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张乐平先生的夫人冯雏音女士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日寄《三毛流浪记》全集给我，一九九六年六月一日又寄来了《三毛从军记》，今年三月又寄来了《三毛迎解放》和《三毛今昔》，七月一日，又寄来飘着油墨香的《三毛外传》、《三毛翻身记》和《三毛爱科学》三册。冯女士的儿子张融融先生在附言中说，是“妈妈要我寄的，到十月份还有三本印好，即《一九三五年的三毛》、《三毛日记》和《三毛新事》。这样，也就全了”。

　　在我那读小学三年级的外孙将这七本“三毛”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之后，我这个年届花甲的外公，也花了整整两个晚上的时间，按顺序将这七本《三毛》从头到尾看了遍。老头子看小人书，居然也会被书中的艺术氛围所感染，有悲有喜，有泪有笑。因此，我就想起了夏衍同志解放初期在一篇文章中讲过的话：“三毛是上海市民最熟悉的人物，不仅孩子们熟悉他，欢喜他，同情他，连孩子们的家长、教师，提起三毛似乎已不是一个艺术家笔下创造出来的假想人物，而真像一个实际存在的惹人同情和欢喜的苦孩子了。”由于我的故乡海宁同上海邻近，所以，小时候就断断续续从当时上海出版的报纸上看到过《三毛从军记》和《三毛流浪记》漫画，如《三毛从军记》里有一组画，三毛将一瓶老酒和一个手榴弹分别绑在大水牛的两只犄角上，还在牛尾上挂上鞭炮和一块《敢死》牌子，点燃了鞭炮让牛冲向敌人阵地；另一组画长官命令三毛枪毙四个囤积居奇的粮食奸商，三毛用一根绳子捆住四人的腰，只用一发子弹就将四个坏蛋击毙了。这样的画，我们这些和抗日战争同龄的小孩子顶喜欢看，因为处处透出三毛这个中国少年的勇敢机智，令我们敬仰。这两组画的内容，尽管过了半个世纪，我印象仍然很深。五十年代读中学时，偶而也在报刊上看到长胖了并穿着新衣裳、系着红领巾的三毛，总会使我联想起《三毛流浪记》中那个瘦骨伶仃、衣不蔽体的孩子。也就是说，三毛，似乎已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当中的一员。

　　作为艺术形象，旧社会的三毛，是一个个性鲜明、意志坚强、富有正义感、经历众多磨难仍然坚持人生光明信念的苦孩子；在新社会，他翻了身，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科学、且处处助人为乐，因此，三毛能活下来，且活得有滋有味。张乐平先生从一九三五年创作出第一组“三毛画”，到一九九二年九月逝世，可以说画了半个多世纪的三毛。三毛虽然“长不大”，但始终和时代脉搏同步。从《三毛流浪记》到《三毛爱科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三毛和他的同龄人一样，也从一个苦孩子成长为一个新中国建设者。三毛的生命力不仅根植于现实生活的土壤，更由于作者抓住三毛这个艺术典型，让他随着中国人民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用句时髦语，即让这个艺术形象“滚动发展”。因此，如米老鼠在美国家喻户晓一样，三毛在中国亦家喻户晓。

　　由于时代不同，更由于经历不同，现在的小朋友，即我那外孙辈的三四年级小学生，似乎更钟情于《三毛爱科学》。他们不仅学着三毛的样子去做，而且联想丰富。如我外孙看了《取火》，他不仅用我案头的放大镜到阳光下试验，还问我在电灯光下用放大镜能不能点燃纸头（我被他问住了）；他看了三毛用酚酞溶液在白纸上写字，再用蘸浆糊的毛刷刷几下，“三毛爱科学”五字就清晰地显现出来了，便马上联想到我曾经教过他用明矾水在毛边纸上写字，放在水里可以现出透明的字来，马上要我再给他泡明矾水玩……《三毛爱科学》对启发孩子的智力，有意想不到的作用。

　　张乐平创造了三毛，三毛永存。“三毛之父”张乐平先生永远活在读者心里。

——摘自1997年7月30日《衢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