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乐平先生画的三毛可是出了名，这部作品流传了近半个世纪，在书店架子上从来都是摆出来不久就卖完了。

　　我也是它的一个读者，算起来，还是与三毛岁数不差上下的同龄人呢。我喜欢三毛，我同情他，这种爱之情，延伸了几十年，直到我年近半百才忽然冒出来一个念头：把三毛的故事广而播之，讲给新时代的孩子听。

　　“三毛的故事”确是一份很可宝贵的历史教育材料。

　　把无声的漫画变成有声的广播，这其中的因缘就是靠我们的编写工作把它们联上。照着画面编故事，很有点像幼儿园小朋友的启蒙读物“看图说话”。不过，我们说的话先要形成文字，再付诸于语言，即编稿与播稿。

　　张乐平先生的三毛漫画与其它连环画不同，没有文字，一般是四幅画一个故事，加一个“四字标题”，这四个字常常不是题目，是点题，全靠画面“讲述”故事。这正是漫画特有的功力与魅力。

　　我的编写工作恰恰要把所有画面上的“讲述”，变成语言文字解说出来。对象呢？是幼儿。这就对自己掌握语言、驾驭文字的水平高低，是一次检验。同时，还要了解幼儿的接受能力及兴趣爱好。

　　从事少儿广播编辑工作30年了，不敢说熟练，还敢说熟悉。但是，以前改编的作品，大都有原作文字依据，或语言基础，如讲话录音等。而漫画三毛，是画变字，字变语，并且是长篇的，几百页、几千幅画。一部《三毛流浪记》几乎是旧中国灭亡前的社会缩影；另一部《三毛从军记》，概括了八年的抗日战争。把这么复杂的内容，讲给当代4—5岁的小朋友听，不仅是个语言文字对象感的考验，首先是对自己生活积累、认识人生等深浅程度的挖掘。

　　面对这些考虑，唯一的出路是再学习。学无止境，学无定规，进学校听课是学习，日积月累，作有心人，也是学习。后者更具实践意义，它不受限制，随时随地学，学了不一定马上用，待用时，再去翻出来，复习于心，适时而用。

　　当我着手编写三毛故事时，面对一幅幅画作，思考着，怎样把张乐平先生笔下的三毛形象用我的笔将他描述出来。于是，我记起两位老师：评书和老舍先生的小说。

　　我从小爱听评书，那是听着玩，无意的学习；工作后再听评书，则是有意的学习，瞎琢磨开了：为什么一个人的讲述能这么引人入胜呢？光靠语言的巧妙吗?不完全是。评书是不成文字的书，它吸引人的最大因素是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动作及人物命运的故事情节。评书刻划人物是极有特色的，富有浓郁、真实的“人味”，特别接近于普通老百姓，几乎没有什么华丽辞藻，大白话、大实话，使听者亲切、易懂。我们给幼儿讲故事，也必须这样做。三毛的形象是非常具体、活泼，性格十分突出，充满生活气息，我们去把那动作画面变成文字叙述，应该借鉴评书手法。比如《三毛流浪记》开篇“孤苦伶仃”，就是三毛看到小鸡、小羊、小狗、小乌鸦都有妈妈，自已没有，伤心地哭了。我们讲这些并无故事情节的故事，着意要刻划三毛的内心感受，通过他和小动物的关系，既关心又羡慕，描写小动物的亲情，都是从刻划三毛出发。将心比心，最后，三毛爬到树上哭，泪水像下雨一样洒下来，才能收到动人效果。

　　漫画是无声的，广播故事中再现这无声画面，无论叙述还是人物对话，语言要忠实于原作。三毛是旧社会一个最平凡、最不起眼的流浪儿，描写他及他周围那些普通人，首先要说谁像谁，谁说话像谁说话。生活中，实际上决不存在千人一面，绝对是一人千面。每个人见另外一个人，只要对象不同，话就不同，在这一点上，老舍先生的小说是最有说服力的。老舍先生笔下的人物千姿百态，个个说“人话”，不说“字话”，包括叙述描写部分都是一样。所以读他的作品，上口、顺溜，没有拿腔拿调的毛病。我们对幼儿讲故事，切忌“字话”。这个训练过程，对我来说，也经历了一番痛苦，那就是下决心舍弃自己的所谓对文采的追求。文词，用不上；用上，小孩听不懂，不买你的帐，白搭。给孩子编故事，形式最简单，其实最难。尤其在广播中，连“表情”都用不上，全凭一张嘴说。多年实践证明，带音乐、音响、效果的广播剧之类是很好，也受欢迎，但真正能直接与小听众作深心交流的，我以为首推故事。编三毛故事，我就常常不自觉地陷进去，用笔把心里话“讲”给孩子听。三毛的许多故事情节是感人至深的。张乐平先生的画面，真是耐人寻味。

　　上海街头路灯下，三毛拖在地上那一条长长的身影，融进了作者多少辛酸体验。我在编写这部作品的时候，也仿佛进入了那情景，我用街边的万家灯火的描写，衬托三毛的孤苦无援：

　　“三毛的家在哪儿？三毛没有家，没有爸爸，没有妈妈，只有一条影子陪他作伴。”

　　我希望听广播的孩子跟我一起回到过去年代，走近三毛身边，寒冷、饥饿，这都不是空洞名词。从那里再回到现实，才懂得什么叫新中国的温暖阳光。

　　编写工作应该是个忘情的多情的工作，特别是改编一部成功的传世之作，我们的身心一切都要投入，为此付出心血。首先自己熟悉、感动，才谈得上让小孩子了解，让小孩子感同身受。这就超出了语言文字范畴，好的语言文字是刻意追求不到的，非自然流露才行。

　　评书也好，老舍先生也好。他们不管选择什么古今题材，均与他们丰厚的生活体验、感情体验分不开。即使一部古书，也能讲得令今人感动，这便是“听评书落泪，为古人担忧”的缘由。

　　编写工作当然也有技巧。任何工作都有“技能”在内。《三毛流浪记》的改编，是初试，所以力求翔实，未敢大发挥。之后，我曾一度将“米老鼠、唐老鸭”的动画片改编成“好玩的故事”，播出了十多期，选了七八段有完整故事的内容。这个编写，没有影片台本，靠从电视里看一遍，因为它不重播，边看边速记，播映完，赶快回忆、补充，趁热打铁，加上自己的想象，编成故事，请人讲给小朋友听。这里边，就有技巧技能作用。要记得快，记得准，还要发挥和补充。那米老鼠动画片，动作性太强了，一闪就好几串动作，但是，它也有抒情部分，我选的“豆娃”就是一个很美的童话境界，从地下到天上，从灾荒到乐园，很有幻想色彩。我称它为“好玩的故事”，我编故事同时，也确确实实觉得很好玩。与小听众一起玩，这应该是每个少儿工作者所必有的“童心”技巧与技能。

　　编写作品，自己先要喜欢它。这是我后来编张乐平先生另一部漫画《三毛从军记》的体会。这部作品我看到得较晚，它出版于80年代初。因为是讲国民党军队中一个小兵三毛，所以，历史原因使它拖延很久才露面。

　　《三毛从军记》比《三毛流浪记》更具幽默、讽刺意味。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我们决定在“小喇叭”里讲这个小兵三毛。

　　这次编写，我考虑要与上次不同，希望能进一步提高，那就是更有意保留原作的风格样式。张乐平先生的《三毛从军记》，非常放得开，把旧国军中的各种人物都集中展现出来了。它的环境也单纯，全部故事围绕着三毛这个小兵。比起后来流浪儿三毛，小兵三毛更富于朝气，从一个又调皮又受气的小兵，磨练成一个抗战小英雄，有成长过程。乐观气息比较重，我的编写就不允许一味“苦啊哭啊”，应是苦中有乐，含泪带笑。其中还出现敌人日本侵略者，所以还得有点勇武之力度，不能软啦吧唧的。

　　在如此设计下，编写中行文就要更诙谐，更有趣。三毛人小，在军队中出的那些“洋相”描绘得有分寸，不能温了，也不能火了。比如夜间紧急集合，三毛被搞得一副狼狈相，这样叙述，必须是善意的、同情的口吻，最后用感叹语气，“唉，三毛啊三毛，你太小了，这么点的娃娃，就出来当兵啦！”，张乐平先生刻划的小兵三毛，正是体现出一种慈爱之心。我们忠于原作，就要把这种珍贵的感情表述完美。同时，也允许从广播特点出发，加以适当发挥。三毛用全部关饷，还了油条帐，只剩下半根油条，这半根油条在画面上是一个高大柱子，压迫着三毛，使他喘不出气来。我们怎么讲呢？我用三毛和要帐“黑鬼”（这是我给他起的名字，漫画中的所有人物，都有明确身份，没有名字，我得一个个给他们起名，才能讲故事）的对话、算帐，数积蓄年月日，最后用“恶梦”来形容，细致地再现原画的含意。

　　《三毛从军记》，除画面中场景所必须的文字外，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连四字点题都没有，真绝了。我被张乐平先生的“以画说话”的本事所折服，真高明。任何一个不识字的老百姓，都能读懂他的画作。这就是漫画大师的思维方式。张先生曾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谈到其它出版社要将三毛故事出录音带的事，信中先生的描叙就带有动作性：“我听了他们的打算，立即摇手阻止。”我每读到此，都要会心地发笑，真不愧是美术家，行文都是这样生动有趣，漫画味的。

　　我们编三毛故事，就很有必要研究作品，了解作者。我与乐平先生不多的书信往来，使我深深感到，他是那么忠厚，善良，童心不泯，真诚无私。他生前只听了片断三毛故事，指出其中讹误，使我直接受益。现在，小兵三毛即将与小听众见面，我写下以上文字，既是回顾小结，也是对张乐平先生的深切怀念。

——摘自1995年12月20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