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桌上，最令人揪心的是一钵绍兴加饭酒。

　　与死神搏斗了8个多月，9月27日“三毛之父”张乐平先生的生命之火终于熄灭了。

　　送乐平先生，不能没有一杯酒。人生一世，别无他求，乐平先生唯独喜欢喝酒。他的亲人不会忘记，他的好友忘记不了，祭酒送他远行。

　　酒，伴他一生，催他笔底涌出一幅又一幅惊世佳作。

　　将近半个世纪了。那是一个冬日，北风呼叫，大雪纷飞。晚8时许，拖着疲惫的身躯，他向租借的小屋走去。弄堂口，却见三个冻得发抖的流浪儿，紧紧围在一起，鼓着腮帮吹火。怜悯与悲哀涌上心来，他站在那儿好久好久。回到小屋，自酌一小杯。举杯消愁却愁更愁。他想起自己苦难的童年，9岁那年母亲病亡，14岁背乡离井，到上海学生意。一天在偷学画，被老板发现，当胸就是一拳，打得他一下摔倒在地，头砸在破坛子片上，血流如注。他担心孩子们的命运，天一亮就来到弄堂口，三个孩子已冻死两个，尸体已被拖走，白白的雪地上留着两条长长的印子。画家愤怒了，他要向黑暗的社会提出控诉。

　　于是，他穿上破旧的衣服，怀揣一小瓶酒、几个大饼，坐在沿街的石阶上。流浪儿围上来了，他把大饼分给孩子们。他成了他们的大朋友，了解了许多流浪儿的苦难生活。1947年，他的系列组画《三毛流浪记》问世了。立即，社会产生强烈反响。从此，三毛这一艺术形象，走入千家万户，感染中国几代读者。

　　解放后，他有画不完的乐趣。少年宫、幼儿园、小学校是他常去的地方。回到家里，老酒一杯，大笔一挥，劲头就来了。有一段时期，他几乎是每天一幅画。这时，他的三毛形象有所改观。过去是瘦骨嶙峋，三根头发老是贴在额上，可怜兮兮的。现在，三毛笑意绽在脸上，三根头发也飘了起来，抖了起来。《三毛从军记》、《三毛迎解放》、《三毛学雷锋》、《三毛爱科学》……是他各个时期献给社会的作品。老画家多次说：“画三毛就是画自己，我就是三毛。”

　　“文革”中受难，一张“张乐平不许喝酒”的大幅标语，贴到了家门口。一向胆小的他，这回却有了“造反精神”，照喝不误。有时，还一个电话打到朋友那儿，一起来喝。

　　也就在去年春上，他还有点得意地对记者说：“我喜欢喝酒，但是从来没有喝醉过。我也从不到大饭店去，经常邀几个朋友，到小馆子喝上几杯。大家海阔天空地聊一阵，很多创作素材和灵感就是从这里来的。”

　　送乐平先生，八天来他的家凭吊者没有断过。工人、教师、干部、医生、孩子……他们想念他。他正直、厚道，特重情义。十多年前，他听说小学时的一位美术教师也在上海时，冒雨走了两个多小时去看望，向老师深深地鞠了三躬。他说：“一个人要有感情，不能因个人升沉而中断友谊。”油画家任微音多年来受迫害，当了二十年的修鞋匠。他经常到他的摊位上站一站，看看他。任微音每说到此，热泪盈眶。家里来的抄表工、保姆，他都待他们如亲人。在他患病时期，一位不知名的小电工，每天都要到病房里坐坐，看看他。

　　年初，他决定将《三毛从军记》手稿捐给上海美术馆。捐赠仪式定于1月28日举行。那几天，他特别激动、兴奋。他让孩子将一件米黄色中山装洗净、烫好。又发现布鞋不太合适，说是要去买双鞋。一篇发言稿，他更是看了又看，改了又改。在此之前，他一次又一次从医院“逃”出来，参加友人的书画展览。去年，叶浅予画展在沪开幕，坐在轮椅上，他来了，惊得叶老说：“小阿弟，侬那能（你怎么）来了。”然而，他却没有来得及参加自己作品的捐赠仪式。1月24日，病情突然恶化，不久昏迷不醒。

　　在医院，他也没少“偷”着喝酒。

　　为唤醒他，孩子们喊道：“爸爸，侬快醒醒，好回去吃老酒了。”可是纵有千杯酒、万杯酒，再也留不住他了。

　　10月6日，长别的时刻来到了。送乐平先生，长长的队伍里，没有佩黑纱和黄花者。他们手中拿着的是一方洁白的手帕。手帕正中，黑笔勾勒出的是那翘鼻、嘬嘴、额上飘着三根头发的可爱的三毛形象。右下边，一方红红的乐平印章，是齐白石大师生前篆制。没有比这更有纪念意义的了。人命不可延。乐平先生去了。他的名字、他的三毛却常驻在人们心里，走向永远、永远。

　　告别了，乐平先生。他的好友丁锡满斟满一杯酒，悲痛地说：“乐平，再干一杯吧。”

　　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乐平先生，你把它喝了吧。一路平安。

——摘自1992年10月7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