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的孩子 陈映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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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儿童的正式的定义是指年龄在18周岁以下,离开家庭或监护人,流落于社会超过24小时,造成基本生存条件失去可靠保障而陷入困境中的少年儿童。他们大多流落街头,主要靠乞讨或捡垃圾等为生,有的发展到小偷小摸,甚至依附于社会恶势力之下。 提到流浪儿,我们大多会联想到张乐平先生创作的漫画作品《三毛流浪记》。“三毛”在中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漫画人物。细细想来,“三毛”的流浪故事在中国那么受欢迎,可以说是一个颇有意思的文化现象。有人将《三毛流浪记》称作为“爱心感召下的警世书”,它一方面表现了流浪儿三毛的可怜、可爱,另一方面又批判了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成年人社会的种种人性之恶。王芸生先生在《三毛流浪记》的序言中写道:“《三毛流浪记》不但揭露了人间的冷酷、残忍、丑恶、诈欺与不平,更可贵的是它还在刺激着每个善良人的同情心、尤其是在培养着千千万万孩子们的天真同情心!” 张乐平先生笔下的“三毛”最早诞生于1935年,而《三毛流浪记》是作者1947年至1948年创作的作品。据介绍,“1947年6月15日,《三毛流浪记》开始在上海大公报上连载,流浪在街头的三毛由此引起了社会的轰动,每天清晨,许多人争相购买大公报,只为了想早一点知道三毛的遭遇。街头的贴报栏总是吸引着许许多多的读者,就是不识字的老人和小孩,也要把报上的三毛多看上几眼。一些读者认为三毛真有其人,伸出了救援之手,捐来了钱,送来了衣裳;妈妈带着小孩到大公报馆去,要把玩具亲手交到三毛的手里……有一次漫画中的三毛因为打破了一个花瓶被店主毒打,一位年轻的读者就送来了一个新花瓶,请张乐平转交给店主,好饶过三毛;一位小读者给张乐平先生写信:‘三毛今天又饿肚子了,这是姐姐给我买大饼的钱,送给三毛买个大饼吧!’” 但是,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即如作者生活的1949年以前的上海,不知有多少孩子流落在街头,而成年人、有家可归的孩子们多半对他们充满鄙夷,流浪儿被称为“叫花子”、“小瘪三”。每天、每夜,都有流浪儿病死、饿死、冻死在马路边、街角处。是张乐平将人们每日里熟视无睹的景象放到了他的漫画里,让读者们注意一个“小瘪三”的悲惨的命运。结果,他让“小瘪三”三毛赢得了许许多多的人的同情和喜爱。这多少得益于孩子图象的功用。三毛是一个孩子,正因为他是一个孩子,在许多人看来,他所遭受的一切苦难,都可能是不公的。而面对一个遭受苦难的孩子,人们是有责任表示关心的——三毛的“孩子”身份让人们多少能够抛弃阶级的偏见而对穷人生出怜悯之心,试想一下,如果张乐平的三毛是一个成年的流浪汉(在旧上海同样是触目可见的存在)而不是一个年幼的流浪儿,那效果恐怕就会有点不一样。 再换一个角度想一下,《三毛流浪记》之所以会产生于1947年,之所以在当时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这不能不说是特殊时代的产物。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发动了内战,加上金融、经济危机的爆发,知识分子对社会制度的批判和一般社会成员对社会现状的不满都达到了顶点。而《三毛流浪记》将这样一个黑暗社会中的一个孩子的悲壮描绘出来,正好印证了许多人对“社会之恶”的判断。 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1949年以后,流浪的三毛在迎接解放后,从此便变为一个幸福而好学的新三毛。这也许是出于1949年以后张乐平先生对中国儿童社会状况的真实的感受。但是,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如果图像制作者失去了对“社会之恶”的批判能力,那么,这个社会中就很难出现苦难的孩子的图像,这与这个社会是否真的存在有关孩子的问题无关。在这样的社会,即使有时候会出现有关孩子问题的图像,那也很可能只止于同情,而不再有批判性。非常遗憾的是,在张乐平先生笔下,后来连“令人同情的”三毛也消失了,虽然中国社会中的流浪儿从来就没有真正消失过。——摘自《图像中的孩子》,2003年1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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