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1月3日，夜半，自郑州返沪途中。车声辘辘，忽忽若有所思。车到徐州，下车漫步。猛抬头，月色如玉，已过上弦。再一掐指，突然惊觉：此乃何夕？辛未十月初九——如“三毛爷爷”张乐平在世，已八十有三了!一番惘然之后，刹时思潮汹涌，不能自己。

一哭一笑已成永诀

　　去年大年初一，得知此老病危。一早赶去探望。此时他已无力开口，但神智尚清。一见我，竟紧紧拉住我的手，凄然泪下。张老老生性乐观、幽默，这两滴泪，自然紧紧揪住了我的心。

　　年初四，我又前去探望。多年来，笔者与丁锡满已经养成一个习惯：每逢春节，总要到张家拜年，共饮一次酒。“三毛爷爷”嗜酒如命。可是久病之身，确实不宜于酒，所以雏音大姐和孩子们都不准他多饮。唯有小丁和笔者在座，才许开禁。笔者好酒而不善饮。小丁能饮，就不仅成了此老最好的忘年交，更成了他的好酒伴。前年初四这天，此老和我们开怀畅饮，情绪甚高。光阴迅速，倏忽一年。现在他正苦苦与病魔争斗于病床。床前唯有爱女朵朵侍候。他神志尚清，一见笔者又紧紧攥住，欲语不能。笔者凑近耳边，高声喊道：“老老！去年今日，我和小丁在你家畅饮一日。今年你暂时不能起床。我留下一瓶好酒，只等你病好出院，再和小丁来陪你吃酒。现在你唯一的任务，是把病治好。”

　　听这一讲，他马上把手放开，莞尔一笑。——这一笑，事实上便成永诀!新春过后，笔者东奔西走，回来再去看望，他已经认不得人了。

　　记得几年前，我国女排“三连冠”的时候，一日竟误传噩耗：此老看电视转播，一时激动，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结果却是一场虚惊。当时笔者曾向此老取笑：“老兄已经向阎罗王报过一次到，判官爷已经把‘张乐平’三字从生死簿上一笔勾销。所以，你定然万寿无疆！”而今此老病危，笔者时时想起这段往事——但愿当真的阎罗王把他忘掉就好了。

　　在华东医院上下的共同努力下，“三毛爷爷”居然身插数管、在昏迷中熬过了春天，又熬过了夏天。入秋，有相当一段时间，此老病情平稳。爱女朵朵因事假过久，回港销假，准备一月后再行归来。岂料9月下旬，病情恶化，岌岌可危。笔者几次前往探望，医生都说已“回天乏术”。笔者与雏音大姐商量，也认为事已至此，不必强留了。只是希望：能维持到国庆以后，让朵朵回来……

　　9月27日，笔者匆匆了却杭州工作，乘96次火车赶回上海，想最后送他一送。途中，怔忡不安，忽忽若有所失，只能暗暗祝祷：保此老10天平安，不要让朵朵遗憾终身！

　　不料，一脚踏入家门，大小子长风劈头一句：“张家刚刚来过电话：“三毛爷爷”今天下午6点多钟‘走’了！!”

　　闻言木然，虽在意料之中，却在希望之外。朵朵遗憾！我也遗憾！

难忘的两个生日

　　1969年深秋，已是中共九大之后，政治空气略为宽松。早在九大以前，工宣队和造反派对笔者的“背靠背”审查，已经基本结束。也不知怎么一个心血来潮，笔者忽然想到：可以办一个大型墙报，把那些关在“棚”里的“老黄牛”“牵”出来做做“手民”（旧社会称报社排字工人为“手民”），免得他们你批我，我斗你，没完没了。

　　于是，笔者便向工宣队领导提出了这个建议，并自告奋勇，愿担任“总编辑”。还推荐两位“革命群众”当“副总编辑”——他们今天可都是新闻界大名鼎鼎的人物了：一位是《上海滩》的副主编华将谟，一位是《上海科技报》的副总编辑毛秀宝。另外，又推荐了一位“美术编辑”——张乐平！

　　就这样，大型墙报出版了。每星期一次，就贴在教育学院大食堂对面的一块大木板上。第一期，经过我辈精心编辑，质量自然很“高”，特别是“老三毛”的那幅大漫画，格外醒目。尽管没有具名，“广大读者”——新闻出版界的朋友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张乐平的手笔。

　　墙报出了一期又一期，从上海出到华漕，每期最引入注目的总是“老三毛”的漫画。是年深秋，“苹减绿，柳添黄，红莲脱瓣”（《长生殿·水宴》语）笔者得知这位大漫画家正年当60，突发奇想：为他做一次大寿。

　　做六十大庆，在今天自然理所当然，可在那个时候，“老三毛”紧张得头手俱摇。笔者见他害怕，就来个迂回战术：先说服雏音大姐和他们的儿女：“关起门来，给老老做次寿，送送晦气，我知道不会有问题，请放心！”

　　十月初九，是日也，风和日丽。张乐平一家欢聚，举行寿宴。贺客仅笔者一人而已。席间，主人公依然闷闷不乐。笔者只好频频劝酒。三年多了，“老三毛”被一纸“勒令”吓倒——“张乐平不准喝酒！”今天，自动开禁，三杯下肚，才真正有点高兴。笔者凑趣，敬了两杯：“第一杯，保证你不久‘解放’；第二杯，预祝老兄70大发！”

　　这两杯酒一喝，此老兴致来了。先是骂了一通两个“最不讲朋友”的“朋友”；然后，流露了一个美好的愿望，问我：“我能不能入党？”笔者回答得斩钉截铁：“能！”果然，弹指一挥，10年过去，正是在他70诞辰之前，上海少儿出版社的党组织决定吸收这位大漫画家入党。小丁和我特地为此事写了一篇大通讯。

　　十月初九，他打电话找我。到得他家，这位七十老翁却开心得象小孩子过新年一般。一见面，两个共产党人紧紧握手！他第一句话就是：“我盼了二十年了！”第二句话：“被你说着了！”

“我有笔似刀枪”

　　在开怀畅饮一番之后，此老郑重其事地拿出两幅画——一幅是他的自画象，一幅是“三毛踢足球”：还说“这两幅都是我的得意之作。这个踢足球的三毛，我自己特别喜欢。你也喜欢三毛，就给了你吧。”那幅自画像，倒与平日所见“三毛爷爷”大不相同。平常，此老慈祥、朴讷、亲切，几无锋芒可言。此画是幅半身像：左手一只酒杯，右手一支大笔，笔尖朝上，头发蓬松，双目凝视笔端，满面春风，洋洋得意，还带几分酒意。画上自题“我有笔似刀枪”。笔者一面看画，一面看人，仔细对照，不禁失声大叫：“今日方识‘老三毛’真面目！”此老急问此话何意？笔者乃告“‘我有笔似刀枪’，此画把老兄精神最深处最本质的东西——革命战士的气质画出来了！”他一听大乐，竟然连说：“识货！识货！”

　　弹指一挥，14年过去，可惜前3年我送此画去请他题诗，准备为他八十大寿写一文章，不料老人不久即入医院，此画也竟从此不见——“只在此室中，纸深不知处”。

　　不过，这幅画的神态、寓意，却永远刻在笔者心底，永远不会磨灭。

　　“我有笔似刀枪！”一点也不为过。他老人家在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度过了整整82个年头。从小学开始，直到昏迷为止，除了“文革”期间被迫封笔，50多年间，他几乎没有放下过自己的笔，而且大多用来“作刀枪”——

　　二十年代第一次大革命，他略懂人事，拿起画笔，第一幅画就是“打倒列强反军阀”。

　　三十年代上半期，他笔不停挥，画的主要也是劳动人民的疾苦，对人吃人旧社会的控诉。

　　抗日战争，打了8年，他那支笔也画了8年——从纸上画到布上，从地上画到墙上，内容基本一样：打倒日寇，解放中国！

　　抗战胜利了，我们的“三毛爷爷”可没有“胜利”，家累沉重，重病缠身。尽管如此，他仍然紧紧跟上时代步伐，站到了共产党领导的反饥饿反内战的前列。《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这两部杰作之所以能如此震撼人心，就因为不仅形象十分生动，而且内容紧密切合时代脉搏。

　　国民党崩溃了，共产党胜利了，已经进入不惑之年的“老三毛”，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看到了希望——自己的希望，社会的希望，民族的希望，国家的希望！笔锋便转到热情地歌颂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上。

　　“三毛爷爷”是1958年进入解放日报的。副总编辑冯岗问他有什么要求，他的回答简单得很：“能够进党报，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我感到很光荣，什么要求也没有！”这几句话，当时普通又普通，但是张乐平同志却发自肺腑，说到做到——不要加工资，不要房子，甚至连应该有的房贴也不要。今天再听听这几句话，真是“掷地可作金石声”。

　　从此，他便忘我地为党报工作。从插图、国内漫画、国际漫画，直到速写、标题、头花、版面设计，样样都画。“大跃进”时期，报纸宣传任务重，几乎天天半夜派车把他接到报社编辑部，一起商量，确定内容，请他当场挥毫作画。每画一幅画，他总要广泛征求意见：上至总编辑、下至制版工。有一次，一版编辑请他画一幅表现中国人民大无畏气概的画。他先画了一幅，总编辑魏克明看了不满意，要他重画，还说了一句刺人的话：“你们大画家只肯修修补补，不肯大改！”此时已经半夜，笔者在旁听了，怕他不高兴。谁知他回答一句：“推倒重来！”根据老魏意见，援笔立就——一个农民肩挑日月，手牵蛟龙，昂视阔步。大家看了，个个拍手。老魏一看也大为高兴：“好啊！”

　　1976年10月6日，“四魔”就缚，万方欢腾。“三毛爷爷”一听消息，立即狂喜，一排排“子弹”从笔尖射向了“四人帮”，其快何如！

　　笔者最后一次请他作画，是在戊辰年岁尾。解放日报为了祝贺南平纸厂厂庆，想送一样“给人印象深刻的礼物”，因此命笔者请他画三毛。其时，他又住进华东医院，体力甚弱。一听解放日报要他作画，二话不说，当场支撑着画了一幅《三毛放炮仗》，交笔者带走。隔了几天，笔者再往探望，他摸摸索索，又取出了一幅《三毛放炮仗》，上面还落了款，说道：“上次手抖得太厉害，画得不好，这两天手不那么抖，画了这幅，比较好。”

　　张乐平一生以笔为刀枪，为国、为民、为共产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一生“重于泰山”。他的画，必将长留天地间！他的名，必将永垂万世后。

——摘自1993年第1期《新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