腮帮子，拼命地往橡皮人里吹气，直到它膨胀至无力承受而爆炸，带着墨索里尼同归于尽。

　　张乐平兼任赣州民众教育馆美术干事，创作了不少宣传画和漫画。中国茶叶出口公司在赣州设有“东路运输站”（即“东南分站”），站上有一位叫周苏的上海人，是张乐平在武汉认识的朋友，介绍张与站长相识。站长很重视人才，早就听说张乐平的大名，就于1943年6月请他进站工作。名义上是设计统计图表，其实，运输站并不需要设计什么统计表，这全然是给他一份薪水，让他继续创作漫画。张乐平在赣州期间，从没停止过抗战漫画和宣传画的创作。

　　日本鬼子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和世间的种种不平现象，张乐平都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他据此创作了不少针砭时弊、揭露世态炎凉和官商勾结等不良风气的作品。

　　据当时在正气日报社工作的书法家李振亚回忆，张乐平总是能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无论是什么时候，他一直都用自己的幽默语言感染报社的同事”。演剧队殷振家回忆在赣州时，“我们都很钦服乐平的骨气”。“乐平从未‘为五斗米折腰’，真正的正气凛然”。

　　张乐平的两个女儿已经降生，家里负担较重，生活清贫，但演剧十队在赣州演出《阿Q正传》时，张乐平仍全力相助，分文不取。他为十队画了一张特大的演出海报，阿Q站在一个特大的Q中间，十分醒目。这幅画在赣州市中心中山公园的大门上方展出，吸引了不少过往行人，演出因此盛况空前。十队队长沈默与张乐平是老朋友，问张乐平有什么困难没有，张乐平笑笑：“哈哈，蛮好。”

　　一次，由抗宣一队改编的剧宣七队（即新演剧七队），在赣州演出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和冼星海的《军民进行曲》时，遭到宪兵特务的干扰和捣乱，说剧宣七队居然演延安的作品。张乐平义愤填膺，和文艺界朋友联名写信到《正气日报》质问：“难道抗日也有罪？”蒋经国不得不出面调停此事。

　　1944年夏，张乐平参与编辑了《万象集》、《爱与憎》等书，由战地图书出版社在福建崇安、建阳出版发行。

九 广 东

　　1945年1月，日寇沿南昌至赣州公路向南侵犯，赣州危急。张乐平一家随剧宣七队一起撤往广东。剧宣七队队长吴荻舟，队副徐洗尘，队员有史进、潘予、俞亮、林韵、齐牧冬、张琢、胡振表、方荧等。剧宣七队利用自己是第七战区演剧宣传队的合法身份，掩护了张乐平、陆志庠、盛家伦（音乐家）等一些进步文化人士。

　　在撤退路上，张乐平夫妇带着两个小孩，生活十分艰苦，几乎卖掉了所有值钱的东西，但是惟有那个装着抗战作品的箱子，仍一直带在身边。为了生存，张乐平连脚上的皮鞋都脱了，赤着脚叫卖；夫妇俩甚至不惜变卖结婚戒指。他俩还和朋友一起摆过饭摊，卖上海菜饭度日。但是，无论生活怎么艰苦，张乐平总是保持着乐观的精神状态。

　　张乐平就是这样一个开朗的人。据黄永玉回忆：“乐平兄在人格上总是那么优雅。没叫过苦，没见过他狂笑失态，有时小得意时，大拇指也翘得恰到好处，说一句：‘这物事邪气崭格！’我这人野性得很，跟着他却是服服帖帖。”

　　张乐平在剧宣七队的帮助下，沿途在江西龙南、定南和广东和平、兴宁举办张乐平和陆志庠的画展（因为张乐平与陆志庠曾一度在途中走散，陆的画由张乐平代为展出）。张乐平一家的生活也得到剧宣七队的帮助，他们和剧宣七队同住在兴宁朝天围。

　　3月，在兴宁的南京大戏院展览时，张乐平的漫画被美军第十四航空队东江分站的军官看中，遂邀请张乐平为他们创作漫画。张乐平定期把抗日漫画交给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由航空队负责配上日文印成传单，至敌占区及日本本土空投散发。

　　5月底，因印刷条件问题，美军航空队迁往广东梅县，就请张乐平到那里工作。张乐平一家住在离城区约四五里路的郊区挖子里，航空队专门在广益女子中学里借了一间房子作为张乐平创作漫画的工作室。工作室里还有一位叫“力修”的洋人及两位翻译，英文翻译是曾经在中山大学当教授的马小骥，日文翻译是姓沈的台湾人。据马小骥说，因为他们的宣传工作做得好，在潮州、汕头一带的敌人，反战情绪很高，且时有自杀的，并且这一带的敌伪军也彷徨不安。张乐平一直为航空队作抗日宣传画，直至抗战胜利。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张乐平由汕头乘海轮到香港，再转车至广州，搭乘美国军用飞机于1945年11月20日回到了阔别八年的上海。

结束语

　　张乐平和他的战友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在枪林弹雨和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中，创作出了一幅幅鼓舞人心的战斗作品。正如张乐平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所说：“虽然在八年的艰苦奋斗中，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从大壁画到布画，由布画改绘磅纸，由磅纸而草纸，由制版而改以刻木，我们从没放弃过一刻的岗位。”

　　叶浅予、张乐平带队在江苏、湖北、湖南、广西，张乐平带队在安徽、江西、浙江，特伟带队在广西、重庆，漫画宣传队从1937年8月成立，到1942年春季全部解散，历时四年半，举办展览数百次，编辑出版报刊、杂志、画册多种，开办漫画训练班多次，绘制宣传画、漫画数不胜数，还与演剧队联手开展了许多抗日宣传活动。漫画宣传队和政治部第三厅所属的兄弟文艺团队一样，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漫画宣传队成员来自四面八方，当时都是干劲十足、精力充沛、富有朝气的年轻人，为了打败凶恶的日本侵略者，宁愿牺牲个人的一切，不讲条件，不畏艰苦，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坚持工作。

　　漫画宣传队的创作题材范围几乎包括了抗日战争的方方面面，主要为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精神与业绩、唤起民众团结抗日、讴歌奋勇杀敌的抗日将士、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揭穿汉奸卖国贼的丑恶面目、瓦解敌伪军士气、表达抗战必胜信念等，还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对敌宣传中还有描绘日本人民反战、反侵略活动的作品。另外，针砭时弊、讽刺腐败等也是漫画宣传队创作的内容。

　　抗战时期，张乐平在报刊上发表的抗日漫画和宣传画，据不完全统计，散见于《社会日报》、《救亡漫画》、《战斗画报》、《战时日报》、《半月文摘》、《抗战漫画》、《抗战画刊》、《战时画刊》、《国家总动员画报》、《抗战日报》、《自由谭》、《刀与笔》、《大风》、《良友》、《浙江潮》、《浙江妇女》、《前线日报》、《东南日报》、《漫画旬刊》、《士兵之友》、《兵与民》、《大同报》、《大同漫画》、《正气日报》等报刊杂志上。其中有许多已无法查找，今天还能收集到当年的抗战作品，多半是靠残剩的报刊。当然，当时创作更多的是大量直接用于宣传的传单、招贴、布画和壁画等。这些带血的作品记录了中华民族的灾难和奋起，也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证词之一。

　　抗战八年中，中国的漫画家们以笔为武器，纷纷投入战斗，但像张乐平那样长时间深入基层及多次奔赴前线创作、宣传的画家毕竟不多见。文史学家魏绍昌说：“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张乐平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辗转沪、苏、鄂、皖、浙、湘、桂、赣、闽、粤诸地，以画笔为武器，为中华民族的救亡生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尤其是张乐平与他的漫画队友们在东南一带战地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地宣传抗战的史迹，理应在中国漫画史上占有光荣和重要的一页。”

　　张乐平是坚持战斗在抗日宣传第一线时间最久的漫画家。当年的漫画宣传队队员叶冈曾说：“张乐平是漫画队的当家人，也是自始至终厮守到最后的一个。全队星散之后，只剩他一人还在孤军作战。”

　　漫画宣传队队员章西厓回忆：“漫画队工作紧张，生活艰苦，但大家都有一颗炎黄子孙的爱国红心，不计甘苦，仇恨敌伪，憎恶发国难财，鄙夷政客官僚的腐败，反对迷信落后，以笔为刀，直向魑魅魍魉痛击，可谓尽心尽力，为抗战的最后胜利，漫画队作出了自己些许贡献。”

　　虽然这段血与火铸就的历史，特别是张乐平率领漫画宣传队在东部地区的战斗，早已鲜为人知，但就是这段经历，成了张乐平日后创作传世之作《三毛从军记》的丰富源泉。

　　张乐平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不无感慨地说，漫画宣传队创作的作品“当时贴遍江南城镇街头，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回想当年我们在警报频仍中闭窗秉烛作画的情景，至今犹觉热血奔涌……我这个漫画兵从1937年画到1945年，经历了抗战的全过程，武器就是一支画笔。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当年的作品，虽不成熟，笔底感情却是真挚的。激于民族的义愤，我们曾以苦为乐，不负祖国的托付，尽了自己的职责”。

　　这样的抗战史迹，堪称中国漫画史上光荣而又重要的一页，是爱国主义的教材。特别是当前，这些具有历史见证作用的资料，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百般美化侵略战争的有力回击。

　　抗日战争结束后，张乐平和漫画宣传队的战友们继续活跃在画坛上，正如张乐平于1946年2月在上海文汇报馆的座谈会上所说：“现在敌人虽已屈服，但我们决不因此而解甲，今后在复新的环境中更须认清立场，公正严肃地继续努力。”

　　抗日救亡漫画战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不能忘怀的是那段激情飞扬的岁月，那些爱恨激荡的作品，那场殊死搏斗的战争……

主要书面参考资料：

[1]张乐平先生战地素描展特辑·大风，总第107期，1939年9月21日。

[2]漫画界的回顾与前瞻·座谈会记录·出席者：张乐平、张文元、章西厓、 陈烟桥、马国亮、丁聪、余所亚·文汇报，1946年2月24日。

[3]黄茅·漫画艺术讲话·商务印书馆，1947年3月。

[4]冯雏音·冯雏音自传，1952年。

[5]张乐平·张乐平自传，1956年。

[6]黄苗子·抗战时期的漫画·漫画半月刊，1957年第8期。

[7]宣文杰·抗日战争时期的漫画宣传队·美术，1979年第6期。

[8]王乐天·抗日漫画宣传队伍之形成·光明日报，1985年8月18日。

[9]张乐平·我们曾是漫画兵·羊城晚报，1985年9月14日。

[10]毕克官、黄远林·中国漫画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10月。

[11]田子渝·三毛在武汉·长江日报，1988年12月26日。

[12]殷振家·三毛之父与戏剧的缘分·话剧，1993年第1期。

[13]西厓·回忆“漫画宣传队”·瞭望·新闻周刊，1995年第33期。

[14]振武、振川、季平·赵望云与《抗战画刊》·人民日报，1995年8月27日。

[15]项冰如·也曾热血画战士·衢州日报，1995年9月5日。

[16]叶冈·浅予画传·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5月。

[17]森哲郎·中国抗日漫画史·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9月。

[18]王英·三毛之父——平民画家张乐平·文汇出版社，2001年6月。

[19]叶冈·怀念乐平·新民晚报，2002年10月2日。

[20]黄永玉·我少年、青年、中年、暮年心中的张乐平·比我老的老头·作家出版社，2003年7月。

[21]储永坤·《抗战日报》的创刊与停刊·军事记者，2004年第8期。

[22]毕克官·中国漫画史话·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

[23]刘季良口述、周景良整理·和张乐平在战乱中·嘉兴日报，2005年6月28日。

[24]玫瑰夫人·张乐平漫画《劫后诸暨》·现代金报，2005年7月10日。

[25]钱鹰飙、赵丽芳·赣州：卧薪尝胆的大后方·信息日报，2005年8月3日。

[26]倪迅·郭沫若和“名流内阁”第三厅·光明日报，2005年7月23日。

[27]曹欣欣·论抗战漫画·抗日战争研究·近代史研究杂志社，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