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中国福利基金会为了救济上海的贫困儿童，特请漫画家张乐平画三毛，准备在“三毛乐园”义卖，但不久，张乐平突然病了，而“乐园”开展在即，我的一位在会同学把我从学校拉去救急。那是3月的一天，我应约来到霞飞路虹桥疗养院前(今徐汇区中心医院)的一座大草房里，一位工友将我引到一间较大的会议室说，大家要开会，请我在这里稍等。我独自站着，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地方，就在这时，突然有位中年女士轻轻地走了进来，见我在就用带浦东口音的上海话对我说：“对不起，我来搭把椅子”。就又匆匆出去了。呀，这不是孙夫人吗?以前我在照片里看见过，可现在真的见到她了，而且还和我说了话。这就是我见到宋庆龄的第一面，这第一面虽然只有短短几秒钟，但这印象却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中，并影响了我的一生。在基金会，她是主席，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被人称为“国母”，而现在，我只是一个外人，一个学生，站在会议室中，她非但不问“你是谁？来干吗？”反而认为自己突然闯了进来，打扰了我而感到抱歉，并告诉我“我只是来搭把椅子的”。因为临时开会，集中在办公室，椅子不够，她怕别人站着，特地自己来搭把椅子，从这件小事使我看到了宋庆龄的为人、她的修养、品格和对同事的爱，实在让我钦佩，久久不能忘怀，这也是使我最终来到少年宫的重要缘由之一。

　　宋庆龄“把最好的东西给予儿童”的精神一直指导着我的工作，她说：“把最好的东西给予儿童”应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精神的，她已把上海最漂亮的“大理石大厦”给了孩子，接着希望少年宫能用最好的老师来培养出一批批最好的人才，本着她“严师出高徒”这一信念，我千方百计地为美术各组请来了最好的老师。在绘画组，虽已有了我这个专任教师，不可能再请兼职，但我以“见面会”、“座谈会”、“访问”等形式让孩子接受名家的教育，我多次请张乐平讲述创作“三毛”的动机和经过，请万籁呜讲演动画片、木偶片和剪纸片的制作；请乐小英介绍画漫画，又带组员去访问我的老师雕塑家张充仁先生，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而举办的“被盗国家珍贵文物展”中请国画家、收藏家唐云编写部分说明；国画组，我请来了著名花鸟画家江寒汀、乔木作兼任指导；为书法组， 我找到化工研究所和光学仪器厂，把周慧珺和张森请了出来（他们后来成为上海书法家协会第一任和第二任主席），以后又从中国画院请来了钱茂生；大家知道，面人组的指导是赵润明，有名的“面人赵”，但他的来历却很少有人了解，开宫不久后的有一天有人对我说：少年宫门外有个人在捏面人，做得很不错，很好玩，我就出去看了，一个40多岁的艺人正埋头做着，技术熟练，步序清楚，特别是形象相当逼真生动，和一般街头艺人不一样，于是我决心把他请进来做了面人小组的指导，后来工艺美术研究所成立，他成了工艺美术师，面人专家。接着我又请来了剪纸名家王子淦，并增开了剪纸小组。严师出高徒，我们少年宫美术各组的确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优秀后继人才。

　　1950年，中国福利会根据周恩来总理和宋庆龄的决策，把办会方针确定为“实验性、示范性、加强科学研究”，为下属各单位指明了工作方向。在解放初期，少年宫是个新生事物，它从苏联来，但又不能全和苏联一样，怎么搞，大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美术组虽然已经开了些有民族特色的国画、书法、刺绣、剪纸、面人各组，但在绘画方面仍脱不了一套苏联模式，大部分活动都是在室内写生、画石膏像。欣赏苏联和俄罗斯画家作品，也画些儿童生活的创作，但形势在发展，60年代，绘画组开始将孩子引出室门，投身到社会中去。我们在七宝、松江九亭和上钢三厂设点，经常让孩子去体验工农生活，当场画速写，回来后又将先进人物和事迹绘成连环画再去宣传和展览，使组员在思想和技术上得到充分的锻炼，效果很好，这些组员后来都成了连环画创作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