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从报纸上读到被称为“三毛之父”的著名漫画大师张乐平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下午六时在上海逝世，终年八十二岁的报导以后，心情既惊悚又沉痛，因为四十年代，他曾是我的一位舅舅在江西求学时的中学美术老师，七十年代时，他又成为我在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一起工作的同事，但更确切地说，他应是我的画友，我的师长。

　　鲁迅先生认为漫画不能漫不经心，态度必须十分严肃认真。他在谈论漫画的杂文里曾经说到，“漫画”是德语Karikatur的译名，意为讽刺画，并不是中国旧日文人学士之所谓“漫题”、“漫书”的“漫”。他指出，画漫画当然也可以不假思索，一挥而就的，但因为发芽于诚意的心，所以那结果也不会仅是嬉皮笑脸。乐平先生早年也创作过写实的作品，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本来不问政治的他，出自于爱国热忱，民族义愤，毅然决然地聚集到抗日救亡的旗帜之下，与叶浅予、胡考、特伟、席与群、陶今也和梁白波等七人，在上海组成了第一支抗日宣传队，辗转到南京、武汉工作，又有张仃、廖冰兄诸人士参加。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他们都成为拿起画笔作刀枪的漫画兵。经历了抗战的全过程，在警报频仍的艰险环境下，以苦为乐，坚持闭窗秉烛作画，把所画的作品贴遍江南城镇街巷，起到发聋振聩、鼓舞人心的作用。乐平先生在江西所作的大幅宣传画《父亲的遗物》，表现的就是他所熟悉的儿童题材，画一个农村的穷苦孩子的父亲在抗战中阵亡，他便抹干悲泪，紧握着竖起亡父遗下的枪支。这一幅画就是要人们懂得，血的教训是不应该忘记的，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从浴血的战斗中，乐平先生明了了漫画的功能，祖国的嘱托，自己的职责，从此以后，他与漫画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以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重视于漫画创作。他怀着爱恨分明的情感贴近社会，以犀利的目光来观察生活，先后创作、出版了《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等漫画集，通过一幅幅连贯的无文画面，揭露了旧社会的腐败和黑暗，反映了劳苦大众的贫困和不满；一九四九年以后，他又满腔热情地创作了大量以三毛为题材，表现新中国少年儿童的漫画作品，分别在《小朋友》、《儿童时代》等儿童刊物上长期连载，深受广大小读者的喜爱。他别出心裁塑造“三毛”，成为家喻户晓的儿童形象，他自己也成为中国著名的漫画大师，并以“三毛的父亲”驰名海内外。

　　自幼我就喜欢捏笔涂涂画画，除了米老鼠、孙悟空之外，乐平先生笔下的三毛，也变成我心目中的友伴，经常用积攒下来的零用钱到画摊去租借《三毛流浪记》等画册，回到家里一边津津有味地欣赏，一边全神贯注地描摹，简直爱不释手。从那时候起，我既是“三毛”的忠实小读者，又是“张乐平”的衷心崇拜者。然而，乐平先生是当代的漫画名家，又身兼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要职，也许是年龄的差距、地位的悬殊，在学生时代，我一直无缘结识这位妇孺皆知的漫画家，洗耳恭听他的谆谆诲导。“文化大革命”的浊浪在神州大地上泛滥成灾以后，乐平先生厄运难逃，成为资产阶级文艺黑线卵翼下的黑画家倍受凌辱，他的代表作《三毛流浪记》也成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大毒草横遭笔伐，甚至名目繁多的造反小报上还网罗了他的种种罪状，并配上丑化了的漫画肖像痛加批判。由于慑于当时“革命”的淫威，年轻的我敢怒不敢言，只能怀着痛惜的心情，暗自企望令人敬爱的画师能够临危不惧，经受政治恶浪的摧击。

　　一九七一年，林彪叛逃事件发生之后，国内的政治气候有了转变，乐平先生和赵超构等著名文化人士，终于从劳动改造思想的农村“五七干校”，返回市区集中在陕西北路的古籍出版社接受工人宣传队的“再教育”，我才有机会与一位画友去邀约乐平先生一起到南京路上的风雷剧场观赏木偶戏。名作家、名画家的作品逐渐见诸于各报章杂志以后，乐平先生也燃起了重拾画笔的激情，创作了一幅洋洋大观的儿童题材的风俗画，首次在美术展览馆展出，当观众们发现久违的张乐平的作品又公开亮相了，都忍不住惊喜交集地说：“啊，三毛的爸爸没有死，他仍旧在为小朋友们作画，今后又可以看到他的画了。”……因此可知，乐平先生笔下的三毛已经深植人心。

　　无巧不成书，我调到少年儿童出版社担任美术编辑，乐平先生也由原来任职的《解放日报》编辑部，调至少儿社工作，从此之后我与他便成了同事，有更多的机会聆受他的教益。那时候，他已是古稀之年，体弱多病，需靠拐杖步行，因此照顾他不必上班，可在家休养，抽空搞些创作，但每逢星期六上午，他会前来参加会议，或听取中央文件传达，然而分组讨论；或进行业务交流，改进出版工作。人们都说好的漫画必以讽刺、幽默见长，在揭露、鞭笞中使人顿悟，在调教、隐喻中令人回味。乐平先生不但平易近人，而且人如其画，性格幽默风趣，谈吐妙语似珠，很受大家的欢迎，有他在场，严肃沉闷的气氛就会变得轻松愉快起来。记得有一次他十分感慨地说：“大家的工作都忙，其实我在家里也不清闲。‘文化大革命’搞了以后，我要去会老朋友，还得多花费钞票，买上一个花圈去火葬场见他们一面。”听他绘声绘色地一说，众人都忍俊不禁地笑得前俯后仰了。这种幽默引发的笑声，其实是对“文革”浩劫带泪的控诉！等到再版《三毛流浪记》的时候，我才知道一部分原稿早已在批斗会上，被造反派强令乐平先生当众撕毁了。对于一个画家来说，画稿犹如自己亲生的骨肉，颇受珍爱，如今亲手将其扼杀，岂不苦不堪言，痛不欲生！后来重新出版，我把新书带回家送给女儿，出乎意料年仅四岁的女儿看到衣不蔽体的三毛，竟然触景生情，嚎啕大哭起来。事后，我告诉了乐平先生，由衷地钦佩他的作品具有这般强烈的感人力量。

　　我负笈赴美之前，正届金秋十月，曾去五原路他的寓所登门拜访，一则与他依依话别，二则请求他在我的推荐信下签名盖章，我事先没有相约，凑巧他因天气转凉从住院治病的华东医院回家来取衣物。当他知道我即将远离国门奔赴美国留学，万分高兴地满足了我的恳请，并对我勉励有加。

　　一九八五年，我的挚友、著名的美术电影导演阿达（本名徐景达）来信向我透露：《新民晚报》社将主办创刊一份名为《漫画世界》的画刊，主编正是由鼎鼎大名的张乐平挂帅，阿达是编委之一，阿达极希望正置异域的我能够做一个有心人，积极撰稿，支持他们的工作。挚友之嘱，岂能有违，况且此一新生刊物是由我所敬重的乐平先生掌印，我立刻构思画了一些反映异国留学生活情趣的漫画寄去，很快被刊登出来，我还利用《漫画世界》的园地，向国内漫画爱好者介绍美国漫画家阿尔伯德·海西弗特（Albert Hirsefeld）、荷兰漫画家考尔克（Cork）、阿根廷漫画家莫笛罗（Mordillo）等以及台湾漫画家蔡志忠、陈朝宝、赵宁、老琼等人的作品。从时间上推算，我也许是最早向中国大陆刊物推荐介绍台湾漫画家的撰稿者呢。我很为自己曾经促进海峡两岸文化艺术交流尽到一份绵薄的力量而感到欣慰！从《漫画世界》上，我惊喜地看到乐平不顾身患帕金森氏综合症的困扰，用颤抖的手提笔创作的连载故事《人到老年》，虽然线条不及过去的作品细腻流畅，但是仍然不失幽默趣味，使人读后哑然失笑。我还看到乐平先生在刊物上开辟专刊，邀请著名的漫画家来评析少年儿童创作的漫画，呕心沥血的扶植美术幼苗，寄希望于娃娃漫画队伍越来越壮大。因此可见，乐平先生老骥伏枥、雄心犹存，为我国漫画事业的繁荣鞠躬尽瘁，劳苦功高。

　　当我从纽约的华文报纸上读到一则消息，谈及台湾女作家陈平对张乐平钦慕已久，由于陈平的外甥女袁志群热心充当“信使”，促成台湾“三毛”和大陆“三毛之父”互通讯息，台湾“三毛”要回大陆拜访“三毛之父”，“三毛之父”虽在病中，但仍喜出望外，挥毫以画相赠，期待着与台湾“三毛”在上海相逢，我感奋之至，浮想联翩，特意写成一篇回忆乐平先生的散文，发表在当地的一份华文报纸的副刊上。我把文章影印寄给了乐平先生。想不到父亲来信说，乐平先生收到我的信，还在上海的《侨友报》上兴奋地谈到，他这一年是“四喜临门”，其中一喜就是收阅到还在纽约的我写他的文章。后来，我在报刊上果然读到台湾“三毛”于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晚上如愿以偿地在上海与张乐平夫妇喜相逢，并被接回家中住宿。她把在台印刷的五本《三毛流浪记》书册转送给张乐平、张乐平也特意买了一套台湾“三毛”喜欢的蓝色中山装赠送给她。可是万万料想不到，这位以乐平先生笔下的人物作为自己笔名的台湾文坛才女，后来竟然厌倦红尘，自尽身亡，过早地结束了只有四十余岁的生命，过早地停顿了在文艺创作道路上前进的步伐。可想而知，当乐平先生惊悉台湾“女儿”早逝的噩耗，一定会感到无比的悲痛、无限的惋惜，甚至于觉得疑惑莫解吧？

　　与乐平先生话别时，正逢金秋十月，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巧合，今年金秋十月的前两天，从大洋彼岸传来我所尊敬的乐平先生因年弱体衰而不敌病魔，以享年八秩有二谢世的电讯，作为跟他有过同事之谊的晚辈的我来说，怎么不感到难言的悲哀！我只能面向茫茫大海的祖国，寄托我深深的哀思。这位慈祥幽默、勤笔创作的艺术先辈的音容笑貌，仿佛依然在我的眼前萦绕，他那鬓髪凝霜的身影，仿佛依然活跃在少年儿童们中间，孜孜不倦地辅导美术新兵作画……乐平先生，安息吧！您那毕生为孩子们酿造精神琼液的奉献精神，永远是我学习的楷模；您匠心塑造的三毛形象，永远是我和孩子的良伴益友！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五日写于纽约

——摘自1992年11月9日美国纽约《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