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几十位大明星为一个孩子配戏，估计《三毛流浪记》算是始创。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影片背后的制作从最早单枪匹马的“独立制片人”韦布到为了电影顺利完成改为“昆仑影业”出品，在多位电影人默默付出的背后，是团结奋进的电影精神的延续。

　　1948年夏秋之交，上海的电影刊物、小报都在议论张乐平的连环画《三毛流浪记》将要拍成电影。就在即将开拍之前（本网注：电影是1949年4月1日开拍的），张乐平接到了一封无头无尾的警告信，信上写着：“不准将三毛搬上银幕！假如不听的话，将予以不利！”同一天，制片人韦布也收到一封恐吓信：“三毛再搞下去，当心脑袋!”当看到这个明显是政治恫吓的消息后，韦布根本没受丝毫影响，反到更加激起了斗志！因为在解放前那一段最黑暗的时期之内，上海市民最熟悉的小人物三毛的一言一行，就是对当时人吃人社会的抗议和控诉!

　　而且这还是韦布的第一部电影。当时百业萧条，投身戏剧十几年的韦布因为剧场梦破灭转而走进了电影圈，在上官云珠和妹妹韦丽琳的资助下，当上了独立制片人。虽然从来没有拍过电影，但还在家乡念高小的时候，他就与陈鲤庭是同班同学，陈鲤庭也是自己多年来一直敬佩的人，要拍电影，想到的第一个自然就是他。可惜，当时陈鲤庭正在拍摄《丽人行》，分身乏术，就介绍了两个年轻人赵明和严恭给韦布，而这两人不仅是陈鲤庭的副导演，还刚好是韦布在桂林新中国剧社时的老朋友，所以一拍即合。

　　陈鲤庭还指点韦布：影片的成功，关键在于剧本，可以请阳翰笙编剧，并亲自充当说客。又说拍这样的电影不是说拍就拍，还要得到原著者同意，拿到电影版权。这个找谁合适呢？就是冯亦代。早年间，韦布在重庆跟陈鲤庭一起演出《大马戏团》时便与冯亦代熟识，靠着他的热情相助，很快就与张乐平订好了协议书，顺利得到了版权。

　　阳翰笙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刚建立不久的昆仑影业公司的编委会主任，局外人只知道它是一个比较进步的电影厂，并不知道实际是国统区唯一一个地下党领导的电影摄制阵地。除了担负组织领导重任，阳翰笙还要参与具体创作活动。尽管已有的工作十分紧张而繁忙，但阳翰笙觉得“三毛”流浪的题材有意义又能感动人，慨然同意上阵操刀。他与韦布和赵明、严恭一起，认真研究所有“三毛”漫画的材料，讨论如何改编方案，还带着他们去参观孤儿收容所和工人聚居的棚户区。他也曾计划拍《三毛流浪记》的下集，写三毛辗转在不同的工厂做工，最后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故事。后来由于转移香港，这些设想未及实现。阳翰笙走后，剧本交由陈白尘接手修改，没过多久，陈白尘也仓促离沪，剧本又“辗转”于李天济手上，经过如此‘接力”协作，最终投拍，但陈白尘和李天济却没有署名。

　　创作剧本的同时，拍摄的筹备工作已经有了头绪。赵明和严恭一眼就看中了昆仑厂作曲家王云阶9岁的儿子王龙基。这个细壳大脑体型瘦小的男孩不仅喜欢看《三毛流浪记》，更在幼年时也有过挨饿的经历。没演“三毛”前，他就在《新闺怨》中与白杨配戏，还在《艳阳天》中演小牛牛，王龙基的表演使当时担任编剧的曹禺先生很后悔：没有给小牛牛写更多的戏。尽管龙基很喜爱“三毛”，但父亲王云阶深感责任重大，不忍八岁的孩子就承担这部全社会关注的电影的沉重压力，始终隐而不发，直到被导演发现。

　　片中有一场“贵妇人为三毛做生日”的讽刺喜剧场景，在今天更成为传奇。其中需要出场的男女宾客有四五十位之多，达官贵人的角色有名有姓的就有三四十个，上海影剧界的明星几乎全部出动。其中“夫妻明星”就有赵丹、黄宗英，刁光覃、朱琳，项堃、阮斐等七对，
上官云珠还带了她唯一的宝贝女儿姚姚一起参加拍戏，饰演三毛的王龙基的父亲王云阶不仅给电影作了曲，也赶来扮演了一个钢琴师的角色。因为这场戏的场面比较大，整整拍了将近一个星期，这些赫赫有名的大演员们欣然来去、乐此不疲，有的只不过是一晃而过的一两个镜头，也耐心候场等待—这种情况当时在电影界是破天荒的。

　　能有如此盛况，其中一个大背景就是影片从属的改变。从筹备到拍摄前的准备，都是韦布以独立制片的方式进行。在正式跨进拍摄之前，有一天，阳翰笙特地找到他，对他说，拍摄工作和后期阶段中，人力、物力、财力等条件都非常困难，像摄影棚、摄影器材，特别是胶片来源、洗印以及配乐都不是单枪匹马或光靠钱就能够轻易解决的。所以他代表昆仑公司，建议韦布把此片以及已组成的摄制组全班人马都加人昆仑公司，就是把这部影片作为昆仑公司的出品之一。可韦布还梦想通过“三毛”的经验能够成为一个专拍儿童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还计划着开拍《鲁迅的童年》和《吉词德爷爷》呢。但各方面困难摆在眼前，最终，韦布忍痛同意。

　　影片完成前后，正值上海解放，国统区经济混乱物价飞涨，刚解放后的上海秩序未稳，制片厂更是穷得发不出工资。为此，影片加紧拍摄，昆仑厂还调动了包括沈浮好几位老导演，帮助分头剪接，赶制后期工作。就这样，从筹备到上映，在众多电影人齐心付出的努力中，《三毛流浪记》伴随着新中国的脚步登上了银幕，并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

——摘自2013年第1期《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