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面对侵略者，不到参军年龄的三毛踩着高跷，化装为成年人参加了国民军——这是我父亲张乐平笔下的长篇连环漫画《三毛从军记》第一页的画面。谁知道父亲让小三毛这么一参军，这本书后来居然要有三十多年被禁止出版。……

　　父亲画漫画，而且还作有国画、水彩、素描、剪纸等其他各类形式美术作品。他一生作品很多，可是读者最熟悉的还是他的“三毛”系列漫画，其中尤以《三毛从军记》和《三毛流浪记》著名。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5月12日至10月4日，父亲创作的《三毛从军记》在《申报》连续发表。内中主角依然是那个他在1935年创作出的一个只有三根头发的光头小孩，依然是没有文字说明，依然是不失写实风格的夸张造型，依然是辛辣讽刺的内容，但不再是以前的市井中发生的点滴，而是讲述抗日战争中三毛在军队里的经历。作品由单幅四格漫画串成长篇连续的故事。

　　“三毛是十年前的人物，按理十年之后，该已长成一表人才了，但是我现在仍旧画三毛，而且画老样子的三毛，其原因便是我觉得三毛的生活环境，十年之中一成未变。十年前的三毛拾垃圾睡马路，十年后的三毛依然不见进步，其精神上稍有不同之点，便是十年后的三毛学起大人模样在马路上兜生意，抽美国香烟屁股，喊‘哈啰！乔埃’了。三毛的问题既然如此的多，因此我觉得画不完，写不尽。”

　　“‘从军记’在八九年前是个新鲜动人的题目，但是八九年后便是乏味的老调了。弹老调不讨人欢喜自是理由以内的事情，不过我鉴于八年之中男女老少人人参战，三毛如不参战，在情理上讲，有点不通，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任他合格不合格，决定要他报名当兵。冲动之下，不免毛病百出，譬如从三毛的年纪上讲，投军从征，本不大合理，如其故作渲染，便不近人情，假若说一无勇气，也未免有失从军本义，因此在军营之中，如何恰当地安排这个脚色实在困难。不得已之余，我又把三毛画成丑角了。历年以来，我最感伤心的便是有意无意都将天真未凿的三毛画成了小丑一路的角色。三毛的问题虽多，但此问题责任不在三毛本人。我天天画三毛，天天发现三毛的顽劣缺点，因此盼望三毛的生活环境得能改善的心情也特别殷切。”（张乐平《三毛从军记》自序，1947年1月）

　　作品发表后，在上海和《申报》所能发行到的城镇乡村引起了巨大反响：扎实的生活素材、夸张却又合理的故事情节、含蓄又不失辛辣的讽刺、诙谐幽默的艺术感染力，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大多数刚从战争中过来的人们，回忆起那些战争中艰苦的岁月，想到了侵略者的可恨，而且也像三毛那样，并没有感觉到战争胜利后生活有多大的变化，尤其是最后那张三毛茫然地站在由坟墓组成的“V”字前的画面，令人思绪万千，印象深刻。

　　《三毛从军记》是中国第一部长篇无文字连环漫画，被誉为“没有文字的文学作品”， “一部用喜剧手法来表现的悲剧”。

　　在父亲去世后，漫画家华君武伯伯还这样回忆起父亲的漫画：“每一幅画没有字的，所有的画没有文字的，他是用形象在那里讲话，这个很了不起的。”

　　连环画家贺友直叔叔也说：“张乐平的作品是原创的，而且他笔下的三毛不仅仅是中国人看得懂，外国人也看得懂。不用文字能够看得懂，难度很高。”

　　而漫画家方成叔叔说：“一般的连环漫画，你像我们看外国的连环漫画，都是很滑稽的，最后总要跟说笑话一样，最后一个高潮逗着你笑。他的画很特殊，他画的是悲剧，一般都是喜剧，喜剧性的东西逗你乐得要死，他不，他搞悲剧。用连环漫画来搞悲剧，这种是很少见的。”

　　作品受到读者的喜爱和欢迎是最大的幸福，尤其是自己所花费很多心血的作品。

　　《三毛从军记》包含了父亲参加八年抗战的心血，这八年抗战的经历成了父亲创作《三毛从军记》丰富的源泉。

　　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国，有父亲在内的上海七个漫画家发起了“救亡漫画宣传队”，父亲原是副领队，后又任领队（队长）；先是人员不断壮大，后又因政府不再支持，许多人员换了别的方式抗战而离开，直到最后父亲孤军作战，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

　　在宣传队那漫长的八年，父亲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辗转了沪、苏、鄂、湘、皖、桂、浙、赣、闽、粤等地，历经各种遭遇，进行抗日宣传。

　　那时候，父亲为了搜集抗战宣传的素材，经常与抗日战士直接接触、到战场作画。

　　其中浙西战场，他和战士在一起生活，作了很多写生，还记录了他们的杀敌事迹。并且直接了解了军队中的各种情况。

　　1940年，父亲到沦陷后失而复得的绍兴、诸暨实地写生，只见断壁残垣，满目苍夷，感受到日寇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我（何培耘，诸暨当地战地服务队员）引领张乐平先生率先登上县城后面的胡公台山，来到山上被鬼子烧毁得只留下半个大殿的胡公庙，唏嘘一番后，爬上山顶，在寒风中俯瞰县城全貌，一片破残，不堪入目——城墙的一半被毁，一半屹立，已成废墟……下得山来，脚下一条条青石板铺成的街道，上面留下炮轰弹击的坑坑洞洞；走过一条又一条的街道，不少青石板被埋在厚厚的尘土里，穿过街道，是一座大石桥（叫“浮桥”，也叫“太平桥”），中间被炸不能通行，西施殿已是一片废墟，鬼子第一次进犯时就被烧毁了；又登上城墙，在城墙上眺望，目光所及苍苍茫茫，寂静，死一般的寂静……（摘自2005年7月10日《现代金报》：张乐平漫画《劫后诸暨》）”

　　其间，父亲认识了在剧团同样宣传抗战的我母亲，并且结了婚，然后又跟着战线的转移，在多个地方进行抗战宣传，到了赣州。

　　赣州的那段时间是父母生活最艰苦的岁月，政府早已停止了本来就极少的宣传津贴，父亲和宣传队员们就做别的职业，支撑维持漫画宣传队的延续。父亲和母亲甚至开起了小饭摊，乃至变卖了自己少得可怜的物品，一直坚持到后来。父亲独自一个人也不放弃随身带的宣传队画稿，到广东的兴宁和梅县等地开抗战宣传画展。

　　他更是亲眼目睹了政府和军队的腐败，还创作了不少针砭时弊的漫画。

　　战争中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是父亲和他们那群热血的爱国文化人士在一起，又充满了乐趣。父亲以他的艺术才华和人格魅力，团结了一批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在抗战宣传的事业中是这样，到了老年还是这样。

　　“张乐平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没有停止过漫画创作，他用他的作品来抗日。而且他总是能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无论是在什么时候，他一直都用自己的幽默语言感染报社的同事。”说这个话的正是父亲在赣州《正气日报》时的同事，书法家李振亚先生。

　　导演殷振家叔叔也曾经告诉我：“那时候你爸爸他们的漫画宣传队和我们演剧队在一起，我们都喜欢、尊敬你爸爸，不光是对他的艺术造诣的佩服，也是对他为人和人格的的敬仰，把他当作大哥。我们排新剧，有时候还要征求一下你爸爸的看法，他平时不多说话，但那些极具幽默感的评价能让我们都心服。连我们才华横溢又桀骜不驯的队长洗群，不服别人，只服你爸爸……那时候生活艰苦，你爸爸却也不失幽默感。”

　　有几次在香港黄永玉叔叔居所的画室“山之半居”，听他说在赣州和我父母亲一起的日子：艰苦，却快乐。他还在《我少年、青年、中年、暮年心中的张乐平》中写到“有人说，抗战时期，某某人如何如何受苦；有的人自己也说，如何如何受苦。他忘了，抗战时期，谁不受苦?幸福这东西才不公平；苦难却总是细致、公平地分摊在大家肩上。所以卡夫卡说：‘要客观地看待自己的痛苦。’”“乐平兄在人格上总是那么优雅。没叫过苦，没见过他狂笑失态，有时小得意时，大拇指也翘得恰到好处，说一句：‘这物事邪气崭格!’（上海方言）”“我这人野性得很，跟着他却是服服帖帖。”

　　导演、演员史进叔叔和潘予阿姨夫妇也和我说过那艰苦岁月的乐趣，以及那具有强悍号召力量的抗战话剧和宣传漫画等。 “那时候演剧队和漫画队经常在一起进行抗战宣传，我们帮他们吆喝办画展；他们帮我们画海报。演剧队所有演出，你爸爸妈妈是一定会来的观众。乐平还帮忙作人物造型，还有很多舞台速写。”“那时候真像一家人，你爸爸的工作室是大家聚会的地方，大家每天必定要去的。”

　　版画家兼漫画家章西崖叔叔回忆写到：“漫画队工作紧张，生活艰苦，但大家都有一颗炎黄子孙的爱国红心，不计甘苦，仇恨敌伪，憎恶发国难财，鄙夷官僚政客的腐败，反对迷信落后，以笔为刀，直向魑魅魍魉痛击，可谓尽心尽力，为抗战的最后的胜利，漫画队作出了自己些许贡献。”（摘自《瞭望.新闻周刊》1995年33期，《回忆“漫画宣传队”》

　　漫画家、作家叶冈叔叔也在父亲去世十周年时回忆：“张乐平是漫画队的当家人，也是自始至终厮守到最后的一个。全队星散后，只剩他一人还在孤军作战。”

　　赣州失守，父母去了广东兴宁，后又去梅县，抗战胜利后又推脱了美军航空队要他们去美国发展的邀请，（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在兴宁看到父亲办的漫画宣传队的画展后，他们非常欣赏父亲的作品，决定和他合作，由父亲画反战传单，航空队配上日语印刷后撒往日军占领区和日本国本土。）辗转回上海。

　　抗战开始时，漫画宣传队和演剧队曾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战争结束了，“从军”的父亲也算“解甲”了。

　　八年中的苦与乐真是刻骨铭心。

　　参加了抗日战争，坚定了父亲在小人物的立场上来表达对社会的看法，和更加加深了他的平民意识和情结。

　　回到阔别多年的上海，上海多家报刊杂志发表欢迎父亲的文章并纷纷约稿，盼望人们喜爱的、又很长时间没有和读者见面的漫画人物“三毛”能再出现。父亲是一定想要用画笔来描绘出那战争岁月的，在《申报》约稿下，就顺畅地连续画出了具有散文加小说风格的《三毛从军记》。

　　1947年2月，大鹏书报社将《三毛从军记》结集出版并多次印刷。

　　画家戴敦邦叔叔对我回忆道：“那时候物价飞涨，又都很穷，能有本《三毛从军记》是很了不得的事，尤其是像我这样爱好美术的小孩。我为了能得到你爸爸的《三毛从军记》，只好每天不吃早饭，省下早饭钱储蓄起来，到够了才去买一本，一共有三本呢！”“当时像我这样做的小孩很多的。所以我和你爸爸开玩笑说我的胃有毛病，他要负责的，全因为小时候他的书吸引的原因。”

　　可是，这部受大众欢迎的作品，因为描写了国民军抗战的事实，以及在军队中的一些腐败现象，后来竟然不允许再在市面出现，更是在以后的三十多年中被海峡两岸都打入另册，禁止出版了！

　　人们都只记得《三毛流浪记》，忘记了三毛在流浪前还是个抗战小兵。

　　在那一长段时间，父亲很少主动提起《三毛从军记》。

　　现在回想，他心里必定很痛。

　　他在晚年私底下说他两部最主要作品（《三毛从军记》和《三毛流浪记》）中更偏爱《三毛从军记》。对他这样说法，我后来自己分析和比较，认为有可能是《三毛从军记》的腹稿他其实打了8年，构思成熟，内容与画面含蓄、艺术，也富有人性化和哲理性；而《三毛流浪记》是出于一种对国家、对社会、对同胞的正义感和责任，是向大众呼吁平等，有时候总要露点锋芒，其思想性更强些。流浪的三毛又太苦，灾难深重的人民不能再苦下去的。

　　还有，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父母总是会偏心于受委屈的那个。

　　所以这么多年，熟悉的人其实也不大在他面前提起。

　　接着是几个大的政治运动，《三毛从军记》几乎是销声匿迹。“文化大革命”中抄家，家中也只留有最后一册《三毛从军记2》。

　　终于，“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政府正视了当时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才使《三毛从军记》重见读者。1982年6月“张乐平画展”在上海美术馆展出，其中陈列了部分被抄走后发还的《三毛从军记》原稿。

　　一位素不相识的当年小读者，时已在同济大学任教的曹炽康老师看了画展，知道了我家已经没有全套三册《三毛从军记》出版物，特意在第二天一早再次赶到展览馆，将自己珍藏了三十多年的几本书送到了展览馆办公室，要展览馆办公室转交我父亲。

　　我的表舅，酷爱藏书的文史学家魏绍昌，也给父亲送来了他所珍藏1947年版的《三毛从军记》。

　　他们两人送的的书，使父亲、母亲以及全家都非常感动。

　　1983年3月，《三毛从军记》终于由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再次出版；

　　1989年3月，《三毛从军记》由皇冠出版社在台湾出版，父母亲的干女儿、作家三毛（陈平）作了序言。

　　重版后，很多年轻人终于也知道了父亲还有一部作品是《三毛从军记》。

　　199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张建亚导演将《三毛从军记》搬上银幕。影片停机那日，父亲却去世了。他没有看到由真人再次扮演的三毛（前一次是1948年王龙基扮演的《三毛流浪记》），真是一件太令人遗憾的事！

　　1993年父亲逝世周年，母亲遵照父亲遗愿将这部父亲最喜爱的《三毛从军记》原稿共114组全部捐献给上海美术馆收藏。只是，虽然这些原稿被誉为“价值不可估量的‘镇馆之宝’”，但因上海美术馆场地太小，一直在仓库躺着未能和观众、读者见面。近闻上海美术馆将扩大，衷心希望有一个展出的位置放这部作品。

　　唉，《三毛从军记》啊《三毛从军记》！……

写于2010年11月父亲百年诞辰纪念日后

——摘自《美术博览》丛书(2011年第1辑)，2011年2月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