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7年《三毛流浪记》在《大公报》上刊载以来，三毛的形象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甚至越出国界，成为知名于世界的中国漫画。由于成功地塑造了三毛这个艺术形象，漫画家张乐平被人们亲切地称作“三毛之父”或“三毛爷爷”。

　　张乐平原名张昇，1910年11月10日出生在浙江省海盐县海塘乡黄庵头村。父亲是一位乡村小学堂的教师，在破庙改作的教室里教村里的孩子读书。父亲微薄的薪水难以维持一家6口人的生计，乐平的母亲就常为人家缝补衣服和做刺绣手工来贴补家用。孩提时代的张乐平因为常常帮着母亲剪纸样、描图案而渐渐喜欢上了美术。因家贫买不起作画用的纸笔，小乐平就以杭州湾的海滩为纸，以野地里的芦柴作笔，自由自在地在松软的沙滩上画画，并常常因此乐而忘返。

　　由于家境窘迫，张乐平没有进过中学，只在城里读完小学。1923年，北洋直系军阀曹锟以5000块银元一张选票的卑劣手段，贿赂国会议员选举他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此举一出，举国哗然。此时的张乐平正在读小学，小学的美术老师很赏识他的绘画才能，因此便以《一豕负五千元》为题，要小乐平画一幅讽刺曹锟贿选总统的漫画，张乐平很快就画好了。画面上一只笨猪猡背着一只装满钱的大口袋正在收买选票。这是张乐平的第一幅漫画，这年他13岁。

　　小学毕业后，15岁的张乐平被送往临近海盐家乡的南汇县万祥镇一家木材行当学徒。在木材行他一边干活，一边利用空闲时间偷偷学画。木材行的老板吸水烟用纸煤取火，纸煤相当于现在的草纸，卷起来一吹就着火。平时连一碗豆腐汤都喝不起的小乐平，哪有纸笔画画呢？于是他就偷着在老板的纸煤上画画，画完后就将纸煤卷好，留条边在外面。有一次，纸煤因用墨过多而发生粘连，老板吹火吹不着，便摊开了纸煤，结果是张乐平为此蒙受了皮肉之苦。为了避免墨汁粘连纸煤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张乐平改用铅笔作画。

　　有一天晚上，天气很热，蚊虫肆虐，小乐平照例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点着油灯画画。为了躲避蚊虫的叮咬，他找来两只口小肚大的空瓮，把双脚藏在里面，然后坐下来专心致志地作画。不料这时老板突然敲门，惊慌之下，小乐平直接起身去开门，只听扑通一声，人倒瓮破，怒气冲冲的老板闯进门来，一脚将乐平踢倒在地，乐平的耳根被戳破，从此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疤痕。第二天，老板就要他卷起铺盖走人。

　　后来，姐夫将他介绍到上海一家私人画室学画月份牌美人画，但他对画锦衣玉食的美女没多大兴趣。相反，他喜欢画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众生相，于是常拿了画板到画室外去写生。这种“不务正业”的做法引起了画室老师的不满。画室老师是位瘾君子，有一次这位老师检查学生的作业，发现张乐平画的不是月份牌上的美女，而是一对躺在床上吞云吐雾的瘾君子。老师震怒了。不用说，等待张乐平的又是卷起铺盖走人。之后，张乐平又到了一家广告公司的印刷厂做学徒，印刷厂老板性格暴戾，对工人动辄打骂，年少气盛的张乐平不堪忍受，不久又不得不放弃这个职业。“小小年纪，谋生之难，真是不堪回首。我的这些经历，都画在《三毛流浪记》中。如果没有切身的感受，我是画不出那套连环漫画的。”忆及往事，张乐平如是说。

　　30年代初张乐平开始跻身于上海漫画界，不断地在《时代漫画》、《独立漫画》等报刊上发表漫画作品。当时叶浅予的人物漫画“王先生”和梁白波的“蜜蜂小姐”正走红上海，这激起了张乐平创作人物漫画的欲望。于是他先做了一个光头小孩的造型，然后又添了三根头发，这便是三毛。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乐平参加了抗日漫画宣传队，担任过副领队和领队，带队辗转于苏、鄂、湘、皖、浙、赣、闽、粤、桂等地，沿途以漫画形式向民众宣传抗日。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乐平从广东重返上海，开始了新的漫画创作。1946年，他的反映国民党军队生活的连环漫画《三毛从军记》在上海《申报》上发表，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从1947年开始，《三毛流浪记》在《大公报》上推出，引起广大读者的极大关注，在社会上激起了更加强烈的反响，上海市民老老少少争相购阅《大公报》，一时间，《大公报》因登载《三毛流浪记》而洛阳纸贵。

　　《三毛流浪记》的创作，起因于一个令张乐平刻骨铭心的悲剧故事。1947年初的一个晚上，上海风雪交加．天气奇冷。走在回家路上的张乐平，在一个弄堂口发现3个流浪儿正围靠在一个火堆旁烤火，他们紧缩着身子，使劲地鼓着腮帮子吹火，以便把火烧得更旺一点温暖自己。此情此景，使画家黯然神伤。当时张乐平自己的日子也很艰难，可怜这3个孩子，但又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怔怔地在那里呆立了许久。回家后，张乐平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好。第二天早上，当他又走过昨天晚上经过的那个弄堂口时，他惊讶地发现3个流浪儿中的两个已被活活冻死了。看着收尸车上垂下的孩子的摇摆的手臂，张乐平禁不住潸然泪下。想到上海以至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流浪儿正挣扎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想到正在忍受着内战煎熬的四万万苦难同胞，画家遏制不住内心的激愤，他决定立即创作一个反映流浪儿童和被压迫被剥削者生存状况的系列连环漫画。于是，《三毛流浪记》问世了。

　　《三毛流浪记》发表以后，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社会效果。张乐平和《大公报》编辑部接连收到很多读者来信。下面是其中的几封：

乐平先生：

　　我三天不看见三毛，我非常记挂他，他到哪里去了？到底是饿死了，冻死了，还是上学去了，请你明白告诉我。

姚蜀平　八岁

乐平先生：

　　三毛又流浪了。你为什么不待他好一点呢？以后，如果你再虐待他，我要请他到我家来住了。祝你快乐。

吴阿妹上　八岁

乐平先生：

　　寒流袭沪，有钱的人们早穿上了冬装，而可怜流浪至今的三毛呢，却仍着单衣短裤，在北风凄厉下冻得颤抖，真太可怜了。

　　除了一些为富不仁的人们，大多数人类都是有同情心的，尤其是天真未泯的一些纯洁的善良的孩子，他们不是为了三毛问题向您呼吁过吗？！

　　如今我们两个大孩子再度诚恳地向您请求，请您替三毛加一件寒衣吧！即使是一件破棉袄也好，让他也得点温暖。

　　祝福您和三毛——这苦命的孩子。

暨南大学学生马翼伦　左步青

编辑先生：

　　我每天看阅《大公报》上张乐平先生画的《三毛流浪记》图画，非常感动我的心。我想如此孤单的儿童得不到父母的慈爱，真太可怜了。

　　我想张先生的描写是真的吗？使我们这天真的童心祝福他脱离这苦毒的生活走上光明的生活吧！回想现在的人心太坏，所以三毛这样的苦生活是人类的不平等。

王楚容　十一岁

　　一户人家有7个孩子，这7个孩子的名字依次叫大毛、二毛、三毛……最小的叫七毛。这7个孩子的生活也很苦，但比《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要略好一点，因为他们的爸爸总算还有一份工作。但当7个孩子从报纸上看到《三毛流浪记》中的《人非草木》、《动辄得咎》、《还有好人》等几组画时，大毛、二毛愣了半天不肯吃饭，三毛、四毛争着要把他们身上穿的毛线背心脱下来送给画里的三毛。五毛看到画里的三毛因打烂了瓶子挨了打，便去找来一个瓶子，要代三毛陪给老板。后来这一家人凑了当时的50万元钱，捐给了流浪儿童。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张乐平曾受到过许多小读者寄来的小绒衣、小鞋子和小袜子，他们要求张乐平帮三毛穿得暖和一点。

　　1948年春，《三毛流浪记》被搬上银幕。1949年4月，在宋庆龄的支持下，张乐平在上海的大新公司举办了三毛原作画展，并义卖各种水彩、素描和写生画，筹款创办了“三毛乐园”。“三毛乐园”专门用于收容像三毛这样的流浪儿童。

　　有人说，《三毛流浪记》画的是少年张乐平自己的故事，三毛就是张乐平少年生活的写照。事实如此却又不止于此。漫画的许多素材来自张乐平少年时代的亲身经历，从《动辄得咎》、《又告失业》等画作中不难找到少年张乐平的影子。但是，成年并做了漫画家的张乐平仍没有摆脱贫苦和苦难的纠缠。抗战后期直至1947年，张乐平和大多数普通中国百姓一样穷困潦倒，生活艰难。这期间，他四处流浪，摆过画摊，卖过饭菜，尝尽人间冷暖。1944年他作了一幅自画像《携家流徙图》，画中的他衣衫褴褛，满腮胡茬，挈妇将雏，像飞天似的在天空中飘荡。这无疑是张乐平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正因为画家对流浪儿的生活有着深切的了解和同情，所以他笔下的三毛故事才被演绎得那么栩栩如生、那么真实感人。

　　《三毛流浪记》与其说是画家张乐平对人类弱小者的怜悯与同情，毋宁说是他对一个不公正社会的血泪控诉和强烈抗议。正因为它它浓缩了当时中国流浪儿和广大民众的苦难现实，因此它才在广大读者中间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共鸣。应该说，忠实地反映生活是张乐平《三毛流浪记》获得成功的原因所在。如果不去关注人间的苦难、反映世道的不平，可以断言，即便是天真幼稚的孩童也不会一大早就起来抢着去看《三毛流浪记》的。

——《老漫画》第二辑，1998年11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