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宁波流浪汉“犀利哥”的遭遇成为时下网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一个在马路边流浪了七八年的苦命人，博得了全中国老百姓的好感与关注，从民间的热心到媒体、政府的救助，短短数天内“犀利哥”就被幸运之神从长年累月的厄运中抢救回家，此时让大家见证了网络的强大与积极性。其实，在解放前，也同样有一个流浪儿牵动着无数国人的心，并成为大众的偶像，他就是“三毛”，三毛是纯属虚构出来的人，却又在旧中国的街头到处皆是。

“瘪三”大本营

　　旧社会的上海被称作是“东方的巴黎”，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那个时代极度动荡，许多人因战乱、贫苦丧失家园，上海滩成了无家可归者的避难所。那时候上海到处是讨饭流浪的“瘪三”，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叫花子们簇拥在黄包车后以及商店橱窗外，那种凄惨的景象叫人不忍多看。有日本记者曾撰文描述道：“除夕之夜，大雪纷飞、北风凛冽，在西藏路上，从大世界门口一直延至法租界民国路（现人民路）一带，鱼贯地立着求乞的人大约有五千以上，这一带，不过是上海乞丐区中的一小部分。”

　　上海乞丐聚集的路段，主要是在城隍庙一带，其次是十六铺，在南市、闸北也有许多乞丐集中点。城隍庙那里香客多，乞讨的人自然以为那里发善心的人多。南市一带的乞丐，大多在小弄堂里居民家的后门口行乞，他们大多住在城外南站，沪军营、煤清路、薛家浜、斜桥等地方，白天到城内商店集中的地方行乞，因为城内是商业中心，来往的行人很多，收入也颇为可观。闸北地区在沪战以前，那里的乞丐草棚遍地皆是，后被战火摧毁，于是都迁至太阳庙、柳营路、顾家湾、八字桥一带。其它地段，如曹家渡、苏州河一带，乞丐也很多。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内相对乞丐比较少，因为原本租界里不允许有乞丐行乞，而事实上，租界里的乞丐虽然人数少，却更有“组织性”，更讲“行规”。被誉为“租界治安的长城”的黄金荣原本就是郑家木桥小瘪三，后“荣任”为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长，其办案的“社会基础”即为乞丐、流氓、地痞无赖。许多小瘪三头目都与巡捕房有勾搭，所以租界里的乞丐一方面在被警察抓，另一方面也在被警察保护。法租界在磨坊街、菜市街一带行乞的很多，尤其是在八仙桥、大世界那一个区域内。

　　越是繁华的商业中心，如南京路先施公司、永安公司一带，乞丐的“职业水准”越高，他们不光是坐在路边乞讨，而是主动出击，在马路上穿梭来往，为人开关汽车门索讨酬劳，外白渡桥、四川路桥、新老垃圾桥等地方经常可见许多十五六岁的童丐，替人推黄包车上桥而获取报酬。而且那一带的乞丐都是“团伙制”。每个小团伙都有一个颇有资历的爷叔为首领，下面管辖着十多个收养来的乞丐，大多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人称“小鬼”。爷叔一边控制着这些流浪儿，一边和租界、地盘上的“靠山”打交道。

小鬼们与三毛

　　“小鬼”的生活最可怜，他们年龄在七八岁到20岁之间，白天外出行乞，晚上睡在弄堂里或是屋檐下，每天辛苦讨来的钱基本都上缴，爷叔会对他们挨个搜身，假如没完成一天的指标，回去爷叔不会饶过门，他们被爷叔或者警察毒打是经常的事情，有的还被迫去偷东西。

　　就大多数流浪儿而言，除了索讨外，他们主要的生活也依靠“抢冷饭”来生存。饭店或者有钱人家倒出来的剩饭，是乞丐们的佳肴。乞丐们抢到残羹剩饭，首先得上交一份给丐头，然后才能吃剩下的那部分。抢饭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抢饭的小鬼们，常被打得头破血流，依然拼命地抢，直到抢光为止。而那些从“爷叔”手里得了好处的警察，高兴管的时候冲上去用警棍一通乱挥，不高兴管的则对哄闹的乞丐视若无睹。

　　漫画家张乐平最初创作三毛的动机，就是因为同情那些流落街头无人关爱的“小鬼”们，想为他们做点事情。他没有权，没有钱，只能为这些受苦受难的孩子去画。为了更好地懂得他们，他跑到解放前上海“小瘪三”聚集地——程家木桥，去和那些街头流浪儿交朋友。

　　可一开始，“小瘪三”们不领他的情，看他一走近，唤他们“小阿弟”，都赶紧躲得远远的，甚至有的还朝他翻白眼。他只能败兴而归，回家细想，他觉得是自己身上过于体面的西装，让他们害怕他，以为他是专门欺负流浪儿的有钱人。于是，他找出家里很旧的衣服，再配一双脏兮兮的鞋子。第二天，他穿一身寒酸的新“行头”重新跑到程家木桥，还特地买了大饼油条塞在衣服口袋里，像个“瘪三”一样坐在地上吃起大饼来。讨饭的孩子们见了，大着胆子围上来看他吃，他看他们放下防备了，就将大饼油条分给他们一道吃。大家便你一言我一句地骂起“印度阿三”，骂起阔太太，然后说起各自苦难的流浪故事，他们渐渐把他当朋友了。他会买吃的给他们，也会喜洋洋地在黄河路上和孩子们一起去推黄包车，警察来了一起哄逃，路人都弄不懂，这个长相斯文的大人难道是丐帮头子？

人人都爱三毛弟

　　1947年夏天，漫画《三毛流浪记》开始在上海《大公报》上连载，并引起了轰动。每天清晨，许多人争相购买《大公报》，只为了想早一点知道三毛的遭遇，街头的贴报栏总是吸引着许许多多的读者，就是不识字的老人和小孩，也要把报上的三毛多看上几眼。一直到1949年4月，《三毛流浪记》在《大公报》一口气连载了250多天，激起社会各界的同情。一些读者以为三毛真有其人，纷纷伸出救援之手，向报社捐去钱，送去衣裳。有个妈妈带着小孩到大公报馆去，要把玩具亲手交到三毛的手里；有小读者给张乐平写信并寄上零花钱：“三毛今天又饿肚子了，这是姐姐给我买大饼的钱，送给三毛买个大饼吧！”；有一次，漫画中的三毛因为打破了一个花瓶被店主毒打，一位年轻的读者就向《大公报》送去一个新花瓶，并嘱咐请张乐平转交给店主，好饶过三毛。而那些与三毛有类似命运的苦孩子们，则更为感动，马路边报栏上《三毛流浪记》的漫画，常常会被买不起报纸的流浪儿偷偷挖走。

　　由于三毛的流浪故事过于触目地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与不公，引起了那时候当权者的不安，有人给张乐平写匿名信，恐吓他“你拿了共产党多少津贴？！”他还收到过夹了子弹的信。反动权贵可以威胁三毛的作者，却威胁不了老百姓，民心向善的大流是无法阻挡的。

　　宋庆龄女士曾出面，帮张乐平在南京路上的大新公司举办“三毛生活展览”，不收门票，专门展出几百幅三毛原作及几十幅三毛水彩画，并将三毛作品进行义卖，所得善款统统用来帮助那些穷苦的孩子们。整整6天，展览会人山人海，三毛的画被抢购一空，有一位前苏联驻沪记者前往采访，看了一圈以后当场拿出800美元买下了一幅“苦三毛拉黄包车”的画。据上海连环画画家戴敦邦后来回忆，当年他和小朋友们在大新公司楼下排了几个小时队伍才上去看到展览，“最让人感动的是，许多三轮车夫、码头工人也去看，看了以后还捐钱给流浪儿。”

　　1948年秋天，昆仑影业公司把《三毛流浪记》拍成电影，集合了当时诸多重量级的大明星。这部电影还是昆仑影业公司庆祝新中国成立的第一部国产片，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