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平弃世的消息，我是最早从《文汇报》看到的，我立即打电话给小丁(聪)问乐平家的地址，他说他也不知道，唁电由《新民晚报》转好了。然而唁电上寥寥的几个字，又怎能表示我对乐平的衷心哀悼呢？

　　我和乐平聚首的时间并不长，算来也不过抗战结束后到我移家北上的三个半年头，以后就只有在北京的短暂见面了。最后一次记得是在一位朋友的画展上，我们不期而遇，握手言欢。想不到这就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连年月都记不起来了，真令人难受。

　　第一次见面，他动情的谈话，打动了我。这使我们一见如故，欢欢喜喜订了交。他是个很直率的人，心地纯真得像他笔下的“三毛”；我就喜欢他这一点。他遇到事有时迟疑，但决不作伪应付，一是一，二是二，是个言而有信的人。

　　1947年阳翰老（笙）有意将《三毛流浪记》搬上银幕，由他亲任改编，陈鲤庭导演，并由上海昆仑影片公司拍摄；他首次和乐平谈这项企图时，我也在座。乐平当然很高兴，但他不知事情如何进行，更不知合同如何签订，就委托我全权办了这些事。好在昆仑是由党间接领导的，所以最后的签订合同对乐平有利。

　　以后，上海的解放提上了日程，鲤庭和我就劝乐平在上海等候解放的来临。他们两人在今展览馆附近一条闹中取静的小路上找了一间住房，我们便在这里准备欢迎解放军的工作。一些写画的大幅宣传品，大多出于乐平的手笔。那时乐平身体不太好，可他还是没日没夜地干，他的热情鼓舞了许多朋友。

　　解放军进入上海市，我在高楼上看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清早便去找乐平和鲤庭，共享胜利的欢欣。我们又叫又笑，快活得像是七八岁的小孩。乐平以他纯真的心和不懈的工作，赢得朋辈的信赖。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我们都参加了这次文艺界破天荒的大会，他那个兴奋劲儿，简直不像是个成年人。我和他同住在前门的留香饭店，在大会听了些报告后，乐平对我说“三毛”再不用到处流浪了，解放使他变了一个人，他已生活在解放了的土地上，他不可能再有凄楚的经历，他必须是个生活在新土地上的儿童。就在大会期间，乐平已经在筹划“三毛"的新生活了。

　　文代会后，我调来北京工作，只是偶尔看到乐平画的“三毛”，“三毛”已经以崭新的面目出现。我庆贺他的新生，事实也是乐平和我一辈知识分子的新生。新生的乐平与他的“三毛”，也鼓舞了我！我五十岁那年，乐平和马国亮等人刚好来京，叶浅予设家宴款待他们，谈到年龄，他们说应该留些画和文字作纪念。我记得乐平画的是“三毛”捧着一枚大寿桃。我清楚记得乐平在搁下画笔时那张显得十分满意的脸，和他对我会意的一瞥。

　　乐平走了，走得那么匆促，但我相信他走时也一定露出那张显得十分满意的笑容，他遗留下“三毛”的苦难与欢乐的形象，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的心里。

　　想到我再不能见到乐平那张纯真的笑容，我的心就发痛。近年来老友日见凋零，这是自然的规律，但我总觉得天道太不公平了，那些制造人间苦难而应该死的不死，那些为人间谋福祉而不该死的却早早离开了人间，我又怎能掩得住心里的悲哀呢？

——摘自1993年3月28日《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