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回到黄浦江畔，将保卫中国同盟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并继续担任主席。此后，由于揪心于上海各个贫民区的穷苦孩子，她与创作“三毛”系列漫画的张乐平结下不解之缘。

　　那时，宋庆龄目睹不计其数的贫困儿童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看在眼中，痛在心里。她经考虑拿定主意：由中福会出面，在上海筹建一些儿童福利站。后来，随着局势的动荡，中福会原有的海外经济援助大部分被阻断，而难以生存的穷苦孩子却越来越多。鉴于张乐平笔下那“圆鼻光头三根毛，贫困凌辱一人扛”的“三毛”已成为贫困儿童的“代言人”，并产生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她决定运用其影响力，在上海创办“三毛乐园会”，救助苦难的流浪儿。

　　宋庆龄通过新闻媒体公布“三毛乐园会”章程，呼吁各界人士都来关心“三毛”们，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三毛乐园会”设于中福会机关所在的上海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988号A，凡能每月捐赠三块银元（一个孩子每月基本生活费）救助一名贫困儿童，可成为“三毛乐园会”会员；每月能出资救助五名贫困儿童，可成为荣誉会员，所有出钱捐物者都是“三毛”之友。

　　1949年1月下旬，宋庆龄委托冯亦代和夫人出面，诚邀张乐平一起举办“三毛生活展览会”，为“三毛乐园会”的救助工作开展宣传、筹措经费。张乐平闻讯马上应承，正在病中的他仅隔数日就拿出方案。宋庆龄看后挺满意，及时答复在浙江嘉兴疗养的张乐平。张乐平很快抵沪，在一个月内精心赶画了30幅“三毛”水彩画，并特意设计一枚别致的纪念徽章，还整理出一批《三毛流浪记》和《三毛从军记》原作。

　　1949年3月下旬，“三毛生活展览会”在上海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一幢弄堂房子里举行预展；接着，又在外滩汇丰银行（旧址，现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礼堂向外国友人展出。宋庆龄拨冗到场与参观者见面，还特意把张乐平请到身边与之亲切交谈，一同接受记者采访。张乐平曾回忆：“那天，宋庆龄坐在我的旁边，她当时已年近六十，看上去却不过四十岁的样子，衣着朴素，仪态大方，举止端庄。同外国朋友谈话，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同我讲话，却是一口道地的上海话。”

　　1949年4月4日，“三毛生活展览会”在上海大新公司（旧址，现为上海第一百货商业中心）四楼开幕。当天，张乐平在上海《大公报》发表《我怎样画三毛的——为“三毛义展”写》，说：“孙夫人主办的儿童福利会，为了救济跟三毛同一命运的小朋友们举办‘三毛义展’。我抱歉我的作品还没有成熟，特别是三十张彩色义卖作品，都是在带病中赶画的……”宋庆龄在百忙中抽空，莅临展览会。展览会展出《三毛从军记》和《三毛流浪记》原作300余幅，深深吸引大家；那些用于义卖的“三毛”水彩画，以及张乐平精心设计的“三毛乐园会”纪念徽章和作者签名的《三毛流浪记》单行本，均被踊跃认购。展览会为期6天，展厅里观众如潮，热闹非凡，共有40余人捐款加入“三毛乐园会”。展览会筹得的银元，可维持千余名流浪儿生活一个多月；又收到大量书籍、文具、衣服、食品、药物，可满足许多流浪儿生活、学习之需。展览会圆满结束后，宋庆龄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对张乐平表示感谢和勉励。

　　上海昆仑影业公司先前计划摄制根据张乐平同名系列漫画改编的《三毛流浪记》，因故未能正式启动。宋庆龄亲自筹划“三毛生活展览会”，无疑对该片的拍摄具有促进作用。1949年4月1日，《三毛流浪记》在外滩开拍第一个镜头；4月2日，上海《新民报》晚刊报道：“昆仑的《三毛流浪记》昨日起正式开拍。主演三毛的王龙基，是经过昆仑的编导者审慎观察后才决定这一个具有演技天才的孩子担任的。”《三毛流浪记》作为新上海第一部公映的国产电影，曾随宋庆龄参加庆祝解放的义演义卖慈善活动。

——摘自2023年1月25日《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