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熟悉的三毛，大都来源于《三毛流浪记》和《三毛从军记》。那个既可怜又可笑的小孩，总是一不小心闯进格格不入的成人世界，引发了一系列既写实又荒诞的故事。但你不知道的是，他曾是“出身”上海中产阶层的“城市坏孩子”，后来成为官方的形象，从《三毛的控诉》、《三毛翻身记》，再到《三毛学雷锋》、《三毛爱科学》、《三毛学法》……三毛就这样被时代裹挟着，一步步走到今天，而且未完待续。

　　1935年发生的事情，给许多人的命运造成了影响。上海滩的报刊版面正被阮玲玉自杀以及影迷追随其而去的消息挤得水泄不通，一向端坐的左翼时评家也忍不住加入为死人正名的狂欢派对。阮玲玉的最后一部影片放映在金城大戏院。戏院老板柳氏兄弟此刻正忙着张罗新戏。这家创办仅一年的影院，因为抢不到外国影片放映权，只能专映左翼电影人为主的联华或电通出品的国产片。1935年5月24日，电通的《风云儿女》在金城大戏院首映，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在电影公映后流传开来。三个月后，该曲作者聂耳的追悼会在金城大戏院举行，三教九流把戏院座位抢得爆满，柳氏兄弟为此打出了“座满请回”的告示牌。又过了三个多月，没有进场的学生反对者，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在北平街头与军警发生了一场受人瞩目的冲突。

　　消息传回上海，一位25岁的漫画家，同许多像他一样年轻的艺术家一样愤慨，他向《人言周刊》投去了一组谴责政府当局的漫画。这个名为张乐平的画家，在刚过去的夏天里，因为连载的漫画《毕笛生史》和《三毛》，崭露头角。上海文艺界的先生们，也开始将目光投向这个年轻人，注视着他笔尖上的动静——就像我们接下来将在这篇文章里做的一样。

第一幕：上海中产阶层的出身

　　张乐平创作的最知名的角色三毛第一次出现的时间，被认定在1935年7月28日。在这个星期日出版的《晨报》副刊《图画晨报》上，本来应该出现的“王先生”系列漫画，因为作者叶浅予生病，告假一天。编辑把空出的版面交给了当时已在上海滩小有名气的漫画家张乐平。25岁的张乐平填补了两幅漫画，主角是一个皮包骨头的大头娃娃，头上竖着三根毛，他将之命名为“三毛”。

　　应该说，这并不是一个让副刊漫画编辑陌生的形象。此前一年，瑞典漫画家奥斯卡·雅各布生所创造的漫画人物阿达姆松被介绍进中国。阿达姆松是个上了岁数的老头，他其貌不扬、插着雪茄的脑壳上，耸立着三根标志性的头发。这个总会招来霉运的滑稽角色，令1930年代的中国漫画界大开眼界。有人认为，张乐平的三毛形象即借鉴自阿达姆松。

　　张乐平的小学同窗和后来一度成为同事的姚士彦则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1923年到1924年期间，我和张乐平曾同班就读于海盐蔚文小学。有一位姓王的同学，年龄与张乐平相近，个儿却比他矮得多，不仅矮，而且胖，脑袋很大，鼻子也很大，头发却特别稀疏，同学们都戏称他‘王无毛’。张乐平说：‘他多少总还有几根头发，就叫他王三毛罢！’王三毛有个特点，天真、乐观，什么活动都参加，只是成绩都平平。运动会他一人参加七个项目，却未得一分；作为篮球队员，有一次竟把球投进了自家的篮圈，唱京戏《武家坡》总是上不了胡琴。但他不计成败，从不气馁，总是积极向前。有一次京戏彩排，郑老师唱《捉放曹》，派他饰《杀家》中待宰的猪，他也兴冲冲地干。王三毛看来很平庸，但大家都觉得哪项活动中少了他，就像缺了点什么”

　　姚士彦认为，“王三毛”可能就是张乐平日后创作三毛的原型。

　　张乐平本人并未对“三毛”形象来源做过深入揭示。但许多人认为，就像阿达姆松的名字(Adamson)本意为“亚当之子”，寄寓了作者对阿达姆松可能是任何人的暗示般，三毛的形象，也是一种典型性的集合。

　　早期漫画中的三毛看上去是一个上海典型的市民阶级儿童。从他变换的穿着中，我们可以推测他的衣柜里摆放着童子军服、汗衫背心、高领套头毛衣、翻口童袜以及圆头小皮鞋等物什。这些在今天看上去也不过时的服饰，成了后来的研究者定位三毛阶级坐标的参考。

　　“它们代表一种海派的时尚，显而易见，作者在无意识中界定了三毛的家庭出身——生活在上海的中产阶层。”在2010年第1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研究者陈恩黎做出上述判断。

　　安稳的城市物质条件，确实是1935年三毛故事发生的前提。无论是在带冷热水龙头的浴缸前，模仿画报里的跳水姿势，还是在太阳底下往身上浇水，向伙伴炫耀新买的雨衣，抑或是用烧红的发夹给自己烫发。三毛的形象，更像是我们在《小淘气尼古拉》或者《蜡笔小新》中看到的一个顽皮的“城市坏孩子”形象。

　　“坏孩子”三毛的戏剧冲突，来自于他对成人生活的模仿和给成人世界带来的麻烦。比如，在《人小志气大》中，三毛穿着汗衫、裤衩威风凛凛地骑在狗背上，另一个男孩扛着一面小旗子在前开道，旗上写着三个字：“大将军”，画框外则是三毛在展示瘦弱胳膊上的肱二头肌。在《回复青春》里，三毛则展现了“坏孩子”的好奇心、想象力与破坏力，他按照老照片的形象，在熟睡的家中长者的秃头上，画上了头发。

　　缺乏管教与不受拘束的好奇心，是早期三毛最令人注目的焦点。尽管如此，早期三毛的世界中，依旧可以看见，与三毛相关的成年人的身影。《名不符实》中，穿长袍马褂的成年人给三毛讲述了岳飞的故事，然后在其背后写下了“精忠报国”四字，这儿乎是向我们暗示，后来因流浪孤儿而知名的三毛，在早期的漫画世界中被配置了一位类似父亲的角色。

　　这幅漫画后来的剧情是：三毛被一个偶遇的黑人孩子暴力抢走了手中玩具后，回家向父亲哭诉，父亲拿着线装书，听得目瞪日呆，最后解决的办法是，他把三毛放到冷热水头的浴缸里，洗掉了写在背上的“精忠报国”。

　　一种带有国族悲情的叙事，在漫画中展开，长袍马褂、线装书与冷热水头浴缸带来的反差，和三毛与黑人小孩种族间的反差同样耐人寻味。类似旧与新、中与外的错落环境，在早期三毛漫画中比比皆是，如：《闻不如见》中，三毛举着望远镜朝无线电里窥视；《三毛百态》中，三毛对着电风扇挥舞着航空救国的旗帜；《矫枉过正》中，三毛贪图凉快躲在冰箱里变成了冰棍——这些都构成了早期三毛充满野性的“城市坏孩子”的性格背景。

　　尽管难以摆脱借鉴痕迹，具有上述特点的早期三毛漫画，还是开创了中国儿童连环漫画不配文字的先河。从1935年到1937年，《晨报》副刊《图画晨报》总共连载了四十多幅《三毛》系列漫画。1936年，《三毛》第一本漫画集，也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这个头上长着三根毛，性格有些矛盾的中产阶层“坏孩子”，成了上海滩成人与孩子想象童年的偶像。

第二幕：去不了延安的小兵

　　沪上报界某个具有慧眼的编辑早在1932年就给张乐平安上了“海内第一流名画家”的头衔。但这位操浙江海盐口音的年轻人公认地爆得大名，还是在1935年《三毛》系列漫画连载之后。

　　张乐平的人生开始沿着一条道路直冲向前。1936年，他成为新筹组的偏左翼的全国漫画家协会上海方面筹备委员，只有7名上海漫画家获得资格，张乐平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加入由共产党人周恩来与郭沫若领导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成为第三厅下救亡漫画宣传队的副领队，与他搭档的领队，是曾让出版面给他的叶浅予。

　　队伍沿着国民党军队一路溃败的路线西行，途经苏、鄂、湘、徽、浙、赣、闽、粤、桂等九省，边走边画，一面用墙壁上的通俗漫画教导不识字的民众抗日图存，一面学习躲避突袭而至的载弹轰炸机。

　　有一次，停驻在长沙，张乐平站在梯子上正作画，空袭警报突然响起。我们梯上的漫画家还没反应过来，梯下一个淮安口音响起：“敌机来了，上面的同志赶快下来隐蔽!”这救了他一命，因为天空上倾泻下来的子弹在张乐平离开后，就把墙壁打上了一排孔洞。后来，他问是谁提醒了他，别人告诉他：“周恩来。”

　　这是1938年，张乐平给《抗战漫画》投去了一组应景的三毛漫画。画中的三毛扛起大刀要去战场杀敌。直到抗战结束，这是最后的一组三毛漫画。

　　因武汉失守，抗战漫画队行至桂林，叶浅予因公赴港，张乐平接手主持漫画宣传队。1939年，队伍兵分两路，他领着一批人向前线进发。抵达江西上饶后，他出任了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所创办的畅销报纸《前线日报》副刊“星期漫画”的主编。马寅初与郭静唐等人在白天遭到了软禁——一种小范围内、特别是到了晚上允许自由行动的软禁。有一段时间，马寅初与郭静唐乐衷于在晚间到《前线日报》的编辑部收听广播，与总编辑宦乡以及上面我们提到的张乐平和姚士彦一起摆摆龙门阵。

　　姚士彦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不知是谁忽然问起张乐平：“三毛怎么不去延安或者参加新四军？”

　　“我没那份生活经验。”张乐平作答。

　　马寅初接过话头，意味深长言道：“三毛只能是一个国军中的小勤务兵。三毛是去不了延安的。”宦乡与郭静唐一旁听着，都作会心的微笑——姚士彦如是记录。

　　张乐平想过去延安。但1939年，延安已经难以进入了，张乐平就想跑去苏北看看，但因为漫画宣传队的拖累，未能成行。1945年11月20日，他从广东回到上海，沪上报界美术编辑的眼光重新盯上了他的笔尖。1946年1月，他给《海风》杂志寄去了新创作的《三毛》漫画，这是三毛在战后的首次亮相。

　　这个去不了延安的小兵，还是一副长不大的儿童骨架，却不再是城币里的“坏孩子”。三毛的对手从抢玩具的黑人小孩变成了腐败官僚，头上的三根毛因对时局的不满而冲冠，滑稽人物就要变成战士了。

　　《三毛从军记》应期而出。这部从小勤务兵视角讥讽国民党抗战军队腐败无能的系列漫画，从1946年5月12日开始在《申报》上连载，直至10月4日，共发表了120幅。转年2月，《三毛从军记》由大鹏书报社集结出版。这是张乐平最引以为豪的作品，但我们的漫画家要看到这部以笔作刀的作品再版，却要隔上几十年了。

第三幕：流浪儿迎解放

　　《三毛从军记》刊出后不久，张乐平又创作了《三毛外传》，还是在《申报》连载，从1946年底一直到1947年初，共发表了52幅。《三毛外传》中的三毛，又回到了那个“顽皮的城市孩童”，洗去了战争的创伤，回到了滑稽幽默的轻松喜剧路上。

　　上海《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却更希望看到不那么轻松的三毛。他派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去找张乐平，请求张乐平为《大公报》也画一套类似《三毛从军记》的作品。张乐平对陈伯吹说：“我有一套比较敏感的，你们敢不敢发。”

　　陈伯吹回应：“你敢画我们就敢发。”

　　张乐平已经想好了漫画的主题：《三毛流浪记》。他脑中已有的构思，加上曾亲眼目睹流浪儿倒毙街头的往事，以及在上海郑家木桥流浪儿集中地实地的走访调查，张乐平很快开始了整理与创作。

　　从1947年6月15日开始，《三毛流浪记》在《大公报》上连载，迅速引起了轰动，许多人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要找来一份《大公报》，看看三毛怎么样了。《大公报》也因此在连载的8个月中销量陡升。

　　《三毛流浪记》成为了张乐平最重要也最为人知晓的三毛作品，其中三毛脱下不合体的军服，摇身变成了一个流浪孤儿。三毛沦落至社会底层，遭受着与年龄不相称的生活压力，并在无望的生活中艰苦挣扎，他成了延宕多年的战争所造成的流离失所的中国儿童的代表。

　　这个具有典型意义且耐人寻味的形象受到了世人的关注，其中一位是昆仑电影公司的阳翰笙。阳翰笙与张乐平相识已久，早就关注张乐平的漫画，当他看到《三毛流浪记》，马上提出了希望将其电影化的想法。

　　在1948年夏秋之交。他与张乐平达成了合作，独立制片人韦布充当制片。剧本先是由阳翰笙操刀，后来因为国民党的通缉，阳翰笙被迫离沪，陈白尘、李天济先后接手剧本创作，但都未署名。导演则是由从未指导过影片的赵明和严恭执筒。

　　阳翰笙本打算改编成正剧，两位年轻的导演则倾心于“能为最贫苦阶级和最幼稚的群众所欣赏，同时又能为水平最高的观众和学识最博的知识分子所欣赏”的卓别林风格喜剧。围绕影片拍摄，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他们邀来了同为左翼电影人的陈白尘、郑君里、王林谷、赵丹、徐韬等人，聚在傍晚后的湖南路任公馆，一边热议，一边拧开收音机，收听来自解放区的消息。

　　拍摄于1949年开始。初期的某一天，韦布和张乐平，分别接到了两封匿名恐吓信。拆开来看，韦布的信上写：“不准将三毛搬上银幕!假如不听的话，将予以不利！”张乐平的信上措辞更加严厉：“三毛再搞下去，当心脑袋！”摄制组的人员私下怀疑中电二厂内某位员工搞得鬼，后来事情不了了之，也就没再追查。

　　上海剧影协会则发动了当时沪上数十位著名影星参与拍摄。在“大宴宾客”桥段中，影星们济济一堂，成为上海电影的一段佳话。

　　彼时，正是上海解放前，最混乱的时刻。经济紊乱、物价飞涨，制片厂已经穷得发不出工资，《三毛流浪记》虽临近杀青，但不得不宣布停机。

　　张乐平的事业却没有就此停下。宋庆龄通过冯亦代和其妻子——同时也是宋庆龄秘书——郑安娜，找到张乐平，希望他能够为宋庆龄创办的、旨在关爱流浪孤儿的“三毛乐园会”，贡献力量。张乐平欣然应允，在节日来临前，他抱病赶制出了30多幅三毛水彩画创作，并整理了许多三毛旧作。

　　“三毛生活展览会”于1949年4月4日，中华民国儿童节当天举行。位于上海闹市区大新公司四楼的会场，观者如堵，上海多家民营广播电台作为特别节目现场实况广播，并用国语、沪语和粤语播出。时任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第三儿童福利站站长的共产党员丁景唐回忆，这次义展、义卖活动，共募得银元3206元——但张乐平之子张慰军却表示，实际数额比之更高。

　　当天出版的《大公报》刊登了最后一幅《三毛流浪记》漫画。与之同时发表的还有张乐平的文章《我怎样画三毛的——为‘三毛义展’写》，其中写道：“孙夫人主办的儿童福利会，为了救济跟三毛同一命运的小朋友们举办‘三毛义展’。我抱歉我的作品还没有成熟，特别是三十张彩色义卖作品，都是在病中赶画的，但是想起千千万万的三毛们因为孙夫人这一义举而得到实惠，作为三毛作者的我，还会有比这个更快乐的经验么？”

　　马上到了5月底，上海变成了解放区。新政府派负责文艺界接管与领导的上海市军管会文管会副主任夏衍、文艺处于伶、钟敬之来到昆仑影业公司，与沈浮、陈白尘、陈鲤庭、任宗德等会面，商谈在新形势下影片的拍摄事宜。时为上海电影界分管领导的于伶和制片人之一任宗德催促《三毛流浪记》恢复拍摄，并加快拍摄速度。

　　创作人员一边忍受着饿肚子，一边夜以继日地工作。昆仑公司为了抢时间，一方面不惜降低制作质量，提前停机，另一方面调集来沪上多位著名导演，帮助后期剪辑。两位导演也兼起了跑堂。影片上映时，第一个拷贝的后几本还在紧张地洗印之中，两个导演就守候在洗印厂等待拷贝出炉。几本急待放映的拷贝刚从烘箱里取出后，两人捧起热乎乎的拷贝带，赶乘汽车向电影院机房里奔。“当时这些事竟由我们导演自己来干，等于开饭店现炒现卖，乘热上市，自己跑堂，跑片子。”赵明事后回忆道。

　　影片于1949年8月拍摄完毕，开始在上海连映两个月，场场爆满。10月起，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公映国产片，《三毛流浪记》开始在全国上映，引发了极大轰动。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曾在人民日报撰文回忆，当时毛岸英观看《三毛流浪记》时，备受感动：

　　“他抬起头望着我说：思齐，这就是我在上海的流浪生活，我和岸青除了没有给资本家当干儿子和偷东西以外，三毛的其他经历我们都经历了。我深深地感到他对上海的这段流浪生活是刻骨铭心的。”就是这位不忘三毛那样的流浪生活，决心为捍卫新中国而奔赴抗美援朝前方的国际主义战士，最终葬身在异国他乡，以壮烈的行动实践了他向祖国人民、向伟大的父亲所宣示的诺言。

　　“三毛”饰演者王龙基则在已就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宋庆龄的带领下，到各地举行救助流浪儿童、建立“三毛乐园”的慈善义演，成为一时明星。

　　值得一提的是，拍摄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三毛流浪记》，在上海解放后，按照夏衍的要求，李天济在原有结尾后，又加了一个新的结尾：三毛参加庆祝解放军大游行。导演赵明曾解释并反思道：

　　“这一方面是为了表达我们欢庆解放的激越心情，一方面也是为了给三毛一点光明与欢乐。至于这样做是否有些画蛇添足，在艺术形式上不协调，我们当时就感到没有把握，反正是第一次习作嘛，也就抱着存疑的态度，这样印制发行了。现在看来，尾声也许是多余的。听说影片在南洋最初公映时尾声就被片商剪掉了，他们这样做自然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在艺术上究竟应该怎样看，我觉得还有待探讨。”

　　《三毛流浪记》的上映，意味着上海左翼影人推动的孤儿电影浪潮告终，张乐平的三毛创作也走过了一段历史时期。对于这部最负盛名的漫画作品，有人也提出了批评。

　　1947年国民党控制的《中央日报》发表评论，认为《三毛流浪记》“表现得太残酷，太冷落了”。1948年10月29日，《大公报》则刊出署名张观保的《谈冰兄漫画》一文，借谈廖冰兄的漫画，对张乐平的三毛漫画提出了另一方向的严厉批评：

　　“脚踏实地的人民漫画家”，认为廖冰兄的漫画“与‘人道主义’和‘温情主义’的《三毛流浪记》的作者张乐平有着明显的分别，他‘敢’直面惨淡的人生，而张乐平(的漫画)却是一篇虔诚的劝世文或醒世恒言。”

　　总而言之，在这篇批评中，“人道” 与“温清”作为贬义词出现，同时缺乏战斗性的革命思维则成为了张乐平的被指摘之处。

　　时代在竖着三根毛的流浪孤儿头顶，投下了一抹暗色。

第四幕：必须自证清白

　　新时代三毛的亮相日期一直被拖延，直到1950年5月23日。

　　这一天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纪念日。当天，上海市政府文化部门督促上海漫画工作者联谊会为张乐平召开了三毛创作座淡会。经过会上的讨论，与会者得出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即“三毛作为己经深入广大读者心灵的艺术形象，不应改变其形象特征，年龄也应保持在原先的十岁左右的样子，让他生活在新中国的环境里，作为新中国的典型儿童形象来塑造，借以反映新中国儿童丰富多彩的幸福生活”。

　　三毛就此有了官方的形象，就像一个私生子突然被接纳入家庭。1951年1月1日，这个私生子在解放后第一次出现在大众媒介中。《三毛的控诉》发表，图中三毛从旧时代的孤儿，又摇身变成了一个抗美援朝政治宣传中的主动参与者。他站在控诉大会的讲坛上，慷慨激昂地控诉着抗战胜利后美军在中国的罪行。

　　但三毛的翻身，显然是一个系统工程。鉴于他过往混杂的社会经历，他必须在新时代中首先证明自己的清白。如何修正“黑色”历史呢？有研究者总结过，首先，自1951年的两部作品《三毛的控诉》与《三毛翻身记》后，三毛作为一个新社会的成员，从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与赞美现实开始树立自己的新形象；其次，三毛还要老实交代自己的身份来源，如在《三毛翻身记》中，三毛必须向组织解释清楚他是如何认识坏人麻皮阿金后才能进入工厂，成为工人一员。

　　在创作于1950年代早期的《三毛》漫画中，三毛还只是一个低觉悟的流浪儿。自1950年代中后期开始，三毛开始发生变化。

　　在1956年至1965年的《三毛日记》中，三毛成为了国家宣传动员的先锋，作品中开始出现‘快来签名，保卫和平”、“爱国的三毛”、“国庆大游行”等具有鲜明时事色彩的题材。同时，三毛也开始模仿新社会大人们的一举一动，在‘我们也来开会”以及“鲜花送模范”中，他则用成人的政治活动取代了儿童的游戏。

　　张乐平自己对创作显得有些不满。1957年5月18日，鸣放期间，他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三毛何辜！》一文，其中谈道：“报社给了我鼓励，但同时又给了我在题材上的种种约束，要我结合每一个政治运动来画，如土地改革，反对美帝武装日本，以及镇压反革命，结果弄得三毛很神秘，当然没有画好。”

　　牢骚很快没有了。1959年，国庆十周年，张乐平又发表了《三毛今昔》。他选取旧作《三毛流浪记》中的一些画面作为旧时代的苦难，与新创作的三毛在新时代的幸福生活，以其新旧对比宣传新气象，并置在一起，产生一种忆苦思甜的效果。如，在《三毛流浪记》“想去上海”中，三毛不仅不能搭上国民党官员样子的人的汽车，还挨了车主的耳光，并被溅了一身水；而在《三毛今昔》“春游遇雨”中，三毛戴上了红领巾，遇到下雨时，他和伙伴被干部接上自己的汽车，新旧时代干部不同的作风由此可比。在《三毛今昔》中，三毛开始更深度地参与政治，他成为了捡废品支援国家建设活动的带头者，以及指挥者——指挥同辈群体高唱《东方红》。

　　1962年，张乐平又开始反思此前的创作：“解放以后，三毛‘失踪’了一个时期。在此期间，不少关心他的读者，纷纷来信查访他的下落，希望他在受尽旧社会的欺凌压迫以后，也能够在新社会的阳光雨露中健康地成长起来。于是我又画了《三毛日记》、《三毛今昔》。在这些画作里，三毛在各方面的关怀下，生活过得很甜，思想进步很快，脸上笑口常开，身上整整齐齐，完全是一副新中国儿童的新面貌了。但是，这个三毛同《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之间，总好像缺少一点有机的联系，总使人感到他在解放以后的转变，来得比较突然。”

　　缺乏的有机联系最终被当年创作的《三毛迎解放》中革命的三毛形象所填补。在这部作品中，他自发地参加“反饥饿、反迫害”的示威游行，并在游行中攻击警察，继而将证券交易所的名字改为“卖人交易所”遭捕，终因监狱人满为患而被开释；他在卖报时，遭遇以《少年报》为掩护的地下党成员，并成为小通讯员，投稿控诉时弊，又到贫民窟发动群众，接受地下党的任务发传单贴标语，侦察国民党兵营，发现特务监视少年报社时紧急报信，使报社地下党成员脱险，直到迎来上海解放。三毛化身为了智勇双全的反蒋小英雄，胜利成了每篇三毛故事的结局。

　　耐人寻味的是，翻了身的三毛过上了新时代的幸福生活，但他却依旧没有家庭。在需要家庭的叙事环节，国家会适时地跳出，承担起保姆的职责，将他变成了一个幸福的孤儿样板。

第五幕：白头红心急先锋

　　张乐平一度想把自己了结了。“文革”时，当批斗人员当着他的面将40多幅《三毛流浪记》原稿撕成纸片，并要求张乐平自己将之扫入垃圾堆后，张乐平动了死念。当晚，他对着镜子，画了幅自画像，两眼圆睁，画上题着‘爸爸”两字——一幅绝命图，要不是及时赶到的生存欲望，他差点就倒在这幅图上。

　　春天来得迟，好在毕竟是来了。1977年的儿童节，张乐平创作的《三毛学雷锋》见诸报端，三毛形象再次回到了公众视野中。张乐平也获得平反，不久被吸纳进了共产党。

　　张乐平最早申请入党是1954年，迟迟未获批，直到1979年4月24日，他才如愿以偿。入党当天，70岁的张乐平一早起了床，在晨曦中画下了一幅漫画《白头红心图》。画中是白发斑斑的张乐平，托举着胖嘟嘟的小三毛，三毛手捧着鲜花、眼望头顶，头上是一面放射出耀眼光芒的党徽。画的右上角还有张乐平自题的四句诗：“画笔生涯五十春，迎来白发映丹心。七十当做十七样，追逐红旗再长征。”

　　三毛形象由此发生了第三次转变。这一时期，张乐平创作了《三毛学雷锋》、《三毛爱科学》、《三毛与体育》、《三毛旅游记》、《三毛学法》等一系列作品，革命的味道减淡，三毛变成了一个改革开放后生活幸福的优秀少年，并承担起教育大众的职责。按照时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姜维朴的话说：“连环画工作要一马当先，要尽快向青少年‘雪中送炭’。”

　　为此，符合要求的以往的三毛作品也开始重获生命。1981年，尘封多年的《三毛流浪记》电影，在戛纳国际电影节的中国电影周重映。巴黎的几家影院连续放映了数十天，同期香港也拍摄了一部《三毛流浪记》。198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又出版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三毛流浪记全集》，张乐平在书前《编者的话》中写道：“新中国成立了，流浪儿就成为过去，这套连环漫画却以选集的形式多次再版。是的，我们不应该忘记过去，在党的阳光下长大的孩子们，更应该让他们知道过去，这样，他们可以知道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知道应当珍惜今天的幸福，并准备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此前一年，张乐平的帕金森症已经显出严重的迹象。他已经很难动笔，有时候用一天时间也画不好一幅漫画。尽管如此，4岁党龄的张乐平依旧表示“要让三毛脚步紧跟祖国前进”。
时代的变化却令张乐平显得身影孤独。从1986年开始，中国的连环画出版量猛然下跌，至1991年跌至几千万册，在更丰富的文化选择面前，在中国，翻格子的人越来越少了。

　　三毛倒还是在发挥用处。《新民晚报》在1990年元旦头版刊登了一幅《三毛迎新图》，这标志着三毛进入1990年代。1991年江淮流域、安徽等地发生水灾期间，张乐平在医院创作了《三毛吃西瓜》，他把作品义卖后，得钱捐给了灾区。三毛这回真成了救灾小英雄。1992年1月15日，《少年文史报》负责人拿着张乐平1982年赠送给该单位的三毛漫画，找到病榻上的张乐平，请求用这幅画作为该单位主办的“三毛杯”全国中小学生文史知识竞赛的赛标。张乐平提起颤抖的笔，写上了表示同意的名字。这是他临终前最后发表的一幅三毛作品。

　　张乐平逝世于1992年9月27日，他死后不到一个月，《三毛从军记》这部尘封了三十多年，直到1980年代才重见天日的作品，终于被拍成了电影上映了。电影勾起了人们观看三毛的笑声，但电影学院教授郑洞天却发现，1992年的笑声与当年人们看连环漫画的笑声不大一样：

　　“时过境迁，很难要求今天的观众还有那么强烈的嘲弄国民党的欲望，而对于他们似曾相识的生存境遇的谐谑，却有可能使他们百感交集。这是 1992年的笑声，笑谈往昔，夹杂着自嘲的意味。”

第六幕：官司与捐赠

　　泉下的张乐平一定想不到，在身后不久，他的家人为了夺回三毛的归属权，打起了法律之战。战役是从1994年开始打响的。这一年，张家人起诉了陕西某出版社和一名作者，状告他们侵犯了“三毛”形象版权继承人张乐平家人的权利，要求其销毁有关非法出版物。经上海市法院依法调解，张家获得了2万元赔偿。

　　1996年4月，张乐平遗孀冯雏音女士又率家人状告江苏一家公司侵犯其著作权，索赔10万元。在沪上名律师陶武平的帮助下，张家又打赢了官司，夺回了三毛的形象，并获得了10万元赔偿。

　　官司风波之后，张家人表示，这场争夺“三毛”之战并非为了利益，而是为了抵制商业掠夺。他们将获赔的12万元，分批捐赠了出去，其中2万元捐给了希望工程，另10万元连同《三毛翻身记》共39组189幅原稿一并捐给了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张家人希望用捐赠来宣示张乐平秉持的“三毛属于时代，三毛属于全社会”的理念。张乐平生前，他曾谢绝了海外收藏家高价收购《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原稿的要求，将《三毛流浪记》原稿共234组全部捐献给国家，由中国美术馆收藏。为此，文化部专门召开了隆重的授奖大会。 1993年，张乐平夫人冯雏音遵照他的遗愿，将《三毛从军记》原稿共114组全部捐献给上海美术馆收藏，并成为了该馆的“镇馆之宝“。1995年、冯雏音向张乐平家乡浙江海盐捐赠了592幅（组）张乐平作品原稿，包括除《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以外的大部分三毛原作。2009年，“三毛’诞生74周年时，张乐平子女又向上海图书馆捐赠一批张乐平的手稿和画稿：包括《三毛流浪记》的封面设计稿、描图稿和1949年4月“三毛”生活展览会所用的美术字体，以及张乐平创作的最后一部“三毛”连环画《三毛学法》的原稿，以及张乐平的一些通信和笔记。还有28名延安地区的贫困儿童，也因接受了张家的帮助重新回到校园。

　　按照新时代的标准，三毛的价值也获得了确认。1997年，在《三毛流浪记》问世50周年座谈会上，上海一家资产评估事务所对三毛的估值被披露出来。根据作品发行量、传播程度、社会影响及所获荣誉，三毛形象的无形资产为5.9亿元人民币。在此之前，张家人组建了上海三毛形象发展有限公司，用以经营与维护三毛形象。

　　最近一次看到三毛新的公共形象，是在2007年的特奥会上。由《新民晚报》一位美术编辑设计的“阳光三毛”，被选为2007年世界特奥运动会的吉祥物，在这之前，张家将“三毛”形象的使用权无偿捐赠给了特奥会。

　　南京市的地方税务局也曾打过三毛的主意，想借三毛来宣传税法。对于三毛走进普法宣传员的队伍，张家人看上去也不反对。

　　事情的发展，就像是国务院前副总理李岚清点评过的：“三毛这个形象是可以做文章的，当然要赋子他时代的特点。”

未完待续

　　进入新的世纪，三毛也走进了新的时代，三毛的身份变得异常丰富。三毛出现在手机上，成了游戏主角；三毛变成厂虚拟导游；在香港，他又被搬到木偶剧场，开始了太空漫游……在穿越时空的剧情里，生于民国、今年已经78岁的三毛，性格属性越来越模糊不清，唯一不变的是他头上的三根毛以及似乎被什么抑制了生长的儿童身体。

　　谁知道这家伙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呢？

——摘自2013年5月21日《星尚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