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三毛之父”张乐平先生走完了他80多岁不平凡的历程，安然长逝。阅后怅然。我和张老先生并非深交，仅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缘悭一面，本来是不配写忆念文章的。然而这一面却是印象极深，十多年来总难忘怀，以至不写几个字，怅惘之情，无法排遣。

　　那是在1977年8月，“四人帮”被粉碎不久，我陪同一群留学英国的香港学生到上海。这些莘莘学子，虽是旅居海外，对国内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却是非常关切，一到上海，便纷纷要求会见巴金和张乐平两位老先生。当得知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时，真是高兴极了。我自然也很兴奋，因为巴金的多本小说以及张乐平先生的《三毛流浪记》我都拜读过，对两位老先生真是心仪已久。“文革”期间他们销声慝迹了十多年，海内外人士关心他们的境况，那是非常自然的。

　　会见在国际饭店举行，两位老先生一出现，就被这群青年学子包围着，问候声，致敬声，响成一片。许是十多年未曾公开露面，更无接见外宾的机会吧。两位老人显得格外兴奋。坐定后，他们慈祥、爽朗、健谈，对青年们提出的各种问题，都真诚、坦率地有问必答。很快地，两代人就非常融洽地交谈起来。我埋头作着记录，慢慢就感到，两位老先生的谈吐优雅动人，耐人寻味，但又各有特色。巴金老先生的谈话是严谨的、细致的，字字清晰，逻辑性强，记录下来就是一段好文章。张乐平老先生的谈话，却很有《三毛流浪记》的格调。在那本漫画集里，三毛的悲惨遭遇被漫画化了，读者看着看着会笑出声来，但笑声过后，却会感到一种真正的愤怒与悲哀，进而陷入沉思。张乐平老先生的谈话也是如此，对解放前的创作感受和“文革”十年的遭遇这样蕴藏着整个时代的悲伤的话题，谈起来却是那样的幽默，亦庄亦谐，饶有风趣。下面是当时记录下来的张老先生的几段话。

　　“我解放前画画是为了吃饭，生活是没有保障的，但总比那些流浪的儿童好得多。我要画画，暴露旧社会的黑暗，穷人的苦难，流浪儿的辛酸，就得去了解情况，收集材料。于是我就设法和流浪儿童在一起。这个做起来有困难，旧社会有一种势利眼，衣服稍为好一些，他们就不敢接近你。我起初碰了壁，因为我穿西装。以后我就改穿中装、长衫，而且穿得脏一些，破一些，这样就慢慢同流浪儿童混熟了。结果也闹了一些笑话，因为我穿得又破又脏，一些所谓‘小瘪三’就笑话我，说我是‘老三毛’。我的《三毛》到解放为止，在《大公报》上连载。当时，我自己的生活不很好，但还是拚命画，因为读者需要，一天见不到《三毛》就很失望。报纸的编辑也不放过我。”

　　谈到“文化大革命”时，他说“他们（按：指‘四人帮’）批判我，我一笑置之，因为我相信将来这些问题总会澄清的。……他们虽然没有打我，但强迫我去干一些力所不能及的劳动，后来因为周围的人看不过眼，提了意见，才改要我干‘轻’活，他们要我在马路上捡垃圾！”“‘四人帮’对漫画是全盘否定的，污蔑为‘臭东西’。每次开画展，都取消漫画的展出，既不准出小册子，也不准见报。……不过，我还是偷偷地在夜间练笔，画些图画，画些鸡呀鸭呀等动物。有一次，我根据毛主席的‘一唱雄鸡天下白’诗句，画了一只公鸡迎着太阳唱。画好后，送给一位朋友把它挂起来，没想到被另一些人看见了，就说‘不得了，你最好赶快取下来，因为你画的公鸡鸡冠不够高，如果被他们看了，会说你讽刺江青的’。但我的朋友不怕，一直挂到‘四人帮’垮了台。”

　　当说到他和巴金是老朋友了，但十多年都没见过面时，巴金从旁插了话：“我在路上见过你，但不敢打招呼。”张乐平笑起来，说“这样也好，现在见面了，增加了十年的话语，讲也讲不完。”又很高兴地对大家说：“我的《三毛》又翻身了。解放前我画《三毛流浪记》；解放后画《三毛翻身记》；现在画《三毛学雷锋》。”张乐平先生的一番话，使在座的青年们都活跃起来。

　　在热烈的交谈中，两个小时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我们移位到餐厅，边吃边谈。几位年轻服务员听说张乐平来了，都拿出小白纸请他画个三毛。68岁的张老先生笑呵呵地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我趁此机会请张老也画一幅，好送到香港发表，张老很爽快地答应了，约我明天早晨到他家去取。

　　第二天一早，我如约到张家拜访。张家坐落在一条里弄里，家具和陈设，即使用当时的眼光来看，也是异常简朴的。张老先生很亲切地接待了我，拿出昨夜画好的两幅《三毛》，一幅是《三毛学雷锋》，供发表的，上面还题了几句诗，读上去琅琅上口，诗情画意，浑然一体，生动活跃，妙不可言。另一幅是送给我作留念的。我向张老先生表示了谢意。张老先生又从抽屉里取出印章，郑重地盖在画面上。我注意到这枚印章刻得极好，张老先生笑着说，他的三毛画得多了，看上去一个样，可这枚印章是齐白石老人特意给他刻的，是件真正的艺术精品，他轻易还舍不得用呢。说着，他又指着书架上方挂着的一幅照片，深情地说，他家里最宝贵的就是这帧照片，这是周总理接见他时合照的，他一直悬挂着，可惜周总理逝世了，周总理可真是个好人呵！言罢，宾主都不禁黯然。

　　接着我请教了一些关于上海文化界的状况后，便告辞了。

　　回到广州，我把座谈会上的记录整理成文，送交香港一家杂志《新知识》发表，题目是《仲夏访巴金与张乐平》，连同刊登的还有张老的《三毛学雷锋》和巴金老先生写的问候香港同胞的一张条子。几个月后，旅行团的梅女士到广州，她告诉我，由于这篇文章是“文革”后首次以第一手材料较详细地记述两位文化界老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和他们的近况，引起香港文化界人士的重视和好评；她又把文章译成英文，在美、英几家杂志转载，一些华侨看到了，反映也很好。

　　以后我再没有机会见到张老先生，然而凡是报刊杂志刊登的有关他的报导，我总会仔细地阅读。几十年来，像张乐平先生一样，只见过一面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以至难以忘怀的人，是为数不多的。这也算是一种缘分吧。

　　张乐平老先生笔下的三毛，已成为不朽的艺术形象，“文以人传，人以文传”，’“三毛之父”张乐平老先生也因之而不朽。

——摘自1992年10月23日《广东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