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悲惨和颓丧的气息里，一个中国式的“苦儿流浪记”在上海诞生了，唤醒着人们的爱心和希望。它是一个寻找家园的故事，是对社会不平等的控诉录。这就是本年度起连载于上海报纸上的《三毛流浪记》。它的灵感也起源于1947年初，头一天夜里还在用废报升火取暖的流浪儿冻死弄堂口的情景触发了画家的创作冲动。

　　漫画家张乐平无疑也是“沈崇事件”的积极声援者之一，他经常去的地方是上海的“安乐宫”舞厅，画家去那里决不是为着跳舞的。在那里，他曾亲眼目睹了美国水兵打死三轮车工人的场面，死去的三轮车工人名叫臧大咬子，在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里，臧大咬子成为一名收留了三毛，后又悲惨死去的善良的家长。不过，张乐平更多的是把他的忧患寄托在城市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流浪儿。流浪儿是典型的都市边缘人，很少有人会觉得他们可爱。他们在上海的街头巷尾幽灵般穿行，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手里总是提溜着一个洋铁盒子，五官因为过于肮脏而显得模糊——没有人会从流浪儿的五官上联想到三毛，那个生机勃勃充满灵气的形象，三毛是流浪儿童中的王子，是污秽的尘埃里生出的花朵，甚至他溢动着饱满的灵性的线描造型，也成为本世纪中国人的精神标志，甚至成为了商业财富的标志（这是90年代的后话，不表）。

　　张乐平几乎每天都能观察到流浪儿们的生活，他们用洋铁盒向路人讨钱，追赶着太太老爷们为他们摇扇，在垃圾堆里寻找食物，擦皮鞋，推车子，时不时还因偷窃而遭人痛打，被警察捉拿。在城市，每年的“四·四”儿童节都是市民的兴奋点，人们拥上街头，观看盛大的童子军游行。中华民国童子军总司令何应钦用浓重的贵州口音在无线电广播中呼吁：“我们要爱护儿童……”这个时候，画家却从围观人群背后看到了另一个儿童不被爱护、儿童被遗弃、被残害、被驱逐的悲惨世界，即“三毛”们的世界。

　　三毛每周在报纸副刊版页上演出他的遭遇，孩子们为他的经历时而忧愁，时而伤心，时而欢喜。本年在上海，三毛的命运成为儿童生活的大事，许多人给“三毛”寄来绒衣，鞋袜，张乐平喜欢讲这么一件事：“一户人家有七个孩子，他们就叫大毛、二毛、三毛……小弟弟叫做七毛。他们的生活比《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要好一点，因为他们的爸爸总算还有个工作，但也是苦得很。他们看到《人非草木》、《还有好人》那几段，非常难过。大毛、二毛呆了半天不肯去吃稀饭，三毛、四毛把自己身上的毛背心脱下来，送给画里的三毛，五毛看见画里的三毛因为打碎了瓶子挨了打，马上去找了一个瓶子来，要代他赔店里的老板。……这样的事情多着哩。”这是萧条岁月的温馨记忆，三毛——一个画中人，通过张乐平灵动、流畅的笔触，凸现出这个时代的一个活灵魂。与其说这个游走于都市的活灵魂是时代的感觉器，还不如说三毛本身是一首辛辣的童谣——就像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之际令朝廷人士心惊肉跳的童谣：“千里草，何青青……”两年后的同名电影出现了三毛迎接解放的情景，王龙基饰演的那个翘鼻头三毛欣喜若狂地挥摆着手臂，加入了欢迎解放大军的秧歌队伍，再不会有童子军歧视他，再也不会有美国兵踢他，再也不会有警察捉拿他，解放区的曙色映在他可爱的脸上，是的，三毛的使命在1949年已经完成，他用欢天喜地的舞姿揭开了1947年城市童谣的谜底，三毛的故事兆示了一场真正的人间兴亡，这并非是张乐平作画时的人道主义初衷能够涵括的。然而曙光没有到来之前，在黑暗的航程中，人们在彷徨：何处才是光明世界？

——摘自《人民记忆50年》，1998年1月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