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当《三毛流浪记》问世时，我七岁，是他的忠实小读者。每天盼着看《大公报》上的连载，生动的人物和引人入胜的情节常看得我热泪盈眶。后来出版了《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和《三毛外传》的单行本，更是我童年爱不释手、百看不厌的一套读物。《三毛》所以半个多世纪常盛不衰，是乐平先生的艺术魅力吸引着读者。它的内容来自生活，切中时弊，没有对白，通俗易懂。长篇连环，有分有合。特别是在绘图技巧上，更是登峰造极。三毛里的人物造型是夸张略带写实，这是各阶层读者都欢迎的形式；但绘画技巧要求很高。随着三毛故事的发展，出现了许多配角和群众，每一个人都画得很传神、有个性，我觉得比电影导演挑演员还要到位，这些人物就像生活在我们身边。特别是大场面的画面，布局精致，构思巧妙，很耐看。如那幅排队挤电车的“如此纪律”。长长的队伍中，人物神态各异，前后有许多小细节，我每次都要端详许久，忍俊不禁。《三毛流浪记》同时也是一本珍贵的老上海的民俗画集。我经常会放在案头翻阅欣赏，似乎又回到了童年的时光。“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每次都会被乐平先生的高超艺术技巧所折服。我曾听他谈起当年经常到马路边上画速写的情景，诙谐地说：“最难的是从背后画穿旗袍的女人，一扭一扭，难以落笔”。在《三毛流浪记》里有各式各样穿旗袍的女人，都画得那么神态生动、线条流畅。

　　从爱看三毛到爱看漫画，从而动手学画漫画，几十年来，有幸能得到乐平先生关注的目光。当我这个中学生，捧着稚嫩的作品请他指教时，他总是亲切地帮我分析提高，有时还动手修改画稿。我由于“出身不好”，在那个年代处境艰难，似乎每扇门对我都关上了。可见到乐平先生，他总是露出父辈的关切，用他自己的经历来鼓励我要自强不息。他曾提议我学动画，并作了推荐，后因种种原因“动画梦”没能实现。当看到漫画发表的园地越来越少，他建议我开辟儿童漫画这块阵地，并介绍我去找《小朋友》杂志的美编，从此开启了一扇窗口，现在儿童漫画已成了我的主业。他还支持我去小学教美术，以熟悉儿童生活。记得当时我在闸北区一所偏远的小学教书，一天临下班，乐平先生突然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门口。他说，一点多钟就离家出门，由于路远不熟悉，换错车；又在学校旁的棚户区迷了路，找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找到了。看着他气喘吁吁的模样，我想他一定有什么急事要找我。可他说：“没事，我只是想来看看你。”

　　“文革”中，他和三毛都受到残酷的摧残和迫害。见面时，他总说：“你们放心，我能挺过来。”他还总是迫切地要关心其他熟悉朋友的境遇，要我们转达他的问候。

　　“文革”后期，他“解放”了，在辞书出版社集中学习。我当时在一本儿童画刊做美术编辑，通过争取，工宣队同意他为我们画稿。记得第一套是两版连环画《东郭先生》。画刊出版时，引起社会的反响，我见到好几家报刊门市部挂出“好消息：请看张乐平新作”的广告，可见人民群众没有忘记自己的艺术家。

　　“四人帮”倒台，乐平先生也和全国人民一起欢欣鼓舞，当时我们编“砸烂四人帮”漫画集，他积极响应，连开夜车，送来好几幅精品，后又放大参加展览会，在群众中反响强烈。

　　不久，美协恢复了活动，当他知道我被吸收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时，邀我到他家，特地做了几个菜，他知道我不会喝酒，但要我陪他喝。俩人对饮，谈了很多往事，还打电话约特伟先生和他一起做我的入会介绍人。他没说一句祝贺的话，但看得出那天他很高兴。

　　从八十年代开始我在《好儿童画报》长篇连载《小兔非非》，当时在国内儿童报刊上还没有同类作品，他一直给予深切的关注。每次见面总要提到，有鼓励，也有直接了当的批评，意见提得很具体。特别是画了几年后，我感到要求很高，负担又重，一度曾有搁笔的打算。乐平先生听后，沉思良久后说：“既然小朋友喜欢，你就该把它画下去。我们当年画了画要等着稿费回家开伙仓。那个时候我们还饿着肚子在编辑部坐等稿费哩。你们现在的条件太好了……”我听了很惭愧。当画到第100期时，乐平先生写了一篇《三毛的新伙伴——喜读连环漫画（小兔非非）》的文章，刊登在1988年的“文汇月刊”上，给予了热情的鼓励，他高兴地写道：“三毛不寂寞了……欢迎越来越多的小伙伴。”现在《小兔非非》已不间断地画了23年，还在继续画。

　　我有一本《漫画册页》，里面收集了许多我所熟悉的漫画界师友们画的水墨漫画，很精彩。当然我很希望里面也有乐平先生的墨宝，可当时他因帕金森病所扰，手抖不止，已很少动笔了。我不好意思开口。一次他见到这本册页，看到有这么多熟悉的朋友们画的漫画，很感兴趣地提出他也要画一张。我当然高兴，于是就将册页留在他处。其实根据当时他的身体状况，我没抱太大的希望，能画一个三毛头像已很满足了。前些年来他一挥而就的三毛头像不知画了多少；几乎来者不拒；包括给许多孩子们。可现在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心中隐隐生出一丝悲哀和不安。这年，乐平先生从医院请假回家过年，这是他在家过的最后一个春节。他将这本册页从医院带回了家。当时《小主人报》的小记者到他家给他拜年，要拍一段张爷爷画三毛的录像。当时张师母提议就画在册页上，一举两得。但乐平先生坚决不允，另外用纸画了三毛。隔了两天，我突然接到了张师母的电话，告诉我，昨天乐平先生精神特别好，晚上酒后兴致很高地说：“今天要给杜建国画册页了。”随即用哆哆嗦嗦的手为我挥洒了幅写意的“母猫哺鼠图”。题款上写着“张乐平在病中”。当我捧着这幅凝聚着乐平先生醇醇情谊的画幅，我的眼睛湿润了。

　　乐平先生平时话不多，但常会爆出一些警句，分析问题全面而精辟。直到晚年，行动虽迟缓，但思路还是那么清晰，因此有什么事，我们这些后辈往往会说：“和张家老伯伯商量商量去。”在五原路的书房和华东医院的病房．几乎每次都有大小不一的收获。

　　在我的书橱里有许多种三毛的版本，包括我童年看得没了封面、卷了边的原版本。乐平先生逝世后，每次新出的版本张师母都给我留着。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文革”期间：一次我去乐平先生家．他神秘地从书橱里取出一本1961年少儿出版社出版的《三毛流浪记》精装本，是印数很少的珍品。他说，在少儿社的垃圾堆里翻到了两本，送我一本。为了避嫌，他特在扉页题款：供建国同志批判一一张乐平一九七五年”。

　　每隔一段时间，我总爱把三毛的画册拿出来细细品赏，五十多年过去了，每次似乎都能发现一些以前没被发现的神来之笔。乐平先生离开我们也已经十年了，可他的音容笑貌总在眼前。三毛——作为中华艺术的瑰宝，将代代相传，同样乐平先生的人格魅力也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摘自2002年第4期《上海美术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