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读乐平先生的漫画，是在解放前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

　　我当时就读的那所私立小学叫务定小学。

　　那所学校的校长是位有志于教育事业的校长，虽说学校很小，但他一直想把学校办得像像样样，使它不比我们学校后面那所校舍较大的普善小学来得差。

　　我们小小的学校还有校歌，记得开头第一句是“我们的务定小学……”其余的歌词记不清了，但唱起来还是让人挺感自豪的。

　　校长先生在办校条件很差的情况下，还是在楼下操场兼礼堂（其实是间客堂）的边上，辟了一间阅览室。

　　诚如古人所言：“室雅何须大。”

　　那间小小的阅览室里放着一排排长桌，桌子上放着各种各样的图书，供学生们下课和休息时来阅读。

　　记得阅览室刚开放的那几天，我从上课铃一响，就盼着快点下课，因为一下课便可冲出教室，以最快的速度奔下楼梯，去阅览室抢一个座位，读那些有趣的书。

　　学校购买图书的经济能力有限，远远跟不上我们这些学生的阅读速度。没多久，阅览室里的书我几乎都读遍了。

　　可是，这并没减少我去阅览室的积极性，因为阅览室里有几本书太让人倾心了，值得我一读再读，张乐平先生的《三毛流浪记》便是其中的一种。

　　当我第一次读到《三毛流浪记》时，就被这个流浪儿的苦难遭遇深深打动。

　　读到三毛在严寒的天气里露宿街头，以几张报纸盖在身上御寒，有一对有钱人走过，随手扔下一个没有熄灭的香烟屁股，三毛的“被子”被点着了火……我笑了，但这是含着泪的笑。这样的场面我太熟悉了，在我家附近有着上海滩有名的“大都会”和“新仙林”两家舞厅，可就在这些穿着皮大衣和西装革履的太太、老爷们走向舞厅的时候，边上的弄堂角落里，就蜷缩着一个个饥寒交迫的流浪小“瘪三”。

　　有一次，我读到三毛看到弄堂里的垃圾筒边有个小布包，以为是什么有用的东西，打开一看，是个被扔弃的病饿而死的小娃娃，我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因为我们常在弄堂里看到一个个小布包，爸爸妈妈告诉过我们里面是什么，我们从来不敢去打开，可是画面的三毛帮我们打开了，让我们看到惊人的一幕……

　　出于对三毛的同情和热爱，我开始注意创作三毛的画家。这位画家和我一样姓张，名叫张乐平。

　　我开始钦佩这位画三毛的画家，他对穷孩子的生活是这样的了解，而且他的笔下充满对这些穷孩子的同情和爱。于是，我开始有意识地去寻三毛来读。一直到很大很大的时候，我还是三毛的热心读者。

　　第一次萌发想见见张乐平先生的念头，是二十四岁那年，我进了儿童时代社当编辑。

　　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编辑部的美术编辑，二位年轻的画家韩伍和戴敦邦谈起，张乐平先生最近会来编辑部，因为当时儿童时代上正发表着乐平先生的连环漫画。我非常急切地想见到这位我童年时代起就崇拜的大画家。

　　后来，我终于如愿了。

　　我在编辑部见到了乐平先生。乐平先生一点也不像我想象中的一副大漫画家、大艺术家的样子，而是一位非常和善的五十多岁的老先生，是一位很随便的长者。我们握过手，我便呆呆地望着他，我的眼前出现我童年时，在阅览室里一遍又一遍地读三毛的情景，心中涌现出一种暖暖的感觉……

　　再次见到乐平先生，是在多年以后了。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一次会议上。

　　那时，十年动乱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声，毛泽东主席批评了江青对文艺的一些极左的做法，“四人帮”一伙为了粉饰太平，装作要繁荣文艺创作的样子，召开了文艺创作座谈会。

　　会议是在上海科学会堂召开的，一开几天。我是在会议的第一天就遇到了张乐平先生。见到乐平先生非常高兴，他的头发都很白了，见老了许多。我们在会堂的长廊里谈了很久很久。当时，我们除了不谈“三毛”，其他什么都谈，因为三毛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受着不白之冤，被扣上许多帽子，甚至连三毛头上只长三根毛都是罪状，责问乐平先生为什么解放了，不让三毛头上多长点头发，真是荒唐之极。

　　当时张乐平先生是已经从“牛鬼蛇神”中“解放”了，但三毛还没有解放。

　　所以我们不谈三毛，以免引起乐平先生的伤感。

　　我谈了对乐平先生仰慕，希望先生能有机会多为孩子们作画。

　　乐平先生高兴地应允了。

　　乐平先生知道我很喜爱他的画，他答应帮我画一个扇面。这是乐平先生很细心的考虑，因为画扇面可以随意涂抹，不带什么主题，以免被某些人抓住什么把柄，上纲上线。因为在那种政治空气下，随时随地都可能挨整的。他这样做对画者和受画者都有好处，不至于带来什么麻烦。

　　隔了两天，还是在科学会堂的长廊里，乐平先生小心翼翼捧出两张扇面，随我挑选。我记得一张是小朋友在跳秧歌舞；另一张呢，画着两只鸡，一只公鸡，一只母鸡，公鸡正在引吭高歌。

　　我当时觉得第一个扇面，有着张乐平先生一贯的那种很活泼的画风，我是很喜爱的。但第二张画面，我觉得更有意思些，当时“文化大革命”已到尾声，很有“雄鸡一唱天下白”的感觉，大家都在企盼着动荡快点结束，能有一个新的局面出现。所以在这两幅我都喜爱的扇面前，我选了后者。乐平先生取回扇面去落款，第二天他就把扇面赠送给我，只见上面写着：

　“初次画扇，以博秋生同志一笑。”

　　我很感动，这位蔼然长者，这位我国著名的漫画艺术家，在经历了一场风雨之后，把他的初次画扇面的作品，题赠给我这个后辈，一个从童年时就就喜爱他作品的人。

　　没过多久，果然“天下白”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我们的国家获得了新生，整个民族终于从极左的桎梏被解救出来，乐平先生又能拿起画笔，从事他挚爱的漫画事业，又能为孩子们创作新时期的三毛了。

　　这以后，由于工作关系，和乐平先生有了较多的接触。当时只要《少年报》和《好儿童》杂志有所求，乐平先生总是热情地为这拥有众多读者的一报一刊，画精彩的作品。

　　报社有重大活动，乐平先生尽管工作和创作都很忙，有时即便是生病住院，他都会很热心地参加，他的心中始终惦记着少年报的小读者们。

　　1985年，是张乐平先生笔下的三毛诞生五十周年，当时由少年报社的《我们一百万》报（后来改名为《小伙伴》报）出面，为三毛庆祝五十岁的生日。在荧荧的烛光下，几代三毛读者围绕在乐平先生身边，瞧着他吹灭蜡烛，切开“庆祝三毛五十岁”的大蛋糕……

　　当时，参加庆祝会的《我们一百万》报的全体小记者和小朋友们，以及各界人士，都在一面鲜艳的少先队的旗帜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旗子的上方写着“庆祝三毛五十岁”，下面布满着密密麻麻的签名，这是大家献给三毛五十岁的一颗挚爱的心，也表达了对乐平先生的崇敬和感谢。听说乐平先生一直很珍视这面旗帜，把它挂在书房的墙上，朝夕相伴。

　　瞧着被小朋友们簇拥着的满头银发的乐平先生，在场的每个人都在心中默念：乐平先生，愿你为孩子们画更多的三毛，创作更多的作品……

——摘自1997年11月4日《少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