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前夕，1949年4月4日（当时的儿童节），曾经在大新公司（今市百一店）四楼画厅，由宋庆龄出面举办过为时一周的“三毛生活展览会”，展出画家张乐平的“三毛”原作，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

　　当时，国民党政府濒临垮台，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衣不遮体的难童到处流浪。张乐平笔下的三毛是当时上海滩流浪儿的生动写照，激起社会各界的深切的同情，也深深地打动了宋庆龄女士的心。可是，当时由她倡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已库银空虚，又无国内外的捐款。因此就想借“三毛”这个形象，在上海发起一个“三毛乐园运动”。

　　当时纸币贬值，帮助一名“三毛”，每月需银洋三元。凡愿帮助一名“三毛”的，即可成为“三毛乐园会”的普通会员；凡愿帮助“三毛”5名以上的，即可成为荣誉会员。当时的目标力争在4月底以前，征求到500名普通会员，也就是说，将有500名“三毛”可望获救。

　　为使更多的人了解“三毛”的困苦生活，宋庆龄决定举办张乐平原作“三毛生活展览会”。但这需要征得画家本人的同意和配合。1949年1月下旬，宋庆龄委托冯亦代先生和夫人安娜女士，约张乐平在上海市体育馆（现为卢湾区体育馆）的对面赛维纳西菜社会面，转告了宋庆龄的想法。张乐平闻讯后一口应诺。当时张乐平正身患肺病，经常吐血，但他仍支撑着病体，一鼓作气，只几天功夫，就提出了筹备方案。宋庆龄看了方案后十分满意，立即答复当时正在嘉兴疗养的张乐平。张接到答复后，火速赶到上海，又花了一个多月时间，精心赶作了三十多幅“三毛”水彩画。

　　为搞好这次展览，宋庆龄于3月下旬先在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的一幢弄堂房子里举办了预展。除张乐平等到场外，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外国女舞蹈家莎菲黛尔莎和罗隆基先生等都亲临观摩并拍照留念。不几天，宋庆龄女士又假汇丰银行大厅（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为在沪的外国朋友展出了张乐平三毛原作画，并亲临现场同大家会面。那天，宋庆龄把张乐平拉到自己的身边，坐在U字形会议席的上座。她用一口流利的英语把张乐平和他的作品向外宾作了介绍，同时又以地道的上海话亲切地问张：是啥地方人？家里有几个人？哪能想起画“三毛”来的？……当外国朋友向张乐平提问，画家正感尴尬时，宋庆龄立即接过话茬，亲自为他翻译。张乐平原来的拘束感渐渐消失了。这天画展快要结束时，宋庆龄再一次向张乐平表示感谢，说：“这次你为救济流浪难童做了件大好事，真太辛苦你了。”张乐平听了十分感动，讷讷地说：“不，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在这次活动中，当场有一位苏联驻沪记者拿出800美元买下了一幅“苦三毛拉黄包车”的画。

　　4月4日，“三毛生活展览会”正式开幕第一天，上海20多家民营广播电台作为特别节目现场实况广播。著名话剧演员尹青女士同情“三毛”，义务担任会场和电台播音员。前来参观的人拥挤不堪，约有两万人左右，把大新公司的电梯也挤坏了好几次。无锡有一所学校，由教师带领20余名学生来沪参观。崇德女校三、四年级学生在参观后，当即在会场捐献毛笔、铅笔及书本给福利基金会。另有两名儿童，亲自跑到林森中路福利基金会，送去一批书本及衣服，救济“三毛”。

　　张乐平特地绘制的30幅“三毛”水彩画，于当天下午2时由上海商会理事长王晓籁主持现场义卖，购者踊跃，不多一会儿就认购一空，还有多人要求定购。义卖最低价为每幅40万元，最高有出至1000余万元的。订购者有陈光甫、赵家璧、陶桂林、荣柳莘先生等，其中还有外国朋友。展览会还销出三毛徽章295只，每只3000元，共得88万元。另有张乐平亲笔签名的《三毛流浪记》画册200本当场义卖，第一天就售出100本。此外，还有40余位参观者当场加入“三毛乐园会”。展览会每位门票1000元，也悉数移交福利基金会为救济经费。

　　“三毛生活展览会”于4月9日胜利闭幕，共为流浪儿童筹得钱款总计达3206块银元，另外尚有书籍、文具、衣服、药物等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宋庆龄很高兴，特地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张乐平表示感谢。

——摘自1999年第1期《上海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