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时代
我的书桌上又新增加了几封读者来信。有的来自隔山隔水的边远山镇，有的来自我所生活的城市。他们多数都是孩子，都怀着一颗纯洁的心，向我打听“三毛”是怎样诞生的。从他们清晰、端正的笔迹中，可以看出他们有画线条的功夫。我猜想，这是一些爱好绘画的孩子。
我爱他们，他们使我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时代。
“三毛”虽然是我在一九三五年开始创作的一个艺术形象，但是三毛的影子却很早就活在我的脑子里。在他身上，也有我自己童年和少年生活的片断。
我是浙江省海盐县黄庵头村人，家里一共有四个姐妹兄弟。我父亲是一位乡村小学的教师，每月收入非常微薄，很难供养一家六口。我母亲经常为别人绣花、剪纸、做香袋，赚一点钱贴补家用。家里我最小，母亲比较疼爱，她经常把我带在身边。我最早就是从母亲的手中看到了画，接触了美，知道了艺术。
大约是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我已经不满足仅仅看母亲剪纸和从地上拾起碎纸屑玩了。我模仿着，把彩纸对折了又对折，斜叠了又斜叠，然后用剪刀直一剪，横一刀，待把彩纸展开，面前也出现了匀称、镂空的图样。这时，我高兴极了，开始对剪纸艺术发生了兴趣。
但我母亲绣的花比她剪的纸更要美。她能绣张牙舞爪的龙，会绣昂首奔腾的马，还能绣逗人喜爱的胖娃娃。在我眼里，这些龙、马和胖娃娃都像活的一样。我不会绣，但我记住了这些形象。一天，我又到海边去玩，凶猛的浪潮退去了，留下一望无际的平展展的海滩。海面上聚集了浓厚潮润的乌云，形状有如母亲手中绣出的龙。于是我伛下身，拿树枝在海滩上画出了张牙舞爪的龙，昂首奔腾的马，逗人喜爱的娃娃……就像母亲手中绣出的那样。回到家里，我又从父亲那里取来纸笔，铺在凳子上，一笔一画地画出了龙、马和胖娃娃。从此以后，母亲绣什么，我就模仿着画在纸上。
虽然那时我们的生活非常清苦，但在艺术天地里，我得到了很多乐趣。记得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又坐在母亲身边看她绣花，突然发现从蜡烛上流下来的一排烛油，很像妈妈绣的小鸡。我急忙用手去捉，拿到手上的却是一堆热乎乎软绵绵的油泥。我就用它们照着母亲的花样，捏了只小白兔，还从供节日用的红蜡烛上，挖下了一点红油嵌在白兔的眼眶里。我父亲走过来看到，拍拍我的肩说：“好，你捏得真像只小白兔哩！”妈妈也开心地夸赞我。他们的鼓励，使我增强了绘画的兴趣与信心。
模仿，引导我走进艺术之门。母亲，就是我的启蒙老师。
九岁那年，我母亲去世了，在家里，我再也看不到那些用手绣、刀剪的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我便长久地站在田埂上看农民车水灌溉，对水车的结构，踩动的样子都看得非常入神。回到家里，我就照自己看到的画了一幅车水图，在画的过程中，不断带着画实地对照，经过近十次的观察、修改，终于画成了一幅形态逼真的车水图。这是我从模仿到写生的开始，我觉得写生要比模仿更有趣。
我到海盐县小学读书，每周都有美术课，美术老师叫陆寅生，他教我们正确运用线条，让我们在教室里和学校外面进行写生。我像干燥的海绵吸收一切水分那样，认真地记下了他的每一句话，而且不断地画，街头小景，挑菜买菜，看到什么就画什么。陆老师看了我的画，非常喜欢我。
有一天，陆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要我画张有头大肥猪背着放了许多银元的口袋的画。我问老师画这个干什么？他便告诉我，北洋军阀有个头子叫曹锟，前不久他镇压了京汉铁路工人的大罢工，现在又想当大总统。为了拉选票，他宣称国民议员凡投他票的都可得到五千块银元。老师们要揭露他的面目，要办壁报讽刺他。我在家乡经常看到猪，也画过不少猪。这次我就在老师给我的白纸上，画了一只变了形的非常丑陋可笑的大肥猪，在它背上驮着被夸张了的血淋淋的五千元大洋。老师特地给这幅画加了个《一豕负五千元》的标题，作为插图贴在壁板上。这是我的第一幅漫画。
以后，老师要我配合他们抗议“五卅”惨案的宣传。老师先把“五卅”惨案的经过编成文字，再叫我作画，然后装订成册，用绳子吊在竹竿上，拿到县城最热闹的地方去宣传。这便是我的第一部连环画。
小学毕业以后，父亲实在无力供我上中学，就在一九二五年，我十五岁那年，送我到南汇县万祥镇上一家木行当学徒。我这时的生活和三毛在一家印刷厂当学徒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淘米、洗菜、打扫、做饭、干里外杂事，晚上关门以后还要边照看店门，边为老板搓吸水烟用的纸媒（抽水烟点火的小纸卷）。稍不留心，还要遭到老板的打骂。过的是凄苦的生活。只有在老板离开木行，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有一点乐趣。这时，我轻快地坐在写字台前，展开老板用作纸媒的纸，一面研墨，一面构思。在我眼前又出现了万绿丛中的花儿朵朵，海水碧波上的归帆片片，以及童年的伙伴，白天的见闻。我一边想，一边画，画完就把画纸裁成一条条，搓成一根根纸媒，让老板去用。
不料有一天，下着绵绵阴雨，空气非常潮湿，纸捻里的墨水不干，老板抽水烟时，纸媒怎么也吹不燃。他很奇怪，把媒纸剥开一看，发现了纸芯里全是毛笔画，于是大为光火，把我痛骂了一顿。从此以后，我就改用铅笔作画，从不中断。
到了夏天的晚上，成团的蚊子围着我的脚杆叮，我只好搬来两只空甏，把双脚伸了进去。可是有一天晚上，当我正全神贯注地作画时，突然听到老板“砰砰砰”的敲门声。我心急慌忙，脚未拔出来，身子朝前一冲，一下子摔倒在地上，甏碎了，脚磕破了。我挣扎着把门打开，老板气汹汹地抬起脚，就给我当胸一脚，我像受了电击一般倒在地上，坛子的碎片把我右耳根划开一道很深的口子。顿时我感到眼前灰雾茫茫，烟幛重重，几乎昏了过去。
从此，老板罚我每天晚上到河边去看木排。我独自住在一间用粗木料临时搭成的小木板屋里。孤寂，恐怖，使我感到窒闷和惶乱。没有了画具，使我感到空虚。严冬刺骨的寒冷，酷暑烤人的炎热，这些我都不怕，最怕的是不让我用画笔。
一九二七年，我终于离开了木行回到了家乡，又拿起笔画了欢迎北伐军和打倒北洋军阀的宣传画。由于战乱，我很快又离开了家乡来到上海，当过工厂学徒，还画过广告。那些日子我是在贫困中度过的。在苦难中挣扎，我熟悉了穷苦人们的生活，我了解了他们的心情。有一段时间，我为周围的穷兄弟们画速写，和那些瘦骨嶙嶙、漂泊流浪的孩子交朋友，我们有同样的屈辱和苦难；一种强烈的要想表现他们的激情不断冲击着我。在三毛的苦难生活中也溶进了我自己的生活。
有人说我是三毛的叔叔、爸爸、爷爷，也有人说三毛就是我。
其实三毛是我根据自己和旧社会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儿童的经历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他的过去是我童年、少年生活的写照，他的今天将是你们生活的写照。
我们之间相差几十年，我们的少年生活有着巨大的区别。我看着你们这些充满天真热情的信，我真羡慕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