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大师张乐平的杰作《三毛流浪记》于四十年代末已拍成电影，他的另一杰作《三毛从军记》，最近也拍摄竣工，即将问世；可是他和戏剧的姻缘，却鲜为人知。其实早在三十年代后期，他已与戏剧结下“不解之缘”，这缘分整整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直到他辞世前夕。

　　（一）千里姻缘一线牵

　　要说缘分，先得从张乐平和他夫人冯雏音的结合说起：张乐平是浙江海盐人，三十年代中，他所创作的《三毛》，早已蜚声漫画界，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爱。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和叶浅予、张仃、胡考、梁白波、陆志庠、席与群、陶今也等组成救亡漫画队。“八·一三”后与十多个救亡演剧队先后奔赴内地参加抗战，由南京一路以漫画为宣传抗日武器辗转至武汉。当时正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周恩来任总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第三所宣传厅厅长；改编救亡漫画队为抗敌漫画宣传队；在“保卫大武汉”阶段中，举办“街头画展”，还在黄鹤矶头绘制巨幅《抗战到底》宣传壁画。一九三八年分为两队，一队由叶浅予领队，一队由张乐平率领赴第三战区政治部所在地安徽休宁，与同赴休宁的抗敌演剧第五、七两队并肩作战，沿新安江及浙赣铁路宣传抗战，一同抵达江西上饶。一九三九年春日寇飞机狂轰乱炸浙东名城绍兴及诸暨，张乐平曾去劫后的两地用画笔速写日寇暴行的罪证，在金华举行《劫后绍兴、诸暨画展》。金华当时是东南五省文化和经济的中心，中心剧团也在金华，张乐平与吴亮是老相识，吴亮等发动中心剧团的成员协乐平开画展，成员中就有冯雏音。雏音出生在上海，原籍是浙江上虞，冯家是书香门第，她父亲冯步青是沪上名律师，鲁迅先生的女佣阿花遭夫家虐待，鲁迅先生曾请冯律师为阿花申诉，此事在《鲁迅日记》中有所记载，雏音是独女，为父亲所钟爱并寄予厚望，取名雏音，就是希望“雏凤清于老凤声”的意思。雏音在上海读书时，曾参加蒋柯夫主持的“八·一三”歌咏队，后来参加上虞、绍兴两地的抗日团体，最后加入金华中心剧团，曾主演过吴祖光的《凤凰城》和王澧泉的《新人物》等抗日话剧。她与张乐平是大同乡，又是《三毛》的热心读者，所以一见如故，一往情深，由“鱼雁往还”而成为恋人，“有情人终成眷属”，于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八日在江西玉山结婚，郎才女貌，佳偶天成。当时在东战场传为佳话：“千里姻缘一线牵”……

　　（二）烽火连天同生死

　　张乐平领队的漫画宣传队和抗敌演剧第五、七两队以及抗敌宣传第二队，确实是名符其实的兄弟队；尤其是抗战后期，张乐平夫妇和演剧新七队（由抗宣一队改编）的关系，更是真正同生死共患难的“生死之交”，用“烽火连天同生死”来概括他和演剧队的缘分，倒是十分确切的。

　　一九三八年九月左右，张乐平率领的漫画宣传队和抗敌演剧第五、七两队，先后由武汉出发，配属第三战区政治部，于九月中旬在安徽休宁会师。演剧五队是由王梦生主持的“上海剧社”改编的，队长王梦生是“文明戏”中三大“能派”之一，与汪优游、张啸天齐名。所谓“能派”是指他的戏路很宽，能从娃娃生，小生演到言论老生，而且能反串老旦角色。王梦生任五队队长时已五十多岁，在十个演剧队成员中年岁最长，他为人豪爽好客，口才很好，爱喝两杯，几乎每顿饭都不可少，但从不会误事。他和乐平都来自上海，一见面就用“上海话”交谈，“老乡见老乡”’，分外亲切，有机会总要在一起喝两杯。五队成员大都来自上海，尤其是杨华生和张樵侬演唱的“杂剧”（即滑稽独角戏），乐平非常欣赏，认为它的讽刺特色，和漫画很有共同之处。杨、张演唱的《西洋镜》，就是根据乐平画的抗战连环漫画《打东洋》，注入抗日的新内容的。

　　至于乐平和七队队长洗群的关系，那就更不一般了。洗群当时才不过廿三四岁，在十个演剧队队长中最年青，他能编、能导、能演，他所编的《反正》、《菱姑》和《烟苇港》等剧本，在各战区普遍上演，兄弟队中也演过他的剧本，例如演剧九队（原二队），就演过他的《烟苇港》等剧。由于少年得志，有时不免“恃才傲物”，很多人不在他眼中，唯独肯听乐平的话，只要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也只有乐平才能扭转过来，他待乐平如兄长，乐平也在多方面对他予以支持。例如洗群在休宁前线日报社出版的《复活与烟苇港》剧本集，在金华新知书店出版的《戏剧学基础教程》以至于在上饶战区政治部发行的《戏剧月刊》，都是乐平为他负责设计和装帧的。最使洗群感动的是：乐平请来著名摄影记者俞创硕，为洗群和演剧七队拍了很多剧照和工作照，由乐平寄给正在香港主编大型画报《抗战中国》的叶浅予，浅予开出专栏刊载，题为《演剧七队在东战场》，整整两个版面，由洗群编导的《小三子》剧照作为封面，影响很大，大大提高了洗群和演剧七队的知名度。尤其是《戏剧月刊》第一期刊出了夏衍的《再论此时此地剧运》和邵荃麟、聂绀弩、葛琴、辛劳等著名左翼作家的文章后，受到战区政治部主任秘书朱景暄的指责，也是乐平挺身而出，他对朱景暄说：“现在上演的抗日剧本和歌曲，有几个不是这些作家写的？能都禁演吗？”战区政治部也就不了了之，为洗群解了围，《戏剧月刊》也继续发行。当演剧五队戏剧指导员王澧泉和抗宣二队队长何惧因“左倾嫌疑”被战区政治部“专员室”（特务机构，后发展为“上饶集中营”）无理扣押后，也是乐平领头组织营救出狱的。

　　当时漫画宣传队的队址，就在战区政治部紧邻的一间十多个平方的民房内，既是工作室也是寝室，条件非常艰苦。但漫画宣传队的成员，不是工作就是学习，室内窗明几净，收拾得整整齐齐，我们演剧队成员很钦佩他们的苦干精神，称漫画队的这间斗室为“高等文化区”。漫画队门前有一座“庙台”，我们常在这座庙台上演出，每次去演出时，总要先去漫画队“串串门”，乐平他们照样工作，我们也不打扰他们，只找他们常备的书报杂志看看，就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彼此毫无拘束。有时听听乐平等对我们演出的意见，他们“直言谈相”，我们也很心服。我们演剧队在布景、化妆上有困难，乐平一定全力为我们排忧解难；漫画队要巡回展出，我们五、七两队队员化装成农民、工人、小市民掮着漫画牌在街头、乡镇、农村、部队展出，这种“化装展出”的新形式，也是乐平的一大发明，展出配合街头剧、歌咏和演说，很受广大观众欢迎，在东战场影响也很大。说来很有意思：漫画宣传队成员，也有“客串”下海演戏的时候，那是一九三九年冬，演剧七队大部份成员由罗毅之率领赴皖南前线工作，演剧五队也不在上饶，而战区政治部有一个紧急任务，要我们演出一台戏，当时七队除了女同志外，留下来的男同志不多，我只好向乐平求援，乐平笑了：“阿拉又不会演戏，再讲，阿拉的国语也不来时！”我说：“你只要给我人，别的你别管！”救场如救火，乐平动员了叶冈和麦非参加洗群写的日军反战讽刺喜剧《一朵小红花》，叶冈身材高大，他演剧中的一个日本“武士道”士兵正好合适，他的“兰青官话”说得不错、效果很好。麦非虽然身材较矮小，但很会演戏，他的一口“广东官话”，不时引起阵阵笑声，这个戏只匆匆排了一两次，但演出很成功。战区政治部副主任冯剑飞非常满意，他深为赞叹：“了不起，想不到画漫画的会演戏，而且演得这么好！行！行！真行！”乐平笑了笑说：“呒啥！要是廖冰兄也参加，一定更崭！”冯剑飞忙问：“那冰兄人呢？为什么不参加？”乐平说，“冰兄到重庆去了！”冯剑飞连连顿脚：“可惜！可惜！真可惜！”大家都笑了……其实，乐平说的一点也不错，冰兄的确很会演戏。记得一九三八年冬，乐平和叶冈在“长沙大火”前夕，被三厅调到长沙去了，陆志庠也去了桂林，只有廖冰兄随七队沿新安江一路宣传演出到上饶。有次在深渡演出《烟苇港》时，临时加演一个哑剧《复活》，本来由我演剧中的小商人，因为我在《烟苇港》中演小秃子，一开场就有戏，赶妆来不及，冰兄自告奋勇顶替我演小商人，他是广东人，讲不好“国语”，但哑剧用不着讲话，没有问题，洗群只在演出前匆匆排了一两遍，冰兄绝顶聪明，一听就会，一点就通。这个哑剧演出时是有幕后伴唱的，演员必须按伴唱进行表演，一演出时，冰兄的一招一式都符合伴唱的节奏，尤其是小商人逃难中回首眺望在战火中燃烧的故园时的几步，感情真实感人，动作也准确而潇洒，博得了“满堂彩”！此后，洗群逢人就宣传：“廖冰兄确实是位好演员！”乐平听了也很得意……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暴露无遗，郭老领导的三厅解体，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由“兰衣社”特务头目邓文仪继任。演剧五队（此时已改为十队）的进步队员，相继被捕关入“上饶集中营”。抗宣二队被迫解散，七队已改为三队，罗毅之被迫离队，队长由文化特务吴英年继任。漫画宣传队也被分化瓦解，有的改行，有的他去，只有张乐平和叶冈坚持到最后。一九四二年“浙赣战役”后，叶冈回桐庐老家，乐平夫妇逃难到赣州，暂住在教育部剧教二队，这个队“官气十足”，每当开饭时桌旁还站有两位工友“伺候”添饭，乐平不习惯，另找住处，宁可打打零活，也不进这种“衙门”。当时娓娓和晓晓已出生，乐平负担很重，生活极其清苦，但“一簟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君子固穷”，在这一点上，我们都很钦服乐平的风骨。很难得的是一九四三年左右，演剧十队在赣州演出《阿Q正传》时，乐平仍全力相助，分文不取。他为十队画了一张特大的演出海报，别出心裁地把阿Q的Q字写得特别大，然后画了一个阿Q站在Q字的中央，分外令人醒目。这幅大海报挂在赣州市中心中山公园的大门上方，吸引了不少过往行人驻足欣赏，十队的演出也盛况空前。十队队长沈默与乐平也是老朋友，他问乐平有什么困难没有？乐平笑笑：“哈哈，蛮好。”……当时的“赣南王”蒋经国就在赣州，身兼行署专员和保安司令，可是乐平从未“为五斗米折腰”，真正正气凛然。

　　尤其是一九四四年初冬时分，新演剧七队（抗宣一队改编）到赣州演出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和洗星海的《军民进行曲》时，遭到宪兵特务的干扰和捣蛋，乐平义愤填膺，和文艺界朋友联名写信到“正气日报”质问：“难道抗日也有罪？”蒋经国不得不装出姿态，出面调停此事。不久日寇逼近赣州，乐平夫妇带着两个孩子疏散到龙南，新七队也在这里演出，新七队队长吴荻舟和原五队潘予都和乐平是老相识，便邀请乐平夫妇随队遄赴广东梅县、兴宁和平等地演出，同生死，共患难，一直坚持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

　　（三）笙歌遍地共始终

　　抗日战争胜利后，“三毛之父”张乐平在嘉兴画《三毛流浪记》，在上海解放前夕又迁住上海，回到他漫画事业“起步”的地方，如鱼得水。由于《三毛流浪记》笔锋犀利尖锐，矛头直指反动当局，深受广大读者的热爱，他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尤其是解放以后，乐平全身心投入热爱少年儿童的事业，辛勤耕耘，读者越来越广泛，尤其是《三毛》，几乎已拥有三代读者，被人们尊称为“三毛之父”。解放后文化出版事业蓬勃发展而迅速，向乐平索求画稿的报刊杂志也越来越多，乐平都尽力满足他们的需求，终日笔耕不辍，无暇旁顾。加上他在报社和美协的工作都很繁忙，不时还有国际友人到他家中访问，他不得不分出一些精力来参加外事活动和社会活动。就是当年在抗战中结识的老战友也来到上海时，乐平也很难与他们见见面，实在是没有时间，也分不开身。尽管如此，乐平还是千方百计挤出时间来和老朋友们见见面，并尽可能帮他们的忙。乐平与著名滑稽演员杨华生和张樵侬的关系，就是如此。一九五六年，杨、张所在的大公滑稽剧团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演出《阿Q正传》，就得到过乐平的大力支持。当时乐平很忙，但非常念旧，在百忙中仍慨允为杨华生饰演的阿Q设计人物造型。乐平是浙江人，抗战时还在战后的绍兴城乡画过不少“速写”。他在为杨华生造型时，参阅过很多关于阿Q的绘画和木刻作品，乐平认为：“首先要深刻理解阿Q这个人物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他希望杨华生多读几遍鲁迅先生的原著《阿Q正传》，杨华生确实也下过不少苦工夫去攻读。其次，乐平要求杨华生在表演阿Q时，不要瞪“大眼睛”，因为阿Q是被压迫的农民，鲁迅先生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否则不像被地主凌辱的穷苦农民。杨华生本人的眼睛特别大，在过去表演中也习惯瞪“大眼睛”，可是在演阿Q时，他始终按乐平的造型要求，在台上半眯着眼，从不瞪眼睛。这个戏上演后，乐平几次抽时间去看戏，而且偷偷在前台看，对杨华生的表演，感到很满意。因此，著名漫画家叶浅予、张光宇等，在乐平的推荐下，专程从北京来看《阿Q正传》，并当场画了不少“速写”。欧阳予倩、田汉、熊佛西、黄佐临等戏剧界的老前辈也先后来看过戏，并给予适当的评价。这是滑稽戏第一次从以演小市民生活为主的圈子中走出来，第一次上演文学名著，这个戏吸引了不少文化知识界的观众，具有一定的影响。如果说这一步走得还不错，那也和乐平的大力协助分不开。一九六一年鲁迅先生逝世廿五周年纪念时，大公剧团又一次上演改编整理过的滑稽戏《阿Q正传》。这次加了一场“梦境”，阿Q梦见白盔白甲造反，他也大造赵太爷之流的反！这一次杨华生几次怒睁大眼：“我手执钢鞭将你打！”……乐平看了之后对杨华生说：“侬格几趟瞪眼乌珠，瞪得蛮恰当，蛮好。按阿Q的心情来讲，格辰光应该瞪，瞪得有理！”……

　　一九五八年大公滑稽剧团创作演出的《七十二家房客》一直演到“文革”前夕，并拍摄成了电影，“文革”后又重演，上座始终不衰，这不能不说是乐平为这个戏，倾注了不少心血。乐平不仅为杨华生演的伪警察“369”设计造型，还为张樵侬演的杜福林、笑嘻嘻演的流氓阿炳、绿杨演的二房东、张利音演的金医生和沈一乐演的小皮匠等分别精心设计人物造型，为演出增光生色。乐平对旧上海的小市民群的生活很熟悉，对伪警察、二房东、流氓这些坏蛋以至于江湖医生、卖梨膏糖的艺人、三等舞女、小皮匠、大饼摊老板娘等生活在旧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也非常了解，非常同情。乐平不仅从外形上造型，而且是从人物的内心造型，所以非常真实而传神，几乎呼之欲出。让观众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人或不是坏人，演员们得益非浅，十分佩服乐平观察人物的锐敏和深刻。剧本出版后，这几幅人物造型画都附在剧本前面，外地剧团演出这个戏时，这些人物造型，给他们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七十二家房客》能在全国几十个戏剧院团上演都很成功，应该说也有乐平一份功劳。仅以他为杨华生演的“369”人物造型为例：“369”完全像一只黑色的螳螂，整个体型显得张牙舞爪，一身黑色伪警察制服，歪戴着帽子，两眼画得特别大，就像螳螂凸出的眼珠，眼里透出凶光，最绝的是“369”的一双手，完全像螳螂的“两把刀”，既凶狠，又贪婪，刻划出“369”天性敲诈勒索房客们的反动本质，杨华生自己也说：“乐平的人物造型，真帮了我的大忙！”

　　乐平和张樵侬、杨华生是老朋友，几十年来亲如兄弟，来往也很密切。乐平跟张樵侬同年，都属狗，乐平常跟张樵侬亲切地说：“阿拉是两只老狗！”乐平住在医院时，我和杨华生、诸葛明等去看望他，张樵侬年已八十有二，双脚有病不能去，他特别叮嘱我，要我代向乐平问好。乐平逝世后，张樵侬也再三托我代他向乐平遗体告别。当我把乐平逝世的消息告诉他时，他正在桌旁端着饭碗准备吃饭，我一说完，他马上放下饭碗，一口饭也没有吃，扶着拐杖向床走去，倒在床上一言不发，老泪纵横……杨华生比乐平年纪小，身体也比乐平好，他们俩交往很深，乐平为他画的漫画像也最多，一九八二年为杨画的一幅漫画像最特别，他故意不画杨的大眼睛，反而画杨笑眯了眼，而且眯成了一条线，寥寥几笔，非常传神，杨华生也非常喜欢这幅画像，因此在一九九一年“杨华生滑稽生涯六十年”的演唱会上，乐平画的这幅画像不仅作为“说明书”的封面，而且舞美设计把这幅画放大成六米见方的大布画，作为主体挂在演唱会舞台的中央，十分引人注目。乐平得意的是：这幅画上所用的“乐平”阴文两字画章，是齐白石大师亲手为乐平刻制的，乐平不轻易用这印章，只有得意之作才用上去。正如傅抱石的“闲章”“每每醉后”一样，不是得意之笔绝不用。杨华生在他新近出版的《杨华生滑稽生涯六十年》一书，封面装帧用的也是乐平的这幅画，可见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很深厚的。

　　最后，谨将张樵侬，杨华生和我悼念乐平大师的挽联，作为本文的结尾，以表达我们的哀思：

　　“俯首为孺子，妙笔生花，创绘少儿良友；超凡入圣，咸尊三毛之父，茫茫人海留遗爱。

　　丹心献赤诚，鞠躬尽瘁，开拓漫画世界，鲁殿灵光，不愧一代大师；莽莽乾坤发浩歌。

——摘自1993年第1期《话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