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张乐平先生是名义上的祖孙。3年前因为采访台湾作家三毛，我一度成为张家的常客。换得的礼遇是，阿娘给了我独家采访第二次来沪的三毛的机会。那天，也是我头次见到那把轮椅。

　　黄昏时分，它静静地站在张家那片不大的花园里，陈旧的木扶手，帆布也已破了不少，推手上的橡胶粒掉得只剩几棵，活像一幅老人的牙齿——10分钟前，三毛用它把“上海爸爸”从华东医院推回了家。

　　以后便不止一次地听阿爷赞叹：别看它样子难看，经常是大派用场的。

　　的确，五原路上的人几乎没有不认得那辆旧轮椅的，只要它的主人出现，周围总会响起一阵阵的问候。于是，阿爷高举手，像检阅部队般穿过这条熟悉的马路。尽管，问候的人是谁，他大都已经记不清了。

　　一个炎热的黄昏，电话里一个声音断断续续地说，要请我吃饭，马上来医院一趟。我的脑子闪现：半年前，他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平生最后一幅漫画《鼠喝猫奶》，得了100元稿费，便不止一次地说起要请小丁（丁锡满）等几位吃饭，莫非此次他真的兑现了诺言？

　　结果是，他只是凉了碗稀饭，静静地等我来喝。他一声不响地看我喝粥。又让我一声不响地看他吃饭，再相对无言半小时，最后才犹犹豫豫地说出让我推他回家一次，他要在家中的竹躺椅上回忆老友米谷——北京米谷研究会发来的信函，使他决心一定要留下点什么。

　　可是晚了，即使在躺椅上，他也只能想起他们一同喝酒、开会的零星片断，无法成文，于是，临上轮椅，他吩咐把笔墨送到医院，说要用画来补偿。

　　又一个星期，我把轮椅推进他的病房，阿姨说这阵子张老几次想画，都因手抖没能画成。阿爷坐上轮椅，一副痛苦不堪的表情：“这辈子我要对不起米谷了。”

　　没想到，几天后又发生了一件有关轮椅的事。那日，他特地穿上件薄大衣，整整齐齐地等我接他回家，车至弄堂，忽然一颠，他竟往下跌去，我眼疾手快地一把把他拽住，身上却止不住冒汗——他实在是经不起一跌了。

　　我们两个都紧张，但他回家并不提此事，仍然喝酒吃菜，最后躺在那张阔别已久的大床上。半夜，医院来电，惊得全家不安，他醒来才知闯了祸，赶忙打电话负疚似地请求原谅，然后，关上门，翻出三毛送他的礼物，赏玩一番，才从容不迫地走出房门，坐到轮椅上。

　　车至危险地带，我又出汗，他嘴上不说什么，却能感觉得到，他不再像往常东张西望，评论4个儿子的推车技术，而是伸出颤抖的手点点划划，让我注意避开那些坑洼路面。

　　以后，他照坐我推的轮椅。

　　入冬的黄昏渐渐地短了，寒风开始呼啸。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阿娘说，天冷不能让他每星期回家了。

　　那天是他生日，阳光明媚的日子。他一早便来电话要我去接。家里正在急急准备他爱吃的甲鱼、猪爪、油爆虾，只是藏去了他爱喝的酒。

　　我推着轮椅来到医院，只见他在医生办公室苦缠一位年轻的医生。鉴于他有逾期不归的“前科”，医生不同意他回家，哪怕再有急事。面对年龄是他孙子辈的医生，他束手无策了，苦求、发脾气都没用。双方僵持了许久，医生与我相视而笑，叹口气放行：保证午饭后即归。

　　他乐得一颠一颠坐上轮椅。回家见那一桌的菜，便急匆匆地找酒。家人拗不过他，只得让他又喝了两大杯——他又失信了，睡了午觉，又扭扭捏捏想吃晚饭，家人只好千劝万劝，把他劝回医院。

　　这是他最后一次坐上这把轮椅了。以后，他总以各种理由想再坐这把轮椅，却始终走不出医院半步，直至去世。

　　这把旧轮椅终于完成了使命，阿娘买了新的，把它送了亲戚。万没想到，10月6日，在张乐平遗体告别仪式上，这把轮椅又神灵般地来到大厅与主人送别，座位空着，在遗像前停了好久。

　　送别阿爷的第二天，惊喜的是，在梦中我竟又见到了这对顽童般的眼神，和一架摇摇晃晃的轮椅。

——摘自1992年12月11日《联合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