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中旬，是久负盛名的张乐平漫画集《三毛流浪记》集结成书出版60周年纪念日，这部影响几代人的漫画集，至今畅销不衰。

　　张乐平（1910-1992年），浙江海盐人，我国著名漫画家，他笔下的“三毛形象”，影响了中国几代读者，被誉为“三毛之父”、“三毛爷爷”。六十多年前，他的《三毛流浪记》在《大公报》连载，“三毛形象”得以家喻户晓，流传海内外。

　　张乐平学习美术，完全靠自学。他的母亲擅长刺绣、剪纸，是他最早的美术启蒙老师。1923年，他在小学美术老师的指导下，创作了平生第一幅漫画──《一豸负五千元》，讽刺军阀曹锟贿选，在当时曾轰动一时。1935年，张乐平笔下的三毛的形象，开始在上海报刊上诞生，但当时没有形成系列的“三毛形象”。抗日战争期间，他用手中的画笔，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来到上海，从此他开始创作系列的“三毛形象”。1946年底，上海《申报》连载了张乐平的漫画《三毛从军记》，在读者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47年5月，《大公报》“现代儿童”副刊（其主编是作家陈伯吹）编辑陈伟球请示该报总编辑王芸生，拟请张乐平画几幅漫画连载。王芸生当即表示，可以请张乐平画一套类似《三毛从军记》题材的漫画，并给张乐平写了一个便条，介绍编辑去约稿。编辑遵嘱，前往张宅拜访，张乐平说他已有流浪中的“三毛”的构思，答应画一套“三毛”的系列漫画。

　　《三毛流浪记》的构思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张乐平回忆说：“1947年初的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在一个弄堂口，发现有三个流浪儿身上披着麻袋，冻得瑟瑟发抖，正围着一个刚熄火不久的烤红薯用的炉子在吹火取暖。我在他们跟前站了许久，心里十分难过。”由此，张乐平萌生了画流浪儿的念头。正在此时，《大公报》的编辑来约稿。

　　为了创作好《三毛流浪记》，张乐平主动去和流浪儿交朋友。他知道在上海有一个叫陈家木桥的地方，是流浪儿的集中地，便去那儿，坐在他们中间，称呼他们小阿弟，想和他们搭上话。谁知没人理他，有的还对他翻白眼，他只好败兴而归。一路上，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那么冷淡。

　　后来他才发现，原来流浪儿都是衣衫破烂，而他却穿了一套西装，尽管是旧西装，可流浪儿认为穿西装的都是有钱人，有钱人都欺负他们，对他不理睬也在情理之中。第二天，张乐平换了件旧衣裳，买了几副大饼油条，又来到昨天那个地方坐在地上吃起来。有几个流浪儿围上来，眼睛直直盯着他手里的大饼，他就分给他们吃，很自然地大家坐到了一起，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讲起了自己的苦难生活和家史。慢慢地他和流浪儿们接近起来，熟悉起来，成了朋友，从他们那里听到许多事情，丰富了他创作的想象力。

　　这套《三毛流浪记》的漫画，从1947年6月15日开始在《大公报》第三版上连载，10天以后，改在本市版上刊出，前后登载8个月。这套连环漫画的内容，除了最初几幅反映了一个流浪儿的遭遇外，更多的篇幅则是从三毛的眼睛揭露了在国民党统治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象。作者张乐平笔下的“三毛形象”，是旧中国苦难儿童的典型。《三毛流浪记》无情地鞭挞了旧中国人间的冷酷、残忍、欺诈和不平，颂扬了在极度凄苦无依的困境中，依然意志坚强、乐观、善良、机敏、幽默的“三毛精神”。

　　在这套漫画的连载期间，引起了广大善良读者的同情和共鸣，反映强烈。读者们纷纷给《大公报》写信，甚至给“三毛”寄去衣服和捐款，托报社转交。如果说，《申报》连载《三毛从军记》在读者中产生一定影响，那么《大公报》连载《三毛流浪记》，是让“三毛形象”走向全国。因为《申报》虽是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但其影响多在上海和周围地区；《大公报》当时拥有沪版、津版、渝版，总发行量远远超过《申报》，其影响自然是全国性的。

　　再者，《申报》连载的《三毛从军记》里的“三毛”，虽然很顽皮，但他所表现的，差不多都是英雄型的，是常人所不及的特殊人物；而在《大公报》连载的《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就完全不同了，他一出现，就是孤苦伶仃，辗转流浪，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容易引起读者的同情，产生共鸣。

　　宋庆龄女士看了在《大公报》上连载的《三毛流浪记》后，非常感动，她特别在上海燕云楼设宴，招待张乐平和《大公报》副刊编辑。席间，宋女士还激动地对张乐平说：“你为流浪儿童做了一件大好事，真该感谢你，三毛不会忘记你。”她还提议举办“三毛生活展览会”，创办“三毛乐园”，用以帮助贫苦儿童。

　　1948年3月初，《大公报》出版部根据各地读者的强烈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张乐平在《大公报》连载的漫画《三毛流浪记》结集成册出版（共四集）。《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特为《三毛流浪记》撰写了“序言”。王芸生既是这次连载张乐平漫画的热心支持者和决策人，又是充满同情心的忠实读者，他于三月二十三日写下《题〈三毛流浪記〉》，对张乐平作品的内涵和现实意义做了深刻的分析。王芸生写道：“《三毛流浪记》印成书本了，这必然是小朋友们的恩物。《三毛流浪记》是接着《三毛从军记》画的，但张乐平先生的笔锋却完全改变了。……小小的三毛，是在旅行着人间的现实。这现实，是冷酷多于温暖，残忍多于仁慈，丑恶多于良善，诈欺多于真情，不平多于公道。莫问孩子，请大人们思想，我们的世界是不是这样的吗？三毛不是孤独的。他是多数中国孩子命运的象征，也是多数贫苦良善中国人民的命运象征。我们的现社会，对多数中国孩子是残忍的，对多数贫苦良善的人民又何尝不是残忍的？《三毛流浪记》不但揭露了人间的冷酷、残忍、丑恶、诈欺与不平，更可宝贵的，是它还在刺激着每个善良人类的同情心，尤其是在培养着千千万万孩子们的天真同情心！把这份同情心培养长大，它会形成一种正义的力量，平人间的不平，改造我们的社会。——去掉一切冷酷、残忍、丑恶、诈欺与不平，发扬温暖、仁慈、良善、真理与公道！三毛奋斗吧！在你流浪的一串脚印上，可能踢翻人间的不平，启示人类的光明！”王芸生在写作《题<三毛流浪记>》时，正是国民党统治最黑暗的时期。王芸生同情三毛，也是对社会上广大穷苦孩子的同情，同时亦有力地鞭挞了黑暗的旧社会。

　　《大公报》出版《三毛流浪记》后，出现了读者争购的场面，供不应求，不得不多次再版。直到1949年3月，《三毛流浪记》还在热销，《大公报》约请张乐平撰写《我怎样画三毛的》一文，发表在4月4日的该报上。张乐平写道：“我画‘三毛’，当然是一个冒险的尝试！我想尽可能减少借助文字的帮助，要让读者从我的画笔带来的线条，去知道他所要知道的。……我每次新到一个地方，甚至我每天离开自己的屋子走到每一条大街上，我都可以看见我所要创作的人物。他们永远是瘦骨如柴，衣不遮体，吃不饱，穿不暖，没有可以避风雨的藏身之处，更谈不上享受温暖的家庭之乐与良好的教育。我愤怒，我诅咒，我发誓让我的画笔永远不停地为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朋友们控诉，为这些无辜的苦难的孩子们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