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着三宝的音乐，那半个多世纪以来家喻户晓的经典、那些陪伴着我们几代人长大的怀念、同情……又再一次回到了我们身边。本月28日，那个大大的脑袋上只有三根头发的小“三毛”将重返深圳保利剧院，为我们讲述一个历久弥新的故事。

　　被誉为“三毛之父”、“三毛爷爷”的漫画家张乐平先生是浙江海盐县人，从小就酷爱画画。1929年，张乐平在《申报》、《新闻报》等上海主要报纸上开始发表绘画作品，成了上海滩上颇有名气的漫画家。

　　虽然张乐平先生离开我们已整整20年，但他笔下的三毛却一直陪伴着我们。借音乐剧《三毛流浪记》重返舞台之际，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张乐平先生的四儿子张慰军，听他讲述张乐平先生的故事。

看音乐剧流泪了

　　文化广场：听说要把《三毛流浪记》改编成音乐剧，你和家人是什么感受？第一次看音乐剧感觉怎么样？

　　张慰军：最初是哥哥告诉我父亲的《三毛流浪记》要改编成音乐剧，《三毛流浪记》有过电影电视剧，但没有音乐剧。我们全家也很喜欢三宝的音乐，觉得这是延续父亲作品的一个很好的形式，大家都很开心。

　　这么多年后再来看父亲的作品，我流泪了。音乐剧是从书里抽出了一点东西来做的，音乐特别好，看得出来，主创对《三毛流浪记》有很深厚的感情。剧中三毛的那种不怕艰难、积极向上、对生活对未来永远充满希望的个性，是和父亲的原作很吻合的。

他不鼓励孩子学画

　　文化广场：你童年印象中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据说张乐平先生是一个特别爱孩子的人，他打过你们吗？会对你们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张慰军：父亲是一个很幽默的人，经常给我们讲笑话，对我们完全没有所谓的“狼爸”、“鹰爸”的严厉。他也从不鼓励孩子们学画，让我们自由发展，从来没有打过我们。他很喜欢小孩子，每天回家，他都会带一点点吃的回来，一进门，就让我们排排队，伸出手，一人一颗糖。

　　父亲很善良，由于人口多，我们家家境并不宽裕，但他经常帮助别人。我们家兄弟姊妹很多，每个人都经常带同学回家。吃饭时，坐在一起的人常常不认识。

随手画出来的三毛

　　文化广场：张乐平先生从1935年开始画三毛，三毛以其独特的造型“一夜成名”，你父亲创作的这个“三毛”在生活有原型吗？

　　张慰军：我曾经问过父亲，“三毛”是怎么创作出来的，他说：“随手画的。”他在家排行老三，我个人觉得，“三毛”的形象可能和这个有些关系。父亲曾说过，他画漫画就是要不用字或者尽量少用字，让不识字的大人、孩子也看得懂。有美术史专家认为，在世界漫画史上，《三毛流浪记》是唯一一部和现实生活联系非常紧密的、没有文字和文字很少的长篇漫画。

　　文化广场：你一定看过很多次《三毛流浪记》，关于这本书，印象最深的记忆是什么？

　　张慰军：我也记不清自己看过多少遍《三毛流浪记》，从小一直在手里翻看，现在有空时还会翻着看，特别喜欢。对这本书有两个记忆特别深刻：一次是1959年左右，少年儿童出版社出《三毛流浪记》，父亲让还没上小学的我来写书名，我也没练过书法，就拿着毛笔依样画葫芦。后来书出来了，看到同学们手里拿着这本书，我就特高兴地告诉他们：“书名是我写的！”

　　另外一次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父亲当时是最早被打倒的上海画家。挨批斗时，造反派逼他撕《三毛流浪记》的画稿，父亲不干，造反派就撕成碎片，让父亲扫了去倒掉。当天晚上，父亲回家，一进门打开他的人造革包，拿出被撕成碎片的画稿，眼泪立刻就流出来了，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

漫画传单“空袭”日本

　　文化广场：张乐平先生当时的圈中好友是谁？他的创作受谁的影响比较大？

　　张慰军：父亲早年的创作情形，我没问过他，挺遗憾的。他画漫画和叶浅予先生有关。有一次，叶生病，报纸连载的漫画不能继续，就找我父亲来画。当时，父亲和叶浅予、陆志庠、张光宇、张正宇、曹涵美三兄弟、丁悚、丁聪父子、黄苗子关系都很好，他们成立了漫画协会。这些人大多数都是有工作的，只有我父亲和另外两三个是专职从事美术创作的。

　　文化广场：能谈谈张乐平先生创作漫画《三毛从军记》和《三毛流浪记》的经历吗？

　　张慰军：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成立了漫画界救亡协会。“八·一三”淞沪抗战发生的当月，组成了救亡漫画宣传队，叶浅予是领队，父亲是副领队。漫画队1937年9月到了南京，搞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反响很大，得到了国民政府的认可和拨款，隶属军事委员会政训处。漫画宣传队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创作大量宣传招贴画，参加各种大型活动。

　　父亲在战区坚持八年，经历了抗战的全过程。这八年中，他认识了我的母亲冯雏音。父亲与母亲结婚后，直到抗战胜利两人才重回上海。

　　解放后，父亲很少谈到这段经历，只是有一次，他给我们说起1938年5月20日，中国空军第一次出境远征，“空袭”日本本土。飞机携带的不是炸弹，而是抗战宣传传单，其中许多传单上配有他们漫画宣传队绘制的漫画。传单纷纷扬扬撒向长崎、福冈等地，“空袭”散发的传单总数不下百万份，父亲对此非常自豪。

　　回到上海后，父亲整理自己在抗战期间的经历，创作了《三毛从军记》，刊登在上海《申报》，反响很大。《大公报》就通过陈伯吹来找我父亲约稿，父亲说：“我正好手头有个题材，怕你们不敢登。”陈说：“你敢画，我们就敢登！”这就是《三毛流浪记》，刊登后反响很大。宋庆龄看到了，希望搞一个“三毛义展”，专门资助流浪儿，其中很多是战争孤儿。听父亲说，“三毛义展”那天人很多，连拉黄包车的都来捐钱，很令人感动。

他一生都爱喝点黄酒

　　文化广场：晚年张乐平先生身患帕金森症，他的生活状况是什么样的？除了画画，他还有什么爱好？

　　张慰军：他不能画画了，很痛苦，但他还坚持练笔，就是拿着毛笔画画直线、圆圈什么的。除了画画，父亲一生都爱喝点黄酒，心情好时喝，心情不好时也喝，后来生病了也一直要喝。

　　文化广场：你认为《三毛流浪记》为什么现在还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张慰军：在中国，很多人是看这本书长大的，对它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另外，我认为《三毛流浪记》还是有现实意义的，今天仍然存在许多不平等的现象，三毛面对困境的乐观态度、不屈的精神，身处乱世却始终善良纯真，对有困难的人无私关怀，对压迫者的无畏反抗，这些品格还是能激起我们的共鸣。

——摘自2012年2月26日《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