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乐平的三毛漫画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时代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20世纪以来中国最为成功的儿童读物之一。它不但创造了以儿童为中心辐射至全民的文化盛况，而且还历经时代巨变的冲击而成为一代经典。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三毛漫画的经典性并不仅仅停滞在史料价值之中，它还在21世纪的商业文化、大众影像文化环境里不断衍生：2000年香港推出舞台剧《三毛漫游太空》；2003年，上海三毛形象发展有限公司成立；2004年，中央电视台推出104集动画片《三毛》；2006年，央视漫画版三毛系列丛书出版；2007年，中国与比利时合拍的电影《三毛》启动；2008年手机游戏《三毛流浪记》被开发……所有这些文化产业的运作都源于那个诞生在七十多年前的漫画形象超越时空的生命力。

　　但是，作为20世纪最为成功的儿童读物，三毛漫画在中国儿童文学的既有文学史谱系中却不曾占有重要的地位，也不曾被研究者深入分析与探讨。此种现象与中国儿童文学近百年来的审美价值取向有着密切联系：无论是周作人倡导的儿童本位论还是文学研究会推动的儿童文学运动，无论是在“十七年”文学期间兴盛的教育儿童的文学还是80年代的“儿童文学艺术化”潮流，它们都共同表现出对市民文化的一种疏离与否定。因此，虽然三毛漫画享有巨大的读者声誉，但它依旧属于一种“高度大众化”⑴和娱乐化的文化而无法纳入文学史的既定话语体系中。

　　如果说这种对市民文化疏离与否定从其积极意义而言保证了中国儿童文学某种精英文化的血脉，那么它的负面影响便是阻碍了中国儿童文学对现代童年生活的多向度探索与表达。
故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打开历史的纵深，对诞生于七十多年前的早期三毛漫画进行“深描”，以此来透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在走向现代化路途中还没有完成甚或不曾展开的探索。

注释：
⑴王庸声：《故事漫画纵横谈》，中国连环画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

1. 一个来自中产阶层的儿童

　　1935年7月28日的《晨报》副刊《图画晨报》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刊登三毛漫画的出版物。从那时起到1938年，这家报纸共连载了张乐平四十余幅题名为《三毛》的漫画。对于这些早期作品，毕克官、黄远林在《中国漫画史》中认为：“张乐平在30年代出版了一本《三毛》，这个集子中的作品比起他40年代的，不免有些幼稚，但是他漫画创作探索阶段的一个总结，不失为有价值的资料。”⑴黄可在《上海美术史札记》中认为：“当时的《三毛》已基本上具备了既适合低幼儿童阅读，也适合成年人阅读的无文字连环画的形式特点：即尽可能不借助文字的说明，也能从幽默的人物形象及其活动情节中了解故事的起伏和发展。不过，当时的三毛这个人物造型还不成熟，主要只是头上有三根头发的特征，形象尚欠可爱，性格的发展前后也不统一。”⑵不难看出，上述评论仅仅把早期三毛漫画的价值限定在一种漫画技艺发展过程的历史范畴内，并不曾意识到早期三毛形象的文化意义和价值。

　　纤细的身子支撑着一个硕大的圆脑袋，脑袋上顶着三根猪鬃般的头发。虽然从整体上看，首次登场的三毛和十多年后《三毛流浪记》中的形象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但是透过人物的服饰，我们还是能够发现20世纪30年代的三毛有别于后者流浪儿的形象定位：童子军服、汗衫背心、高领套头毛衣、翻口童袜、圆头小皮鞋……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儿童服饰也都并不落伍，而在当时，它们则更代表了一种海派的时尚。显而易见，作者在无意识中界定了三毛的家庭出身——生活在上海的中产阶层。

　　在本文看来，这一阶层认同传达出非同寻常的涵义。中产阶层虽然在20世纪的中国存在的时间与规模都非常有限，却在当时承载了西方现代文化在中国落地开花后的诸多结果。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一书中曾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和世界最先进的都市同步了。”⑶上海的中产阶层正是在这种同步中形成了某种独特的文化表情，而在它所指涉的各种领域中，童年观以及童年文化则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

　　长久以来，我们习惯把儿童文学所要表现的童年视作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它拥有诸如天真、纯洁、善良等普世、恒定的道德优势与人性的闪光点。但是，随着近年来西方童年研究的成果不断被译介过来，上述单一与透明的童年观逐渐显露出它的片面性。童年，作为一种历史建构物，有必要重新被放回到历史现场去加以透视与理解。台湾学者熊秉真在对历史上的中国儿童生活研究中这样论述：“近世中国儿童之童年处境与其阶级背景的关系，是另一个重要而待深思的问题。图中所见民初的农家母子或渔民长幼，与书前所附《麟趾图》所显的成人孩童，其世界显然有霄壤之别。对此其社会阶级所造成的差距，绝不逊于时代上的差异。”⑷

　　熊秉真所指出的这种近世中国儿童生活之差异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中也曾有个别文本试图加以表现。比如，冰心于1931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分》就以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视角描述了来自中产知识分子家庭的儿童与来自贫穷劳工阶层的儿童悬殊的生活。不过，这篇小说由于受到劳工神圣的路径依赖( Path Dependence）影响，文本指向控诉社会的不公和对不劳而获阶层的仇恨，因此并不能说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探索童年文化差异性的写作。而就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整体创作而言，上述议题的探讨基本属于空白。

　　正是从这个意义而言，1935年的“尚欠可爱”的三毛可以说为今天的研究者打开了一条通往20世纪30年代中国中产阶层儿童日常生活的小径。沿着这条小径，我们将发现被遗忘在历史之河中的中国儿童文化走向现代性过程中另一维度的存在方式。

注释：
⑴毕克官、黄远林著：《中国漫画史》，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页。
⑵黄可著：《上海美术史札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
⑶李欧梵：《上海摩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⑷熊秉真：《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6页。

2. 一种现代的童年观

　　穿着汗衫、裤权的三毛威风凛凛地骑在狗背上，另一个男孩扛着一面小旗子走在狗前面。旗子上写着三个字：“大将军”。在画框外面的右上角空白处，一个小小的三毛正举起胳膊竭力展示“肱二头肌”。翻开《1935年的三毛》⑴第一页，这幅题名为《小人大志气》的漫画就宣告了一个雄心勃勃跻身成人世界的儿童的诞生。在接下来的四十余幅作品中，我们看到了这个儿童所制造的一系列的成人生活的预演：把老鼠吊在半空中，三毛赤膊手执大刀站立一旁，体验做刽子手的感觉(《三毛百态》)；发现了一把剃须刀，于是就抓住一只公鸡来演练刮胡子的技巧(《试验》)；租一辆黄包车，召集十来个小孩“叠罗汉”式地坐在上面，号称“旅行团专车”(《旅行团专车》)；把正在睡觉的老头的长胡子剪下来粘在自己的下巴上(《少年老成》)……在这些层出不穷的对成人正常生活构成连续不断的麻烦与挑战的“预演”中，这个名叫三毛的儿童自由而又肆无忌惮。

　　可以这么说，1935年的三毛漫画描绘了一个成人教化缺席的童年。这个童年在当时中国文化背景下显然是一种独特的存在。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中对儿童需加规训的观念一直深入人心，从《三字经》到“孟母三迁”、“孔融让梨”……无不折射了这种文化特性。社会学研究显示，“道德化儿童的意识与身体早在宋、元之际就已蔚为风潮，这种情形到民国时期依旧如是。”⑵事实上，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所面临的国族危机促使“道德化儿童的意识与身体”上升到更为宏大的话语层面。30年代风行于中国教育界的“模范生”训育模式便是其中一个明证。⑶黄金麟先生曾对“模范生”制度作出如下评点：“这种企图通过专家的言说、科学的分类、教师的参与、档案化的考察和普遍化的流通，来达到在细部的层次上模塑儿童身体的作为，并不是一个突发的奇想。它的发生及其显示的严肃程度，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身体在30年代左右所遭遇的刻意对待。这种试图标准化、国民化和公民化学生身体的作为，说明身体在近代中国已然变成一个非常政治性的场域，一个满是教化权力与知识交结介入的场域。”⑷

　　与教育界“模范生”制度相呼应，1930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则在左翼联盟的影响下进入了张天翼时代：“张天翼以他独具一格的作品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界开创了一代新风……张天翼的创作体现了当时正在发展转变中的现代儿童文学观，体现了自五四儿童文学运动以来，由于革命的、左翼思想的渗入，在现代儿童文学界出现的又一股强大的变革潮流，即儿童文学为政治斗争服务、为无产阶级教育服务的潮流，这股潮流对40年代的儿童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⑸

　　显然，在教育界的“模范生”模式和文学界的“张天翼方向”的映衬下，1935年的三毛漫画用夸张与虚构所书写的童年以及通俗闹剧式的娱乐表情显得格外醒目。

　　事实上，张乐平笔下的漫画在无意中已经触及了被当时中国主流文化所忽略的对童年现代性的表达。

　　1910—1940年的欧美文学正是现代运动兴起的时刻。在这场注重“断裂”感和推陈出新意识的文学潮流中，“童年”作为需要被重新理解的对象引起萧伯纳、奥登等人的关注。萧伯纳认为：“孩提时代‘坏’的行为是一个人道德成长过程中有益和必需的部分。” ⑹在随后的若干年中，萧伯纳的童年观被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进一步分享与演绎。理查德·休斯在其被认为是“描写儿童心理动荡”的经典之作《牙买加飓风》中作出如下判断：“与凶猛的动物相比，孩子们是最危险的生物。”⑺奥登则宣称：“我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最好理由是我曾生活的寄宿学校就是一个法西斯国家。”⑻这些极具个性与原创性的观点正呼应了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化对所谓成人理性一种普遍的反思与反动。于是，童年作为一个现实生命体所蛰伏的许多“层状堆积物”⑼被现代文学所发现并承认。20世纪的童年概念由此获得本体意义上的转折。

　　有趣的是，在欧美通俗文化层面尤其是漫画中久已存在一种“放肆”的童年：被视为美国连环漫画开山大师的理查德·费尔顿·奥特考特于1895年和1902年所创作的《黄孩子》、《布朗小子》连环漫画就分别以“曼哈顿贫民区小街陋巷中的淘气鬼”和“偏远地区富家子弟中的顽童”为题材；被视为第一部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报刊连载连环漫画，由德国移民漫画家鲁道夫·德克斯在1897年所创作的《捣蛋鬼》也同样以儿童的顽皮为灵感来源，等等。这些幽默的漫画作品在成为推动报纸发行的重要力量的同时也受到了当时许多教会、学校的指责，创门被认方给孩子的成长提供了坏的典型。⑽但显然，这些指责无法阻挡漫画的迅猛流行。

　　及至20世纪30年代，由严肃文学所引发的童年观现代转向和通俗文化中的顽童题材发生了某种戏剧性的融合。于是，既让儿童与父母一起受到启发又给他们以娱乐享受的孩子与父母之间的战争游戏(child-parent-war-game) ⑾成为一个文学、影视、漫画等多种艺术门类共同的主题之一。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漫画正处于与“世界最先进的都市同步”的时期，《西风月刊》、《漫画世界》、《滑稽》等刊物都大量刊登欧美最新的漫画作品，上文所提到的那些顽童都曾经为当时的中国读者所熟悉。而这些作品同时也对中国漫画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可以这么说，1935年的三毛漫画中的童年正是西方童年观现代性转向在中国儿童文化中所折射的一个镜像。

　　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熊秉真在中国儿童历史研究中指出：“过去中国的伦常规范中，对幼龄子弟之要求十分严谨，但图像数据中，却又呈现孩童顽皮好动、滋事打闹一面。景中之成人或呼呼大睡，或讶然旁观，任凭小儿使其狡黯，恣意胡闹、规矩上进与闹学之间的拉扯，顽皮与天真之间的呼应，是探究中国儿童观的重要课题之一。”⑿据此，我们可否认为三毛漫画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外衣下同时也烙印了中国本土文化的某些隐性基因？它们又是否如王德威在晚清小说中所发现的那样，代表了中国儿童文化中被压抑的现代性？⒀

注释：
⑴此书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的《张乐平怀旧经典作品集（十种）之一。
⑵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一1937)》，新星出版杜2006年版，第29页。
⑶根据当时十余种不同的训育，模范生的特质概括为：“清洁、卫生、快乐、敬爱、谦和、诚实、努力、勇敢、节俭、互助、守秩序”等美德。
⑷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一1937)》，新星出版杜2006年版，第28页。
⑸蒋风主编：《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少年儿童出版2007年版，第135页。
⑹Chris Baldick：The Moden Movement，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版，第350页。
⑺Chris Baldick：The Moden Movement，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版，第357页。
⑻Chris Baldick：The Moden Movement，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版，第620页。
⑼格拉斯：《与乌托邦赛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342页。
⑽洪佩奇：《美国连环漫画名家》，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⑾Chris Baldick：The Moden Movement，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版，第370页。
⑿熊乘真：《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⒀参见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 一个文学母题的图像叙事

　　20世纪30年代在西方所发生的童年现代性的转向对儿童文学来说可谓意义重大。顽童，从一个单纯被教育、被娱乐的对象，开始逐渐成为一种具有巨大想象与言说空间的母题。它带来的“以儿童自己的目光”的审美视角使儿童文学既进一步融入文学大家庭的叙事传统中⑴，又获得了一种外在于成人既定社会模式的批判性与独立性。⑵如，40年代的一部《长袜子皮皮》对瑞典乃至整个欧洲的教育理念构成了巨大的冲击；60年代法国的一部《小淘气尼古拉》则戏谑了成人生活的种种荒诞，等等。

　　但是，由于前文所述的原因，童年现代性的转向并未在当时中国的主流文化中获得认同，从而导致顽童母题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中并未展开它的叙事实践。于是，连环漫画所具有的阐释文学母题的“叙事功能” ⑶使得三毛漫画成为极为珍贵的图像叙事。它既是“一份有关世界的纪录”，也隐藏了作者“一个被想象所变形的对现实的看法”。⑷同时，它也为本文思考大众文化视域中的儿童文学写作提供了某种借鉴。

　　冒出浓烟的煤球炉子与带冷热水龙头的浴缸、街头卖艺人的顶碗杂技与电影院里的好莱坞西部电影、烧香拜菩萨的老太和德国牙科博士、妖艳的裸女与穿马褂的男人、小爱神的雕像与精忠报国的刺青……在这份关于“世界的纪录”中，图像叙事以其空间的跳跃与直观性所容纳的信息远远超过了作品标题所指示的内容：1935年上海都市那种新旧、中西混杂的世相百态与生活场景都作为三毛漫画中的背景得以展开。同时，顽童的视角又使漫画超然于各种彼此对立力量之间的竞争，从而创造了一种诙谐幽默的复调叙事。

　　而在这种多元都市景观的复调叙事中，作者似乎无意识地藏匿了一个“被想象所变形的对现实的看法”。比如《名不符实》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穿着长袍马褂的父亲给三毛讲岳飞的故事，然后用毛笔在三毛的背上写下“精忠报国”四个字。抱着玩具的三毛碰到一个又小又瘦的黑人小孩，黑孩子向他索要玩具，三毛不给。黑孩子挥拳打去，三毛眼冒金星跌倒在地上，眼睁睁地看着黑孩子抢走了玩具。头上顶个大包的三毛回家向父亲哭诉，父亲手中拿着一本线装书，瞪大眼睛吃惊地听着。最后，父亲把三毛放到浴缸里，洗掉了背上“精忠报国”四个字。显然，漫画特有的滑稽与夸张掩饰不住一种对国族辉煌时代已逝的默认与反省。当上海这座都市成为中西文化碰撞的现实演练场时，无论是穿长袍马褂的父亲还是穿童子军服的三毛都面临着某种挑战。而当那个有着冷热水龙头的浴缸成为画面的中心时，我们似乎看到了普通大众遭受挑战之后的本能选择。

　　事实上，这种无意识的选择也同时成为漫画幽默叙事的灵感激发点。如，三毛举着望远镜朝无线电里窥视(《闻不如见》)，对着电风扇挥舞着航空救国的旗帜(《三毛百态》)，贪图凉快躲在冰箱里变成了冰棍(《矫枉过正》).……伴随这些代表现代物质文明的工业产品进入30年代上海中产阶层童年生活的还有那些西方文化的积淀物：《乱真》中的三毛不小心打碎了丘比特雕像，于是只好自己脱光衣服站在凳子上做“小爱神”；《一时糊涂》中三毛被招聘为电影演员扮演丘比特雕像，结果假戏真做朝着女主角射出了手中的箭，导致自己锒铛入狱；《是他顽皮》中三毛箭射鸭子却差点射中一对恋人，情急之中嫁祸于一旁举着弓箭的丘比特雕塑……借助这个西方神话人物的频繁出场，一个早熟民族仿佛重回童年。

　　透过童年寻找上海都市大众日常生活的琐碎乐趣，这可以说是1935年三毛漫画的一个重要定位。它使漫画的视点(point of view)和漫画受众之间保持了一种相对平等的状态，而不是自上而下地去扮演一个教化大众的道德清道夫。这一视点不仅使描述儿童故事的漫画具备了摄录社会众生相的取景广度，而且还使漫画中的儿童故事呈现一种生气勃勃的野生状态：如，三毛先被一个大孩子欺负，于是他向另一个孩子请求援助，并许诺事成后给吃一个苹果。没想到，就在那个孩子实施武力征服的时候，观战的三毛已经啃完了苹果。那个孩子结束战斗后发觉上当，挥拳把三毛也打倒在地。三毛只能向第三个孩子寻求帮助。第三个孩子则要求得到两个苹果才肯出手，三毛答应了。没想到是，拿到苹果的孩子转身和他的对手分而食之。三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如意算盘被彻底打碎(《报复的结果》)！统观1935年的三毛漫画，上述关于孩子之间的社交故事占了相当的比重。当漫画用简单而夸张的线条传神勾勒出一群从上海里弄跑出来的孩子们的种种争吵、玩耍和计谋时，它成功摆脱了儿童读物常见的那种故作天真与矫情的弊病，使自身具有了一种向成人延伸的辐射力。

　　三毛漫画的上述一系列的叙事特点为我们思考中国儿童文学的写作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

　　从人物的塑造角度而言，虽然评论界大多倾向于圆形人物要优于扁形人物的观点，但恰恰是后者对儿童文学的写作与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人物固定的外形特征与性格、固定的行动模式不但使作品能够拥有广大阅读能力较弱的儿童读者，而且还使作品透过扁形人物拥有一种对世界的描述能力。就如同我们在漫画中看到的三毛那样，透过一双无是无非的顽童目光，他所置身的世界的“偏见、暴力、轻信、顺从，甚至人性”⑸都得以显现。

　　而当我们由此获得一个较为完整与真实的世界时，儿童文学的另一个写作困境也随之而来：儿童文学如何处理伴随着现实而来的黑暗？中国儿童文学自叶圣陶的《稻草人》起，选择了一条把“成人的悲哀显示给儿童”⑹，把成人的诅咒传达给儿童的道路。这条道路在彰显其积极效应的同时也使中国儿童文学多年来陷入一种幼稚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并同时虚幻地担负着儿童文学所不能承受的黑暗之重。三毛漫画的顽童叙事所展示的一个世界的真实以及它的游戏氛围不禁使我们想起卡尔维诺所讲述的一段话：“为斩断美杜萨首级而又不被石化，帕修斯依凭了万物中的最轻者，即风和云，目光盯紧间接映象所示，即铜镜中的形象。”⑺也许，儿童文学写作需要寻找的就是这种在逼近现实之真的同时避免被黑暗石化与吞噬的智慧。

注释：
⑴“利用局外人、非同寻常的或完全天真的人物、小丑、疯子作为观察者”是文学叙事对现实进行陌生化的主要手法。参见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⑵参见刘绪源：《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年版。
⑶“有关一组重复出现的人物的开发式结尾的戏剧故事，这种叙事通过一系列图画来进行，通常包括圈在一个气球形圆圈里的对话和一个叙事文本，在报纸上连载。”参见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11页。
⑷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
⑸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页。
⑹郑振铎：《郑振铎全集》第13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⑺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2001年版，第2页。

　　与家喻户晓的《三毛从军记》和《三毛流浪记》相比，1935年的三毛漫画似乎已经隐入历史的帷幕中。但透过以上分析，我们能够确认，正是这四十余幅不很成熟的作品以虚构与真实、游戏与严肃并存的方式呈现了30年代上海中产阶层儿童日常生活，作品的娱乐性、童年观以及它的顽童视角成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单向度书写的一个逆向补充，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儿童文化走向现代性的另一个重要维度。

——摘自《大众文化视域中的中国儿童文学》，2013年5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