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静卧在鲜花丛中，一条蓝白相间的土布衾被盖在身上。花圈、花篮，挽幛、挽联，唁电、唁函，层层叠叠，将龙华殡仪馆大厅装得满满。

　　1992年10月6日，上海各界人士送别漫画家张乐平先生。近百辆轿车、面包车、大卡车和无以计数的公交车，将人们从四面八方载向这里。签到处，一枚枚框着红边的白色信封，送到人们手中。封面是乐平先生的自画像，封底记载着先生的生平简历，而封内则是一方洁白的、印有那可爱的三毛形象的手帕。

　　缓缓而行的送行队伍，几乎没有尽头。踩着乐平先生生前最喜欢听的《一路平安》乐曲，无尽的哀思，涌上人们心头。

三毛

　　82年的人生生涯是可数的，而先生孕育的作品——三毛，却超越一切时空。

　　画家自己有一段困苦的历史。他常说：“画三毛就是画我自己，我自己就是三毛。”

　　1910年11月，张乐平出生在浙江海盐杭州湾边的一个小村里。父亲是乡村小学教师，微薄的收入难以维持六口之家；母亲以缝衣、绣花赚来的钱贴补家用。少年张乐平每每放学回家便帮助母亲剪纸样、描图案。这位慈祥的母亲没有料到，由此她有了一位后来名扬全国的大画家儿子。只可惜，母亲没有等到那一天，就在乐平9岁时因贫病离开了世界。

　　乐平先生曾经回忆说：“我的艺术生命的幼芽，是母亲给予的。那时我的画纸是海边的沙滩，画笔是岸边的芦柴。”

　　15岁那年，他含泪告别家乡，只身来到上海南汇县万祥镇一家木行当学徒。从此，走上艰难的人生之路。

　　他不知挨过多少打，受过多少侮，停过几回生意，换过几回主顾。小小学徒，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钱买纸画画。求知的欲望，使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利用老板爱吸水烟，为老板卷纸媒的机会，将纸留下一条空白卷，其余地方都画上画。不料，有一回不当心墨汁用得太多了，老板吹不着纸媒，打开一看，见里面尽是画，便痛打了他一顿。

　　一个夏天的夜晚，老板出门了。他点着小油灯，关起小门，又“偷”着学起画画来。乡下的蚊子一到夜晚猖狂得很，为躲避蚊子叮咬，他找来两只空甏，将双脚藏在里面。聚精会神中，突然传来乒乒乒的敲门声，老板提前回来了。他一慌，竟忘了双脚还在甏里，起身就去开门，一下摔倒在地。老板冲了进来，见他又在学画画，还将甏给打碎了，不由得怒气冲天，飞起一脚将他踢倒在破甏上的碎片上，张乐平立刻血流如注。

　　后来，他又在一家私人学堂和广告公司当过学徒，皆因画画儿而被老板赶走。

　　抗战期间，乐平先生参加抗日漫画宣传队，离开上海到内地宣传抗日。由于国民党的消极抗日，宣传队颠沛流离了好多年，生活无着落。有一段日子，他只好在江西隆南摆饭摊，卖上海饭菜度日。他有一幅《携家流徙图》，画的就是当年他辛酸的生活。

　　1947年年初的一个冬日，北风呼啸，大雪纷飞。晚上八点多了，忙了一天的乐平先生拖着疲惫的身躯，向租借的小屋走来。弄堂口，却见三个冻得发抖的流浪儿，紧紧围在一起，鼓着腮帮吹火取暖。怜悯与悲哀涌上心来，他站在那儿好久好久。天一亮，他又来到弄堂口，却不见流浪儿，只见白白的雪地里留着两道长长的印子：孩子已冻死，尸体被拖走了。画家愤怒了，他发誓要用手中的画笔，向黑暗的社会提出控诉。

　　于是，他穿上破旧的衣服，怀揣一小瓶酒、几个大饼，坐在沿街的石阶上。他拿出大饼，佯装吃得美滋滋的。流浪儿先是躲着看，后来禁不住大饼的诱惑，全都围上来了。他把大饼分给孩子们，从此成为了他们的大朋友。

　　系列组画《三毛流浪记》发表了，张乐平将自己的苦难童年和流浪儿的生活表现在这里，立即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一封封读者来信寄到报社、送到画家手中，有的还寄来了衣服、手套、鞋子，说：“给三毛穿吧！”一位小朋友将自己的早饭钱省下来，说：“三毛肚子饿，这钱给三毛买饭吃吧！”从此，三毛这一艺术形象走入社会，走入千家万户，感染了中国几代读者。

　　1949年4月，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为筹备救济儿童的资金和创办“三毛乐园”，特意举办“三毛画展”。此时，乐平先生正患着肺病，但他仍强撑病体，日夜赶画，为画展送来30多幅三毛新作，进行义卖。

　　预展时，宋庆龄特意在现在的市政府所在地为张乐平举办中外记者招待会。她将他介绍给中外记者，拉着他合影留念。也就在这个画展上，宋庆龄得知乐平先生患了肺病，回去后特意让人送来当时极为昂贵和稀少的“雷米封”。也可以说，40多年前，宋庆龄女士曾经挽救过他的生命。

　　画展开幕那天，盛况空前，上海各阶层人士都来了。乐平先生赶画的30多幅作品都卖出了，最贵的一张当时卖了800多美元，相当于20多盎司黄金。

　　解放后，画家仍钟爱三毛这个“儿子”。他的画笔一转，那个瘦骨嶙峋，三根头发老是贴在额上的可怜兮兮的三毛，变了，全变了：三根头发飘了起来、抖了起来，笑意绽在脸上，于是《三毛迎解放》、《三毛学雷锋》、《三毛爱科学》、《三毛新事》……一组组崭新的三毛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

老酒

　　酒，是乐平先生清贫一生中的惟一嗜好。送乐平先生，不能没有一杯酒。供桌上一钵上等绍兴加饭酒，是他的学生杜建国奉上的；遗体告别时，他的好友丁锡满拿起他常用的酒杯，悲痛地说：“乐平，再干一杯吧！”

　　写乐平先生，不能不写酒。酒，伴了他一生，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他的大部分作品，是在他老酒一杯以后出来的。

　　当年，他和流浪儿混在一起，大饼是给孩子们吃的，而老酒却是自己喝的。

　　在救亡宣传队时，有时耐不了酒瘾，就与好友陆志庠过江到汉口的街头小馆里喝上几杯。

　　1950年代，他在《解放日报》工作，工作非常繁忙，常常深更半夜被接到报社，突击画稿。《解放日报》的同志至今还记得，他总是带酒而来，饮完后，大笔一挥，作品就出来了。

　　“文革”中，“张乐平不许喝酒”的大幅标语，从单位贴到了家门口。一向本分的他，这回有了“造反精神”，仍“恶习不改”，照喝不误。有时伏案写“检查”，也偷偷从小桌底下拿出藏好的老酒，喝上几口。有了好酒，他不忘正在“受苦受难”的朋友，更不惧会给自己惹什么麻烦，一个电话打到他们那儿，一起来喝上几口。

　　1991年春上，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开辟“名人谈消费”栏目，我前去采访他。那时他还没有从台湾女作家三毛之死的悲哀中走出来，身体极为虚弱。他咳着痰，断断续续地说：“我最讨厌摆阔气。一个人天天山珍海味也受不了。我这一生没有其他爱好，只喜欢喝酒。”说到酒，他的精神似乎好了起来，有点得意地说：“我从来没有喝醉过，也从不到大饭店去喝，而是常常邀几个朋友到街头小馆里喝上几杯。这时候大家海阔天空地聊起来，很多创作素材和灵感就来了。还有的时候，有了一幅新作品，请朋友来一面喝酒，一面评头论足。”

　　即使在患病住院期间，据他的夫人冯雏音说，“他也没少偷着喝酒。”

　　乐平先生一生不知创作了多少幅作品，同时自己也成为漫画界朋友笔底的表现对象。漫画家笔下的张乐平，是何等模样？华君武先生的“张乐平之像”，乐平先生头戴三毛面具，右手拄棍，左腋夹着画稿，手上拎着一瓶老酒。江帆先生的“父与子”妙趣横生：乐平先生裤袋里藏着酒，欲拿出喝上几口，小三毛却在背后拖着他的衣服，嚷道：“奶奶不让你喝酒！”詹同先生也曾画过乐平先生：老年乐平系着红领巾，笑口大开，肩挑两箩筐，脚步如飞；那箩筐里，前是活泼的三毛，后是一瓶绍兴加饭酒。

　　朋友们太熟悉他了：三毛、酒，是他一生钟爱的“孩子”。

　　华君武先生在乐平先生去世后深情地回忆道：“每次到上海，必去五原路他的家，我们一起喝酒，一起到浴德池洗澡，一起讲笑话。访问日本时，我这个团长是他的‘生活秘书’，常担忧他领带戴歪了没有，裤子扣上没有，蛋黄留在嘴角没有，酒喝多了没有。记得有一回，我、乐平、特伟三个老头和我的小儿子在草地上排着队，一齐开步走，唱着《红色娘子军》主题歌‘向前进，向前进’……那情景好像还在眼前。”

　　乐平先生是因吸入性肺炎，于1992年1月24日发生险情的。抢救后他曾苏醒过，但不久又昏睡不醒。八个月里，孩子们不知多少次呼唤：“爸爸侬快醒醒，好回去吃老酒了！”但是纵有千杯酒、万杯酒，再也唤不醒他了。

　　他曾有一幅自画像，画题是《劝酒图》：画面上嗜酒的他捧着杯子又喝了起来，老伴叉腰、歪头，怒气冲冲；女儿朵朵着急地摇着手，请爸爸别喝了。他还有一幅自画像：左手一只酒杯，右手一支笔。

　　他不善言谈，以酒待人、以酒解愁、以酒欢乐、以酒创作……他在19岁那年吐过血，肺上出现钙点。30岁时肺病染身，宋庆龄的“雷米封”救了他。1960年代，又因肺气肿住进医院。1991年5月因突发性气胸住进医院，从此，没有出来。这一切，是否又都与酒有关，不得而知。

孩子

　　他有七个子女，四男、三女。“文革”中四个子女上山下乡。他从没有利用自己的关系和声望去为子女谋求什么私利，几乎所有的知青都回城以后，他还有一个儿子至今没有回来。

　　1月28日，去医院探病危的乐平先生。他的二女儿望着父亲浑身插着管子，红着眼睛说：“爸爸这个人非常正直。他从小就教育我们，不要锦上添花，要雪中送炭。大姐一家三口只住八个平方，我也很困难，儿子18岁了还和我们挤在一间12平方米的小屋里。领导经常问他：‘老张你有什么困难？’他就是不说。他对我们讲，‘上海住房介困难，你们有得住就可以了’。父亲这一生很勤奋，小时侯常常我们一觉困醒，他还在画。他从小苦出身，吃、穿都很省。公、私也很分明，他从不用公家的信封、信纸写私信。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会议，人家送了一点礼品，他晓得了说：‘这怎么可以？大家都拿，国家还搞得好了？’这几年他一直生病，我们工作又很忙，医院和单位同意为他请24小时的护工。可是他坚持不要，说：‘国家已经为我花了好多钱，怎么还要让国家为我花这种钞票。’最后他自己出钱与其他病友合请了一个护工。爸爸在美术界有许多好朋友，比如华君武、叶浅予、丁聪等。现在一幅画值很多钱，一些同事就讲，你们肯定有很多画，其实一幅也没有。就连父亲的也没有，他没有为我们子女留下一幅画。相反，他经常将画送给一些普通的人，比如煤气抄表工等等。”

　　其实乐平先生还有许多与他无血缘关系的子女。大儿子的一位同学与外婆生活在一起，生活很困难。乐平先生和夫人经常将吃的、穿的给孩子送去。后来，孩子的外婆过世了，他们索性将他领回家来抚养。“文革”中电影演员上官云珠含恨离世，留下一子一女。乐平先生也是经常照顾他们，如同照顾自己的孩子。后来上官云珠的女儿姚姚殁于车祸，乐平先生痛不欲生。

　　在他长长的一堆“子女”名单中，还有一位人们熟知的名字：三毛。这位很有才气的台湾女作家，三年前来沪认父，在乐平先生的家里住了几天。一声声亲热的“爸爸”的呼唤，使乐平先生乐不可支，病也轻了许多。回台后，三毛不慎从楼上摔下来，消息传来，乐平先生心疼得不得了。也是在医院，我去看他，他说：“她四根肋骨掼坏，痛煞了，啥人吃得消。”三毛离世，老人几乎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很长时间不能从悲痛中解脱出来。

　　在他病重时，几位邻居的孩子自觉组成护理小组。曾在电影《三毛流浪记》中扮演三毛的王龙基也来了，要求参加护理。漫画界的小字辈杜建国、高峰、谢春彦、郑辛遥也都频频来电，要求参加值夜……乐平先生的身后，有许许多多热爱他的子女。

　　在他的卧室床前，有一面火红的少先队队旗。这面旗帜陪伴他生活了七个春秋。那是在1985年，他的第一幅三毛问世已整整半个世纪了。好几家单位为三毛举办了五十岁生日庆贺活动。这天少年宫的一百多位小朋友在这面旗帜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旗帜的右上方是三毛形象，中间一排大字写着“三毛和我们在一起”。乐平先生十分珍惜它，回到家里用图钉将它揿在床前的墙壁上，每天都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

　　他喜欢孩子，为孩子们画画。解放后，他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少年宫、幼儿园、小学校。他的家里来得最多的也是孩子。他参加少先队的活动，辅导孩子们画画，和孩子们做游戏。他曾说：“一看到孩子，我心里就乐。和他们在一起，我忘乎所以，‘老三毛’成了‘白发少年’。我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的花朵，我别无他技，只有把为孩子服务，当作报国的手段。”

　　孩子们也惦记着他们的三毛爷爷。在他患病期间，《小主人报》的小记者们写下《您好，张乐平爷爷》的文章，盼望三毛爷爷早日恢复健康。田林新村的十几位小朋友来到医院，恭恭敬敬地向三毛爷爷献上一束鲜花。一位不知名的小电工，每天都要到病房里来，不声不响地坐在一边，看着三毛爷爷。

情义

　　乐平先生是一位很重情义的人。

　　华东医院南楼一至四层都有一幅姿态不一、活泼俏皮的三毛画像。这是数年前他住院时画下的。数月的病床生活，使他和那些诊治和护理他的医护人员，产生了真挚感情。临出院，他留下了这几幅画，留下了他的一份心意。那竖着食指、嘬着嘴的三毛仿佛在轻轻地关照：“嘘，安静点，病人正休息着呢！”

　　十多年前，他听说小学时的一位美术教师也在上海，便东寻西问，终于打听到老师家的地址。第二天，他不顾正下着大雨，从淮海路商店买了一盒大蛋糕，走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老师的家。数十年的离别，八旬老师已认不出这位七旬学生了。一生不得志的老师，也没有想到如今这位名扬全国的大画家还会记得他，更没有料到他会冒雨找到他的住址来看他。老师不禁老泪纵横。乐平先生仍像学生时那样，深深地向老师鞠了三躬，拉着老师的手亲切地换道：“老师，你好啊。”

　　乐平先生有一句名言：“友情永存。一个人要有感情，不能因个人地位的升沉而中断友谊。”

　　他很珍惜他人给予的友情。“文革”中，他受审遭批判。有一天走在路上，却听得有人在背后喊他：“老张！”原来是《解放日报》印刷厂的工人。他激动得不得了，一股暖流直涌上心上。

　　上海有一位油画家名叫任微音，一生吃了很多苦：1950年代被打成右派，后来放逐到甘肃；回到上海后当了十多年修鞋匠。乐平先生没有回天之力帮助他脱离苦海，但他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能力给予他温暖。他时常到任微音的鞋铺前站一会儿，虽然无言，但胜过一切言语。数年前，任微音对我说起这件事，眼圈红红的。他说：“我很感谢乐平先生。是他给了我友情，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

　　一代大画家刘海粟在“文革”中也受到批判。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乐平先生也经常“偷”着去看他。后来刘老平反了，乐平倒去得少了，他说：“他现在有人去看了，我就不必去了。人嘛，重要的是在他人困难时帮人一把，而不是在走红时去拍一把。”

　　这几年疾病一直折磨着他。我四次见到他从医院里“逃”出来，为的是参加友人的画展开幕式，表达自己的一番心意。第一次是刘海粟十上黄山画展；第二次是朱屺瞻百岁画展；第三次是华君武漫画展；第四次是去年的叶浅予画展。去年，他已病得很重了，叶先生也没有料到他会来参加画展，因此当看到坐在轮椅上的乐平时，惊道：“小阿弟侬哪能（怎么）来了？”叶先生长乐平先生三岁。

　　他生性随和、谦恭，与人相处极好。有一回，一位朋友突然“发现”他的鼻子有点歪，于是就“阿歪，阿歪”地叫了起来，他也不生气，——应着。美工师韩尚义说：“他见我就亲切地叫‘童子军’来了，时常让我到他那儿坐坐，喝杯老酒。”

　　在美术界大概也少有这样的事：丁聪、华君武、叶浅予、江帆、乐小英、方成、黄永玉、英韬、蔡振华、张光宇、詹同、王树忱、廖冰兄、江有生等大家都为乐平先生画过像。倘若他没有那份“人缘”，绝不会有这一盛事。

心迹

　　“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他曾用这句诗表达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心情。他说，他一生经历了清皇朝、民国、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受过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日本侵略、美帝奴役和“四人帮”祸乱等五次大的劫难，从心底里感受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说：“有些人不大理解茅盾同志在八五高龄，口眼将闭之前还提出恢复党籍的要求，但这种对党的深情，我们从旧社会过来又追随着党的老人，是可以理解的。“

　　他心地极为纯洁。1950、1960年代，每年“七一“的时候，他都要向党组织递交一份入党申请书。每一次他都要认真地请特伟等同志看看，提提意见。1979年4月他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愿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他还是认真地不断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

　　其实帕金森氏症早在“文革”中就缠住了他。他为自己不能再为国家和社会多画些画儿而着急。于是，有一段时间他拼命锻炼自己的腕力、指力。

　　他有过许多荣誉，比如全国少儿工作先进工作者、中国妇幼福利首届樟树奖、全国少儿文艺创作荣誉奖、首届全国科普美展荣誉奖等等。但他从不以此为荣，相反觉得很不安。他也曾收到世界一些名人传记单位寄来的通知，但是他总是丢之一边。

　　十年前，他将他的近千幅惊世之作——《三毛流浪记》原稿捐给了中国美术馆。去年年底，他对儿女们说他要将《三毛从军记》捐给上海美术馆。儿女们当然理解父亲的心情，都同意了。《三毛从军记》是他最喜爱的一部作品，他特意从医院回来，把自己关在书房，搬出画箱，让儿女把画稿一张一张递给他看。这里除了一厚叠、一厚叠的三毛画稿外，还有他多年积累下来的一些速写、国画、年画、水彩画等等。他坐在那儿，一言不发，似乎在静静地品味自己的一生。

　　画稿捐赠仪式定在1月28日下午举行。那几天，他特别激动、兴奋。他让儿女把一件他平时最喜欢穿的米黄色中山装洗净、烫平，又试了试布鞋，发觉不太适合，说是要到静安寺去买一双。一篇发言稿他更是看了又看，改了又改，不知背了多少回。他还在思索见了老朋友该说些什么好。不料，1月24日，他的病情突然恶化。终究，老画家没有能参加自己作品的捐赠仪式，没有能亲手将自己最钟爱的作品交给国家。

　　他的去世，令海内外成千上万名读者悲痛。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南、河北、湖北、广东、广西、甘肃、新疆……几乎全国各地都有读者发来唁电和唁函。上官云珠的儿子韦然正出差喀什，听到消息，不禁泪流满面，急急发来唁电。

　　美术界几乎所有名家都写来挽联。唐云先生写道：“三毛零落逝尘去，老泪纵横哭乐平”；朱屺瞻先生的是：“杰作三毛不朽篇，情真意切育世人”；赖少其先生的是：“三毛今已去，少年泪纵横”；钱君匋先生的是：“乐平今日忽西去，三毛之作必永存”；邵洛羊先生的是：“憎黑压讹旧社会半世，口诛笔伐直讨邪恶；爱千百万小三毛一生，心向手追只为儿童”……

　　出访日本的华君武写来哀悼文章和信件。不在京的方成也写来信函：“乐平先生在艺术上为大众留下了许多遗产，使广大群众，尤其是孩子们怀念他、感谢他。”

　　江泽民总书记闻听老画家逝世的消息，特意让秘书打来长途：“深切悼念张乐平同志，向乐平同志家属表示慰问。”

　　台北读者王中元在来信中写道：“张先生在我国漫画史上的卓越贡献，将永记在后辈的心中。”另一名台湾读者写道：“历史永远不会忘记这位热爱生命、热爱儿童的长者，张老千古。”

　　10月6日，难忘的一天。告别仪式前，还有不知名的读者送来挽联和花圈等。一幅署名“四代忠实读者”的挽联写道：“传四代三毛精神永在，重正气乐平英灵长存。”

　　在如山似的花圈、花篮中有朱镕基、芮杏文等领导同志和巴金、贺绿汀、谢稚柳、程十发、沈柔坚等文化名人的。台湾三毛的父母也托人送来了硕大的花篮。

　　人品高洁堪为楷模，作品精湛永育后人。乐平先生不朽。

——摘自1992年11月5日《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