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不过百余字的消息，向人们通报了画家的离去。

　　望着那对于大师来说只嫌太狭小的篇幅，于无言的痛惜和惆怅中，脑海里蓦然浮起了一幅彩绘的三毛，笑得天真烂漫、逗人可亲，形象是极生动和神采飞扬的，下面却有一个方方正正的“静”字，画与字形成一种既反差又协调的氛围，由于是张贴在医院的白壁上，就越发显得静中有动，使周围含有几许肃穆的宁静、透出了活泼、欢快——或许这才是医院真正需要的静，乐观而且洋溢着生命和活力？

　　两年前，十月的金秋的一个下午，我去华东医院看望张乐平先生，一进住院部大楼就看见这幅画，走出电梯又见到这幅画，当时想，真是来到三毛之父的身边了，到处受到笑眯眯的三毛的迎接！

　　来前，一位上海文艺界的朋友告诉我，这家医院距乐平先生的家不远，老人每次患病都来这里住院治疗。于是，三毛随他一起踏进了这静静的白色天地，带来了鲜艳的色彩和笑靥。

　　像我这样从小对《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等画册爱不释手，被三毛陪伴着渡过童年，从那一幅幅可笑、可悲、可怜、可叹的画面，依稀感受到画家的善良和爱心的人，到上海是不能不拜访乐平先生的，特别是听到他患病的消息，更急于前去看望。

　　带小院的两层小楼，画家住在楼上。几间屋的门都开着，一色老式的旧家具，悄无声息。轻轻地敲打两下门板，也不见有人出来，试探着迈进一间大屋张望，发现一位老人仰靠在躺椅上休息，腰间似乎搭着薄毯，浑身洒满暖融融的夕阳。这就是画家了。他终于发觉来了客人，连忙吃力地欠身起来，身材瘦高，长方形脸庞，病容憔悴，满头灰发依然很密，很硬，下面突出的是一只显得厚道而且富于幽默感的大鼻子，眼睛不大，却很生动、有神，使我想起招贴画上三毛那圆圆的黑眼睛。我递上名片和随身带去的《艺术家》杂志，老人接了，一边连连点头寒暄，一边转身寻找什么，我想到是眼镜，他果然举着名片、杂志歉然地笑了笑，又往周围的茶几、沙发上望，没有，就挪动脚步向里屋走。我忙过去搀扶，他并不推让，只顾寻寻觅觅地走。里屋迎面是一张大书桌，整齐地摆放着笔筒、砚台和色盒等用品，还有一叠裁好的纸，好像随时在等候主人挥写；屋角是一张单人床，叠放着被褥，枕头的位置也仿佛时刻准备着老人躺下休息。他去枕边摸，只摸到了一只毛线睡帽。又返回大屋，仍然找不到，显然有点着急，嗓音也越发显得暗哑，吐字困难，但换人时的语调仍是平和的，不带一丝火气。

　　保姆赶来了，这次她充分尽到了职责，很快把眼镜找到了。老人颤巍巍地戴上，认真地看名片和刊物，脸上漾起了笑意。让我坐，像熟识的朋友那样谈起来。而我，由于多年来通过作品所积累的印象，也许还因为几分钟前亲手馋着老人在屋里转了一圈，身心都没有初到生人家作客的距离感。老人当时八十一岁，十年前患上帕金森氏病，头晕，哮喘，时犯心绞痛，还引发了肺部的隐疾，几度住院治疗，一直没有痊愈，现在不仅手发颤，无法写、画、说话，思维也非常吃力。听着老人暗哑、模糊到难以辨清字音的述说，我的心因同情而沉重起来。但画家的神态还像方才那样平静和舒展。不似一般老年人讲述自己病情时的或痛心疾首，或凄凉无奈，我想这就是漫画大师的境界了。

　　后来他的夫人和儿子回来，又向我介绍了一些情况。我提出《艺术家》杂志由一个“漫画家作品系列”的栏目，每期发一位画家的作品和创作谈，已发过华君武、丁聪等画家的，下一期准备刊登乐平先生的作品，已经商定请上海的中年画家谢春彦同志帮助整理，老人愉快地同意了，只要求看一看丁聪的文章。我感觉这既是出于对老朋友的关心，也有为自己日后的构思、口述做准备之意，虽然是一篇千把字的短文，作为一位年高名重的老艺术家也是严肃而认真的。

　　临别前，我想给乐平先生照一张像，并且合影留念，他和家人都爽快地答应了。老太太为乐平先生整理制服上衣，儿子在合影时担任摄影师，发现老人的头发有几绺翘着，就给父亲梳理，怎奈发质太硬，执意不肯平伏，又用热毛巾敷、压，如是者多次，便埋怨起来：“这发总是翘，总是翘……”老夫妇就都开心地笑了。

　　此刻，照片就摆在我面前的桌上，一只大鼻子，两颗黑亮而且坦然直视的圆眼珠，满头华发虽然全精心地梳向了头顶，但仔细端详，仍可见有几处又不听话、不驯服地翘了起来，使人很容易就想起老人笔下的小主人公，头上那倔强而神气、奇特而著名的标志……老人去了，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会衰老的三毛！

——摘自1992年11月5日《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