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漫画成为青少年最喜好的阅读门类，衍生出种类繁多的漫画文化。但在70年前，中国也曾经历过一场漫画繁荣期。人们爱好这种小本单幅或多幅的漫画书，从事漫画行业的青年也像今天一样繁多，他们建立独特的个人风格，个性鲜明，画风各有特色，并创造出经典的漫画作品。

　　三毛，就是在这时诞生的。“三毛爷爷”张乐平没有经过任何美术训练，17岁，他为反对军阀迎接北伐军，画宣传画走出了漫画生涯的第一步，在日后的半个世纪中，张乐平创作出生动、真实的漫画人物“三毛”，并影响了中国几代人。

三毛诞生记

　　1935年，三毛开始在上海报刊上诞生，25岁的张乐平笔下的三毛，不是一个备受欺凌的小孤儿。他穿着小毛线衣，在大人世界里，嬉戏观望，并试图模仿。而他的模仿总是令人觉得怪模怪样，分外可笑。但不知道，可笑的是大人腐朽的世界，还是孩子气的三毛呢？

　　那时的三毛，感到了与社会的不和谐，但没有更多的苦痛。随后就是八年抗日，外族的侵略，让全中国的进步青年们都投入战争之中。27岁的张乐平同上海一些漫画同仁组成了“抗战漫画宣传队”，辗转苏、鄂、湘、徽、浙、赣、闽、粤、桂诸地，沿途以绘画形式向民众宣传抗日。此后，他一直坚持漫画宣传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1945年，张乐平回到上海。战后的上海，和十年前仿佛差别不大。但孩子苦难更加深入张乐平的内心，在《三毛从军记》的序言中，他写道：“十年前的三毛拾垃圾睡马路，十年后的三毛依然不见进步，其精神上稍有不同之点，便是十年后的三毛学起大人模样在马路上兜生意，抽美国香烟屁股，喊‘哈啰！乔埃'了。三毛的问题既然如此的多，因此我觉得画不完，写不尽。”

　　内心的催促和鞭策下，张乐平开始创作系列的“三毛形象”。1946年5月起，上海《申报》连载了《三毛从军记》。这时的三毛，有点像一个小丑角，以他和世界的不协调作为讽刺的根源。他说：“三毛的问题虽多，但此问题责任不在三毛本人。”那么，责任在谁哪里呢？

　　1947年5月，《大公报》“现代儿童”副刊编辑陈伟球请张乐平画漫画连载。恰好，这时，张乐平有了画三毛流浪记的念头。一天晚上，他走在回家的路上，在一个弄堂口，发现有三个流浪儿身上披着麻袋，冻得簌簌发抖，正围着一个刚熄火不久的烤红薯用的炉子在吹火取暖。张乐平在他们跟前站了许久，心里十分难过。他说：“我们这个好社会到处就是充斥着这些小人物；充斥着这些所谓中国未来的主人翁；充斥着所谓新生的第二代。我愤怒，我咒诅，我发誓让我的画笔永远不停地为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朋友们控诉，为这些无辜的苦难的孩子们服务！”

　　在《大公报》的约稿下，张乐平开始画起《三毛流浪记》。从1947年6月15日开始在《大公报》连载，前后登载8个月。为了画好《三毛流浪记》，张乐平还特地与这些孩子做朋友，从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最终成为三毛的遭遇。

　　流浪记中，三毛的遭遇非常凄惨，他不再是和社会荒谬事件做对比，而是直面生存的问题。每一天，三毛都在为吃、穿、睡奔忙。他瘦骨如柴，衣不蔽体，吃不饱，穿不暖，没有以避风雨的藏身之处，但他有朋友，有那些和他一样遭遇一样饿肚子的小伙伴。有时，他会遇到好人，一起扎起裤腰带，努力干活，赚一点钱。可是，他们的努力往往会遭到各种挫败，失业、物价飞涨、走狗欺压、富人的冷眼，完全身处在一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惨世界。

　　但是，《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却不是弱者，他内心充满了正义感。他同情弱者，帮助那些比他处境更悲惨的人们。他勇敢、坚强、内心没有狡诈和犹豫。正义善良的三毛引起了很多读者的共鸣。很多读者给《大公报》写信，甚至给“三毛”寄去衣服和捐款，托报社转交。张乐平也常常就收到读者来信：“兹寄上毛线背心一件，祈费神转与张乐平先生，并请转告张先生将此背心为三毛着上。近来天气奇冷，而三毛身上仅着一破香港衫，此背心虽小，三毛或可能用，俾使其能稍驱寒冷，略获温暖，千万读者亦能安心矣。”多年后，著名漫画家廖冰兄还说：“我不会忘记三毛，也不会忘记我的童年。因为我的童年也是流浪的孤儿。”

　　1948年3月初，《大公报》将《三毛流浪记》结集成册出版。《大公报》主编王芸生特为《三毛流浪记》撰写了“序言”。他写道：“《三毛流浪记》印成书本了，这必然是小朋友们的恩物。《三毛流浪记》是接着《三毛从军记》画的，但张乐平先生的笔锋却完全改变了。小小的三毛，是在体验着人间的现实。这现实，是冷酷多于温暖，残忍多于仁慈，丑恶多于良善，欺诈多于真情，不平多于公道。莫问孩子，请大人们思想，我们的世界不正是这样的吗？”

　　王芸生认为，《三毛流浪记》最可贵的是，它刺激着每个善良人类的同情心，尤其是在培养着千千万万孩子们的天真同情心！把这份同情心培养长大，它会形成一种正义的力量。——去掉一切冷酷、残忍、丑恶、欺诈与不平，发扬温暖、仁慈、良善、真理与公道。这种力量，正是三毛漫画的艺术魅力所在。

——摘自2005年8月8日《信息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