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张乐平的连环漫画《三毛从军记》、《三毛流浪记》，不少从40年代过来，包括从50年代成长起来的读者，大都会念念不忘作品所描绘的“三毛”这个形象。三毛，这个在苦难的旧社会中出现的儿童典型，倍受饥寒交迫的生活折磨，抗日战争开始不久，他就在旧军队当娃娃兵，抗战胜利后复员回乡，后来又从农村逃到城市，到处流浪。他失去了父母，没有亲人，一无所有的三毛苦苦寻求的是一个儿童最低水平的温饱，或者说能填饱肚皮，能穿上仅仅使自己冻不死的破衣烂衫，他在流浪生涯中梦寐以求，能得到父母、亲人的爱，家庭的温暖，也奢望能够上学读书，学到本领，健康成长……但是，这些渴望和寻求得到的却是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被凌辱。残酷的遭遇，无数的打击，都未曾使他灰心，他总是那样纯真、善良、顽强，在那颗童稚的心灵中，时时都有一种追求光明、向往幸福的力量，像永不熄灭的火焰在点燃着。三毛，这个发育不良而形体瘦弱，大大的秃脑壳上长着三根长头发，两只大眼睛经常流露着智慧和欢乐哀伤的儿童形象，从40年代诞生以来，在中国的大地上几乎家喻户晓。三毛，使人们从他的遭遇，了解到旧社会的黑暗，体会到人民，特别是少年儿童在那个年代的悲惨生活，常常牵动人心，催人泪下，从而使人感到那种人吃人的社会制度的反动性，不推翻黑暗的旧社会，不建立真正使人民平等自由的新社会，就不可能有人民的幸福新生活。三毛这个形象，在旧社会反动统治十分猖獗的形势下，在人民企盼光明、呼唤革命胜利的历史时期，就更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鲜明的思想内涵。

　　“三毛”形象的创造者、著名漫画家张乐平，1910年11月生于浙江省海盐县，1992年9月逝世。由于张乐平创造的三毛形象的成功，他成了几代人所共同爱戴的艺术家，人们亲切地称他为“三毛之父”和“三毛爷爷”。张乐平所以能创造出如此感人至深的三毛这一形象，与张乐平自身的苦难生活经历密切相关，也与他的思想素质和艺术修养分不开的。张乐平从小家境贫寒，父亲是乡村小学的穷教员，母亲除操持家务外，还帮人缝衣、绣花，以补贴家用。张乐平小学毕业后，因读不起中学，便到一家木材行当学徒。因喜爱画画，遭老板虐待。这些生活经历使他创作《三毛流浪记》有着切身的体会。从30年代初期张乐平开始在上海报刊上发表漫画，1935年“三毛”首先在上海《图画晨报》上露面。抗日战争期间，他参加抗日漫画宣传活动，辗转于抗战前方和城乡之间，目睹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和人民的苦难，这些经历也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积累。1945年抗战胜利，他回到上海，又亲眼看到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看到旧社会种种丑恶现象，他怀着对旧社会满腔愤恨，和对人民群众的无限同情，创作了以三毛为形象的连环漫画《三毛从军记》，1946年开始在上海《申报》连载，引起了极大反响，三毛开始成为人们关心和注意的形象。

　　三毛这个身材瘦小，脑袋上翘着三根头发的孩子兵，通过他种种离奇而悲惨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部队种种腐败黑暗的现象。画家笔下的三毛虽然常常以幼稚的行动闹出一些笑话来，但看着这些滑稽的情节，却令人感到辛酸，不能不关注他的命运，寄予无限的同情。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下，他来到征兵处报名，但由于不够年龄，身材又矮小，所以被拒绝了。可是，这难不住三毛，他脑海里立刻呈现出一付高跷，你看，他真的把高跷捆在了脚下，用长裤一遮，人立刻“长”高了一大截，便以此混过了征兵处。从此开始了他娃娃兵的悲惨生涯。国民党军队使三毛受到种种压迫：他被派到连长会馆去服役，连长娇生惯养的儿子比三毛小不了几岁，行车时要背着他赶路，同时还要挎着连长的箱子，累得他气喘吁吁，大汗直流。炊事班长要他去刷锅，三毛身材矮小，踏上板凳也够不着，便索性爬进锅里，蹲到锅底上去刷，这下可惹恼了炊事班长，三毛被揪着头发拽了出来。穿上军装的三毛，并不总是可怜的形象，他虽然屡遭虐待，倍受欺压，但他仍然欢乐而坦然。他可以称得上是足智多谋，经常以儿童的特点想出对策去打击敌人，屡建奇功。如他在与敌人遭遇的险恶情况下，临危不惊，乔装成稻草人，不仅躲过敌人，而且还歼敌缴枪，立了奇功。当然他的计谋有时也会弄巧成拙，为了逃避被剃光头，用橡皮膏粘在头顶上，以保住这三根头发。哪知理发人却不容情，揭下了橡皮膏，三根头发也被连根拔了下来。但他并不气馁，又去买了些生发油，幻想能生出满头黑发。但事与愿违，长出的仍然是三根头发，而且发长等身，连随他一同用上生发油的小狗，也长出了浑身长毛。经过一番波折后，他又坦然地剪下长发，三根头发依然如旧，而小狗的长毛经过修剪，变成“原子狮”，倒是一大收获。从这些饶有风趣的故事中，使人感到他的遭遇虽然是那样不幸，但又使人觉察出一个在艰苦生活的折磨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如何以顽强的意志与逆境斗争，与厄运周旋，使人在同情和怜悯的同时，又对他寄予希望和得到鼓舞。

　　《三毛从军记》全部作品共120多页，每页以4幅画为主，间也有3幅、5幅或6幅的。全书以抗日战争胜利的热烈场面达到高潮，三毛和士兵们一起欢呼跳跃，咧着嘴巴，把帽子都跳掉了。一场从军记至此似乎可以以喜剧告终了，但是，在紧接着的最后一幅，描写了三毛脱下军装复员了，在面对长长的两条岔路上，一条通向荒芜的农村，一条路通向烟囱上挂着蜘蛛网的工厂，小三毛在两岔路口上为难地摸着脑袋，举目沉思：“哪里是我的归宿?今后怎样求生存?”。这是三毛的人生难题，不也正是当时众多的中国人民面临的问题吗?这也正是张乐平通过三毛的形象，向社会发出的愤怒呼声。

　　在人们密切关注中，《三毛流浪记》于1947年开始在上海《大公报》连续刊登。这部长达200多页(每页主要为4幅画，间或3幅、5幅、6幅画)的连环漫画开始发表后，立即牵动着无数读者的心，人们甚至把三毛当成真实的人物，时时关注着他的行踪，谈论着他的命运。孤苦伶仃的三毛在流浪途中多么想遇到亲人啊!他见小羊有母羊爱护，小鸡有母鸡照顾，小狗有母狗喂养，他想和小狗交交朋友，却被母狗赶到树上。在树上又见到小鸟一家多温暖啊，他伤心地哭了。他好容易遇到一位好心的老渔翁，一老一小相依为命。刚刚尝到一点人世间的温暖，好景不长，老人被兵痞子持枪打死，三毛只好又独自一人流着泪水，重新走向流浪的路程。他抱着能吃上饱饭的梦想，来到上海，露宿街头，在人市上自己标价以布娃娃十分之一的价格，希望能有人买他而遭到冷落。他在马路上为人推车，擦过皮鞋，卖过报纸，在印刷厂当过童工，在杂技班里练过把式，甚至被地痞流氓强迫去当扒手，因为不愿偷窃，他逃出魔掌，他曾蒙不白之冤，代人受过落入监狱。在狱中受到一位好心犯人的启发，向往光明世界，梦中飞出监狱。他渴求学习，向往通过学习能够寻找到一个光明的世界。然而，在黑暗的旧社会，他却没有学习的权力；他多羡慕主人家的孩子能够读书啊！这天晚上，他看见师兄看着画册睡着了，画册上那“光明世界”几个字对他充满了吸引力，他偷偷拿起画册来到楼梯口，借着路灯如饥似渴地读起来。但，立刻被老主人发现了，凶恶地责骂之余，画册被没收了，路灯熄灭了，小三毛顿时又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光明世界”仍然不属于他。但三毛在一次次悲惨的遭遇中仍不气馁，而是更顽强地活下去，令人寄予无限同情。画家通过对三毛那悲惨流浪生活的描述，把旧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也展现在了人们面前，又是那样令人愤慨。张乐平的连环漫画形象“三毛”，就是以典型的艺术形象，在诙谐幽默的笔调中，给人以十分严肃的震撼力量，发人深思，催人惊醒。正如夏衍在1950年为《三毛流浪记》写的序言中所说：“一个艺术家创造出来的人物而能够得到这样广大人民的欢迎、同情、喜爱，和将他当作真有其事的实在人物一般的关心、传说，甚至有人写信给刊载三毛的报纸，表示愿意出钱出力来帮助解决他的困难，这毫无疑问的是艺术家的成功和荣誉。三毛的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所以在解放前的那一段最黑暗的时期之内，作家笔下的三毛的一言一行，也渐渐的从单纯的对弱小的怜悯和同情，一变而成了对不合理的、人吃人的社会的抗议和控诉了。”

　　今天，距离那个黑暗的年代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昔日的“三毛”们，今天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我们的国家早已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灾难中站立起来，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了，但是，今天的青少年们，还应从这部作品去了解过去的历史，从三毛当时的悲惨生活中来思考如何爱护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

　　张乐平的连环漫画形象“三毛”，对电影艺术也有很大影响，1949年上海昆仑电影公司根据《三毛流浪记》摄制成故事片。1958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又根据张乐平编剧和造型，摄制成《三毛流浪记》木偶片。199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三毛从军记》拍摄为故事片。根据连环漫画移植为电影的，在我国还是罕见的，而“三毛“这个形象多次通过电影艺术与群众见面，更加扩大了影响，这也是张乐平连环漫画成功的一个标志。

　　张乐平在《三毛从军记》、《三毛流浪记》问世后，又创作了《三毛外传》、《三毛日记》、《三毛迎解放》、《三毛今昔》、《三毛学雷锋》等连环漫画，还创作了另一部表现少年儿童在旧社会悲惨遭遇和翻身解放的连环漫画《二娃子》(唐弢配诗)，都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这些作品大都收集在中国连环画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的《张乐平连环漫画全集》中。

（此文原载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连环画艺术欣赏》）

——摘自2004年10月《连博》（总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