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画三毛著名的张乐平先生是父亲的老朋友。

　　遗憾的是，生前未曾一见。只是在他逝世前一年，杨芳菲女士去上海采访他，曾托她捎去一个问候的口信。芳菲回杭以后，兴匆匆地给我带回一小幅三毛的画像，说是乐平先生在医院的病榻上信手画的。

　　画上的三毛，已不如《三毛流浪记》中的愁苦，也不如《三毛从军记》中的悲愤；而是眉飞色舞，洋溢着童年的欢乐。虽寥寥数笔，却依然那么传神，令人爱不释手，不愧是“三毛之父”的传世手笔。

　　人们几乎已经把张乐平和三毛的名字连成一体了。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就是因为喜爱张乐平的作品而用上“三毛”这个笔名的。她临死前还特地去上海拜访了这位“父亲”，一时传为文坛佳话。谁料台湾的这位时值盛年的“三毛”，会与张乐平先生相继离开这个世界呢？

　　今天我记起张乐平先生却并非为了他的杰作三毛，而是编辑部约我写点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的文章。

　　我生于抗战爆发后的第三年，而我的父亲却牺牲于抗战胜利之前的第三年。父亲惨死在日本侵略军的刺刀之下，他为我们这个民族洒尽了最后一滴血。抗日战争与我们这个家族，有着血肉的联系，我是有这个义务写出一个中国人心灵的那种刀锋般的感受的。

　　父亲牺牲时还不到而立之年，留下的作品并不多。而留下的作品中也十之八九在历次搬迁中失散了。我手头保存的还是父执辈冒着生命危险用各种方法藏下来的。在这不多的作品中，有一篇题为《读战地素描预展后》，刊登在一九三九年金华出版的《大风》杂志第一百零七期上。这战地素描的作者就是张乐平先生。

　　据文章介绍，当时在金华公开展览的作品有一百多帧，不知这些可贵的历史资料是否还留在世上？幸运的是在文章中还留有三幅：《打草鞋》、《为民众服务》、《旁听生（富阳前线民众学校所见之一）》

　　父亲曾在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求学，自己也是绘画和木刻的爱好者，对于绘画艺术比我内行得多，不妨引用几段，也许更能明了当时的情景——

　　“今天的张先生，生活在战斗中，过的是战斗生活，抗战以来的作品，无论作风与内容都配合着抗战的需要，不是很抽象的离开了群众，或者专在趣味上用工夫。”

　　“张先生的一百多帧作品当中，他给我们写出前线士兵的正当娱乐，写出军民间的亲密关系，写出在‘政治进攻’声中努力建设的天目山，写出沦陷区的学生，战区的民众教育，以及前线士兵的战余生活……”

　　“不抽象繁杂，不晦涩平淡，这是他的优点。”

　　不用摘得更多了，父亲从内容到形式都已介绍得很详尽。从保留在这里的三幅画中，也足以说明。

　　《打草鞋》画的是战前的准备，全神贯注的年轻战士刚放下枪，就用那本是劳动者的粗壮的手打起草鞋。跋山涉水的战斗生活，最容易磨烂的就是鞋。战士打草鞋，打的就是战斗的准备，打的是胜利的信心。

　　《为民众服务》画的是战地医务人员为老妇人治外伤。老人紧皱着眉，咬牙忍受着伤痛（也许就是侵略军的子弹打的），军医轻轻地为她裹着伤，反映出军民间那种亲密无间。

　　《旁听生》中没有战士的形象，有的只是一位正在哺乳的母亲，手执大芭蕉扇，咧开嘴笑着。她也许正在旁听民众学校老师讲抗战必胜的演说，感受到光明即将来的喜悦，于是展颜一笑……

　　这里虽然没有画直接战斗的场面，但已让我们感受到那种全民族抗战的气氛，感受到民族团结的力量和必胜的信念。

　　这才是真正的艺术。

　　岁月已流逝了半个多世纪，然而真正的艺术是不会因为时光流水的冲刷而淡化的。用生命和鲜血凝成的艺术，就像是南京雨花台的石子，经过了地火的熔炼而凝成永恒的色泽，时间的流水，只能冲洗出他们更为绚丽的光辉。

　　读着父亲的文章和张乐平先生的画，我感受到了这两位先辈的心是相通的！同时，我也感受到自己的心于它们也是相通的。

　　因为，我们都有一颗共同的民族心！

——摘自1995年9月5日《衢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