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中我和张乐平同志关在一个“牛棚”里，他为人正直，令人难忘。

　　张乐平喜欢喝点酒，喝了酒又来检讨，被造反派批斗一顿，骂他死不悔改。有一次我悄悄跟他说：“你在家里喝酒，谁看见了？为什么还要来牛棚挨骂？”他说：“思想汇报要照实说。”可见张乐平是多么老实，从此我对他产生了好感，互相关心，成了知心朋友。

　　“我家里很穷，15岁就给人家当雇工，来了共产党才翻身得解放，我死也不会反对共产党。”一次，在我谈家史时，他听得很认真，并开玩笑说：“你和我画的三毛一样，是个苦孩子。”张乐平比我年长十几岁，我把他当老大哥，对他很敬重。他每次被造反派批斗后，我都找机会安慰他。我家几次被抄，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只抄走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还说这就是我保全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罪证。我气得说不出话来。张乐平得知后，劝慰我说：“这是不讲道理的年代，气死也是白死，还不如快乐一点好。”他这样一说，我觉得心里轻松多了。

　　“文革”后我到他家去看他，他开心得不得了，又是泡茶，又是拿糖果，并把他的画拿出来给我看。其中有一张是在金黄色的稻谷堆上画一只红色兔子。他说这是1958年画的庆丰收，在“文革”中造反派说他画的是一只黑兔。张乐平风趣地说：“你仔细看看是红的还是黑的。”我说，“文革”年代，红黄蓝白黑一切都颠倒。他开心得大笑起来。他说：“你是属兔的，把这张红色兔子送给你，作为我们“牛鬼蛇神”交友的纪念！”我说：“谢谢！你的画是很珍贵的！”他又看了看说：“你也不会裱，还是等我裱好后再给你。”我这个人脑子反应慢，离开他家后，才后悔没有把这样的名画拿回家自己裱。

　　1987年7月，我去华东医院看他。他病很重，讲话也有气无力。在他要求下，我和他坐在沙发上拍了张照片。他还说：“如果我能回家，一定要把那只裱好的红色小兔子送给你！”我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他病成这样，还惦记着这件小事！

　　不久，他就西去了，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和张乐平同志相会说话了。

——摘自2003年12月5日《支部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