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战开始后，有一支由上海漫画家组成的抗日漫画宣传队，从城市到乡村，从沿海到内地，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可以说“抗日的炮声到哪里……抗日漫画就出现在哪里”。漫宣队的献词中有：“抗日救亡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工作……我们是漫画笔者，所以表现的，就是色彩和线条，请诸位来看我们的画，就是我们工作的具体表现。”

　　在伟大的浴血抗战的烽火中，有一支由上海漫画家组成的抗日漫画宣传队作出了卓越的功绩，回顾中国抗日战争史和中国现代美术史时，应当记得这一切。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漫画艺术的发祥地，云集有众多漫画家。早在1937年“七七”爆发中华全民族抗日战争之前，上海的漫画家已经以漫画为武器，揭露日本军国主义阴谋吞并中国的种种侵略罪恶。

（一）

　　创刊于1934年1月的上海《时代漫画》月刊，就经常发表宣传抗日、揭露日寇罪行的漫画。例如《时代漫画》第十四期封面漫画《魔爪》（特伟作），就是揭露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欲望最强烈，呈现青面獠牙的兽性，魔爪已伸到中国的疆土上。类似这样揭露日本侵略野心、主题鲜明的漫画，在《时代漫画》上先后刊载不少。

　　举办第一届全国漫画展之后，于1937年春，在上海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华全国漫画作家协会”，首批会员为入选第一届全国漫画展作品的作者，会址设于《时代漫画》社，即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青海路口的同和里，后迁北京路顾家弄78号。接着在广州、西安、温州、兰溪、香港等地成立分会。此时，上海实际上成为全国漫画创作活动的领导中心。

　　抗战爆发，上海漫画界迅速于1937年8月14日成立“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开展配合抗日战争的漫画创作宣传活动。

　　首先于同年9月20日创刊《救亡漫画》五日刊。该刊编委会由21名漫画家组成：王敦庆、鲁少飞、华君武、丁聪、万籁鸣、江敉、朱金楼、江栋良、王彦存、马梦尘、张严、汪子美、沈振黄、陈浩雄、宣相权、黄尧、黄嘉音、董天野、童漪珊、鲁夫、蔡若虹。负责编辑工作是王敦庆（实际上是主编），发行人为鲁少飞。后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也成为《救亡漫画》的主办单位之一，编委进行充实，增补叶浅予、张乐平、胡考、特伟、陶今也、张仃、陆志庠、廖冰兄、丁深、纪业候、沈逸千、麦绿之、张文元、张光宇、张英超、陈烟桥、陈孝祚、陈涓隐、林禽、高龙生、黄苗子、黄复生等23人，共有编委44人，把当时上海有创作实力的漫画家几乎都囊括在内，这样可使刊物稿源不断，保持刊物抗日救亡内容充实和具战斗性。

　　《救亡漫画》由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君子”之一章乃器题写刊名。《救亡漫画》五日刊，每期四大开，编发大小漫画作品50幅左右，并有少量文章和报道。漫画家在这里集中力量发动了抗日救亡的第一个漫画战役。正如王敦庆在《救亡漫画》创刊号上发表的《漫画战——代发刊词》所说：“自卢沟桥抗战一起，中国的漫画作家就组织‘漫画界救亡协会’，以期统一战线，准备与日寇作一回殊死的漫画战。……《救亡漫画》的诞生，却是我们主力的漫画战的发动，因为上海是中国漫画艺术的策源地，而这小小的五日刊又是留学上海的漫画斗士的营垒，还不说全国几百个漫画同志今后的增援，以争取抗日救亡最后胜利。”

　　蔡若虹所作的《救亡漫画》创刊号封面漫画《全民抗战的巨浪》，表现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形成奋起抗战无可阻挡的巨大浪潮，预示日本侵略者必将被中华民族的抗战巨浪所淹没。作品有着强烈的激励抗日斗志、树立必胜信心的鼓动性。叶浅予作的刊于1937年10月20日《救亡漫画》封面的讽刺漫画《日本近卫首相剖腹之期不远矣！》表现日本近卫首相（兼国防部长）深感入侵中国之后进退两难而想用刀剖腹自杀的情景，也预示日本军国主义者逃不出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张乐平在《救亡漫画》上发表了较多的抗日救亡漫画，显示出一名抗战漫画勇将的风范。他的《不愿做奴隶的同胞都起来了！》用遒劲圆润的线条和写实又适当夸张的人物造型，凸现出抗日军民同仇敌忾，或举钢枪，或举拳头，振臂高呼，誓与日寇决一死战的形象，鲜明地表达了中华民族强烈的抗日斗志。而《一颗子弹必须打死一个敌人》一画，则又以流畅的线条和简约的人物造型，从正面表现抗日军队已投入前线近距离消灭敌人的战斗，并且作品提出了要节约子弹、一颗子弹必须打死一个敌人的要求，使作品更有深意内涵。《将来我们所看得见的结果》一画，又以粗犷有力的笔触，预言中华民族的全民抗战，必将以正义之剑插入日本侵略者的胸膛，取得胜利而告慰世界。

　　《救亡漫画》还发表了不少报道抗日新闻的漫画。例如创刊号上发表一组题为《抗敌热情在陕北延安》的漫画，生动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解放军民积极投入抗战的情景。

　　总之，《救亡漫画》五日刊是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发动抗日漫画战第一战役的一份历史记录和战报。

　　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在创刊《救亡漫画》发动抗日漫画第一战役的同时，为更深入广泛地发动抗日漫画第二战役，而组建了抗日漫画宣传队，全称是“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宣传委员会、漫画界救亡协会漫画宣传队第一队”，叶浅予为领队，张乐平为副领队，队员有胡考、特伟、梁白波、席与群、陶今也，共7人。8月31日，漫宣队在上海铁路西站（今凯旋路长宁路口）登上列车出发，奔向各地，前后历经五年，开展抗日漫画战的持久战，在中国漫画史上写下了永远为后人传颂的功绩。

　　原计划要建立抗日漫画宣传队第二队和第三队，但因缺少人手而未能实现计划，所以原来的“漫画宣传队一队”之称，后来不再称“一队”，则习称“抗日漫画宣传队”。

　　抗日漫画宣传队隶属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穿军装亦可穿便服，叶浅予和张乐平正副领队可穿校级军官军装并由政治部三厅拨发活动经费和生活津贴。

　　抗日漫画宣传队第一个工作点是当时的首都南京。

　　漫宣队抵达南京，早先已在南京的张仃、陆志庠立即加入漫宣队，从而增强了漫宣队力量。漫宣队员们居住在叶浅予曾经在南京购置的，一度与梁白波私密同居的国府路廊东街德邻村2号，屋内设备简陋，只有一只床铺，于是大家只好打地铺艰苦就宿。而卷起铺盖，架起门板，连同简单桌椅板凳，便是漫宣队的工作场所。吃饭问题则在附近的小饭店包饭解决。大家紧张的工作间歇，不免与同在的叶浅予和女漫画家梁白波打趣问他俩当年私密同居的艳史，他俩支支吾吾作敷衍，于是大家乐开了。队员们经过日夜奋战，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创作出了两百余幅宣传抗日的漫画和宣传画，办起了一个大型的“抗敌漫画展览会”（展品都是画在布上，以便流动展览），在南京市区大华电影院展出。抗敌漫画展的《献词》即序言写道：

　　抗日救亡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工作，也是每一个国民的天职。为了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和永存，为了保持东方古国数千年以来的正义和庄严，我们义无反顾地忍受着一切的艰难辛苦而工作，以唤起全国人民，激发一切救亡力量。我们是漫画笔者，所以表现的，就是色彩和线条，请诸位来看我们的画，就是我们工作的具体表现。

　　《献词》朴实，发自漫画家们以抗日救亡为天职的炽热的爱国之心，感动着参观抗敌漫画展的每一位观众。

　　抗敌漫画展在南京大华影院开幕后，观众每天达二万余人。尽管日本侵略军的飞机不时空袭南京市，观众依然不顾危险地前往参观，因为每一幅画都代言了观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心情，也抒发了观众们抗日救亡到底的意愿，而吸引着观众。画展中有一幅漫画作品，画着一位脸上淌着血的婴儿，斜倚着刚被日寇飞机炸死的母亲的胸脯，小嘴还含着母亲的奶头，而震撼着每一位观众的心灵。这个抗敌漫画展在大华影院展出后，又移至南京夫子庙和永利宁化工厂展览，同样强烈地感染着观众们。与此同时，漫宣队积极为南京向报刊提供抗日漫画，还为南京的一些街区绘制抗日宣传路牌，以及为对敌宣传部门绘制日文的传单画，还用漫画宣传车形式，配合抗敌演剧队在南京街头宣传。

（二）

　　迫于战争形势，抗日漫宣队奉命于南京沦陷前撤离南京，于1937年11月21日抵达汉口。先驻在汉口的大和街，后搬到武昌水落街的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旋又迁到武昌的华林文化大学附近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所在地，以此作为生活和工作场所。此时，已在武汉的廖冰兄、陶谋基、周令钊、黄茅、叶冈、麦非、宣文杰加入了漫宣队，从而又壮大了漫宣队的力量。

　　抗日漫宣队在武汉期间，开展了大量的抗日漫画创作和宣传工作。

　　首先，把从南京携来的“抗敌漫画展览会”的二百余幅作品，布置在武汉中山公园展出。

　　配合政治部第三厅美术科工作的倪贻德、李可染、傅抱石、王式廓、丁正献、王琦等绘制了大量的抗日宣传画，同时为在武汉举行的“七七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典礼布置会场，绘制了不少号召抗日军民继承抗日阵亡将士遗志、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的宣传画。还在武汉重要街区绘制了巨幅墙头抗日宣传画，尤其是组织了三十多位画家，以一个多月时间，在武昌的黄鹤楼头绘制题为《抗战到底》的巨型抗日壁画，高三丈余，宽约十丈，表现中华民族抗日总动员后，“前方作战”和“后方支援”的场景，画面以数百人形象所呈现的中华民族军民合作，抗战到底的磅礴气势，有着强烈的感染力。此画完成于1938年9月。此外，他们为武汉举行抗日火炬大游行宣传牌《总动员》、《还有谁没有加进队伍？》、《保卫家乡》、《杀敌》、《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再上前线》、《打回老家去！》等。游行者高举这些抗日宣传牌，气势壮观，鼓动性很强。

　　抗日漫宣队配合政治部第三厅对敌宣传科，绘制印刷了对敌宣传的大量宣传品（包括漫画与文字相结合传单、标语和特殊设计的劝敌投降的彩色“勇行证”等，其中鲁少飞设计创作的《向日军招降的漫画传单》是典型的一种），并及时将这些宣传品散发到敌军中去，起到了瓦解敌军的作用。1938年5月19日夜，中国空军驾驶多架飞机从武汉起飞前往日本，飞经九州岛的佐世保、佐贺、久留米、福冈、九州、熊本等地，散发了二百万份传单。传单中有郭沫若编写、日本作家鹿地亘翻译成日文的《告日本工人书》、《告日本农民大众书》、《告日本商者书》，日本反战同盟写的《反战同盟告日本士兵书》等，还有就是由抗日漫画宣传队提供的大量对日本民众宣传的漫画传单。

　　1938年1月1日创刊了抗日漫画宣传队队刊《抗战漫画》半月刊，由汉口的上海图书杂志公司发行，至6月16日在武汉共出十二期（后于1940年5月15日在重庆复刊，改为月刊，又出三期，仍以抗日漫画宣传队名义出版）。从《抗战漫画》第一期发刊词《〈救亡漫画〉的第二个生命》一文标明，《抗战漫画》半月刊是原先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会刊《救亡漫画》五日刊的继续，也就是说，抗日漫画宣传队由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组建，而《抗战漫画》半月刊又是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救亡漫画》五日刊的延伸，显示了这层历史脉络关系。这份作为“《救亡漫画》的第二个生命”的刊物，成为当时全国抗日漫画家相互联系的中心，也是他们共同作战的漫画阵地。每期刊物设有“漫画界消息”、“编辑室谈话”、“工作通信”等栏目，报道全国各地漫画家的抗日活动。同时，刊物除发表漫宣队成员的漫画作品外，也刊载全国各抗日漫画家自行投稿漫画作品。

　　《抗战漫画》第一期封面，由漫宣队领队叶浅予设计。画面以图案化的特写艺术手法，塑造一位头戴钢盔，肩负钢枪，严阵以待，随时准备上前线杀敌的威武战士。实际上寓意抗日漫画家也是抗日战士，必须以坚定意志抗战到底。

　　廖冰兄为《抗日漫画》第十二期作的封面漫画《他又占领了一块地方了》，则暴露日本侵略军每占领一块中华国土，是要付出无数日军丧残的沉重代价的。实际上警告日军，若疯狂不悟愚蠢侵略下去，必遭惨败。

　　作为漫画队副领队的张乐平，在《抗战漫画》上发表了数十幅漫画作品。连续的《抗战漫画》作了四期封面画。《惟有军民合作，才能消灭敌人》一画，首先号召抗日军民团结合作，以有力消灭敌人。他所创造的“三毛”艺术形象也赋予了抗日主题。在《抗战漫画》刊出的《三毛的大刀》，描绘三毛报名参军时因年岁小、个子矮而被拒绝，于是他挥起大刀，砍倒两棵大树，喊道：“我不信东洋鬼子的颈子比树干还硬。”表现了三毛决心参军要去前线杀敌的英勇气概，十分感人。另一幅刊出的漫画《幻想中的无敌空军》是一幅精心构思的，富有创意的作品。画面上呈现五架编队飞行的六发动机、多功能的巨型中国空军飞机在执行军事任务，所到之处都能把日本侵略军打败。作品借助想象，抒发了画家企盼早日打败日本侵略军的迫切心愿，是一幅令人感动的作品。据叶风在《散点碎墨》一书中回忆：“张乐平是漫画宣传队的副领队，是队中造型第一高手。他画的人物经得起解剖，所以队中有大画制作，第一起稿人总是他。”据漫画队其他队员回忆，从南京到武汉，一些街区的大型抗日宣传画，特别是武昌黄鹤楼的巨型抗日壁画，其中的人物塑造和构图起稿，张乐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张乐平在漫宣队中威信很高，是大家公认的有着很高艺术素养的漫画家。

　　胡考在《抗战漫画》第五期上刊出一组《抗战歌谣》漫画，共八幅。画家是兼长小说创作的文学家，在此借鉴民间歌谣形式，自编歌谣，以单线白描和黑白块面相对比的形式绘制出富装饰性的画面，描绘了前方和后方抗战军民可敬又可爱可亲的生活，是一组很有特色的作品。该组歌谣漫画，当时曾被许多抗日民众复制放大张贴街头。

　　漫宣队中的女漫画家，才华出挑，又是叶浅予情人的梁白波，一直为大家所关注。她在《抗战漫画》上发表了许多风格独特、从女画家视角表现抗日的漫画作品。例如《到军队的厨房里去》，表现爱国女士们到军队的厨房里，为抗战将士们烹煮出美味可口的饭菜，使将士们增强斗志。其他《妇女参战》、《跑出厨房，走出闺房，去负杀敌的重任》等一系列表现爱国女性投入抗日战争的漫画，都是具有艺术魅力而使人感动。梁白波的漫画，艺术表现手法，或以圆润柔和的白描笔法，或用黑白对比强烈的粗线和块面，构图则讲求饱满和装饰情趣，风格清新明快为特色。尤其是她的《站在日军前面的巨人——游击队》一画，成为当时的一幅名画。作品描绘了顶天立地，站在侵略者面前的游击队员，代表中华民族与日寇决一死战的那种气势，是何等震撼人心，令人扬眉吐气！这幅漫画作品，当时为许多抗日民众加以复制放大张贴。

　　《抗战漫画》第八期，由漫宣队领队叶浅予撰写《写在特刊前面》一文，推出“全国美术界动员特辑”，向全国美术界宣告：“培养我们新的美术生命，漫画界更愿站在最前，负起袭击敌人的任务。”可见，抗日漫画宣传队以崇高的历史使命感，甘愿担当起全国美术界的抗日尖兵，以漫画为武器，站在战斗前列，向日本侵略者冲锋陷阵，并且号召全国美术界一起来抗战。显示着抗日漫画宣传队有着很高的情操。

　　《抗战漫画》第十二期转载了新四军《抗敌画报》上版画家吕蒙创作的组画《士兵八训最起码的纪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战士在抗日斗争中纪律严明、斗志高昂的精神面貌。同时刊载了许超然的一组六幅反映江西瑞金革命老根据地生活的报道漫画，总题是《江西瑞金漫画通讯》，六幅画分别为《锦江桥畔赶集日》、《具有历史意义的犁庭公园》、《牛市》、《老百姓的军队》、《丈夫从陕北八路军寄来的家书》、《群众大会中，一个农民的激昂演说》。不容置疑，这些作品的历史价值实为弥足珍贵。

　　在《抗战漫画》上经常发表作品的漫画家，除上面提到的之外，还有丁聪、特伟、华君武、陶谋基、陆志庠、鲁少飞、张仃、高龙生、宣文杰、张谔、陶今也、汪子美、张文元、宣相权、丰子恺、黄茅、黄苗子、刘元、周令钊、王朝闻、秦兆阳、邹雅、陈执中、钟灵、江栋良、黄伟强等，多数是上海的漫画家。可见，上海漫画家在这个《抗战漫画》刊物上唱着主角。其中刊出的汪子美作于1937年的《合力歼敌》、作于1938年的《瓮中捉鳖》等漫画，也是为人注目的作品。

　　漫宣队参与政治部三厅美术科的《战斗画报》十日刊的编辑工作，并提供漫画作品发表。中国共产党的言论喉舌《新华日报》1938年1月于武汉创刊，该报十分重视抗战题材的漫画，每天发表一幅由漫宣队提供的漫画作品。同时，叶浅予主编，编辑出版了绘画作品（包括漫画、版画、速写、素描等）与摄影作品相结合的《日寇暴行录》，由香港发行到国外，曾引起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震惊和愤怒，并在舆论上谴责日本侵略中国。此外，漫宣队向由赵望云主编在武汉出版的《抗战画刊》提供作品。此时，叶浅予奉命前往香港，负责编辑出版中英文对照，专门向海外进行抗日宣传的画报《今日中国》（China Today）。也在此时，在广东的鲁少飞、张谔写信到武汉，要求漫宣队派人去帮助编《国家总动员画报》三日刊。因为特伟是广东人，便由武汉赴广东担起此任。

　　漫宣队在武汉时，继续与抗日演剧队合作进行街头抗日宣传，起到了现场鼓动抗日军民振奋斗志的实效。

　　遵照苏联驻华使馆的要求，政治部三厅国际宣传处要选送一批抗日漫画赴苏联展览，漫宣队精选提供45幅抗日题材的漫画作品，均重新复制在新的白布上，其中有张乐平的《啊！中国孩子》、梁白波的《妇女参战》、张仃的《欲壑难填》、廖冰兄的《游击队使敌人疲于奔命》等，1938年4月开始运往苏联，同年6月在莫斯科展出。苏联人民通过这些漫画作品，形象地了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实况。

　　国民党政府军三战区政治部对漫宣队出色的抗日漫画宣传工作颇赞赏，要求漫宣队协助工作。于是，由张乐平为队长，组织了一个漫画宣传分队，成员有廖冰兄、陆志庠、麦非、叶冈，于1938年6月由武汉出发，坐船到九江，再转乘火车到南昌，然后搭汽车到安徽休宁三战区政治部所在地开展工作。此时，武汉的《抗战漫画》半月刊，因缺少人手编辑而休刊。漫宣队在休宁以布匹缝制成大幕布，绘制多幅大型抗日宣传画，在各个街区张挂宣传，鼓动效果甚佳。他们还绘制了一系列抗日宣传画（都绘在小幅白布上），在休宁、万安、屯溪、祁门、渔亭、岩寺等地巡回展览，对坚定抗日军民必胜心念甚有影响。为此，三战区政治部又表扬了漫宣队。1938年9月，张乐平率漫宣分队返回武汉。同年10月，武汉沦入日军之手。漫宣队随政治部三厅撤至长沙。此时，漫宣队减少了两位队员：胡考到《新华日报》去工作，张仃到延安去了。

　　漫画宣传队抵长沙后，立即投入绘制抗日壁画等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此时，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也在长沙。他在长沙的风水操场上，召集抗日漫画宣传队和抗日演剧队等抗日团体的成员讲话。周恩来表示，不管发生什么变化，真正的爱国者必须坚持抗战到底。国民党军队准备弃守长沙时，还受命执行所谓的“焦土抗战”而在长沙纵火将长沙城付之一炬，无数人民财产化为灰烬。与人民共命运的周恩来、郭沫若以及抗日漫画队、演剧队等抗日团体，则坚持在长沙帮助人民群众从大火中抢救财物，直至大多数人撤离长沙之后，他们才撤出。此后，漫画队前往广西桂林，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漫画宣传工作。

（三）

　　漫画队到桂林后，在桂林中学等场所举办大型的抗日漫画展览会；又在桂林的广西学生军团里开办漫画研究班，同时也常对桂林的西南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漫画小组进行辅导，以此培育和扩大抗日漫画宣传力量。此时，在广东编《国家总动员画报》的特伟已转移到桂林。根据工作需要，抗日漫画宣传队又分成两个分队；由张乐平率领麦非、叶风等为一队，去浙赣地区开展工作；由特伟率领黄茅、陆志庠、廖冰兄、宣文杰等为一队，留在桂林开展工作。

　　张乐平率领的漫画队，首先前往江西上饶一带战区活动。除了举办街头流动抗日漫画展览，还经常挑灯夜战，刻写编辑出版油印的《漫画旬刊》；同时与驻在上饶国民党官方的《前线日报》合作，在该报编辑《星期漫画》副刊。这些漫画流动展览和漫画刊物及时反映了战区抗日军民的斗争事迹，揭露了日寇侵略暴行。然而，张乐平所率漫宣队遭到赣南专署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特务们常常突然闯入漫宣队所在的上饶汪家园内，搜查所谓“可疑之物”。特务们认为，政治部三厅是中共领导的，三厅派出的漫宣队理应被监视检查，后来甚至发生了强迫张乐平所率漫宣队成员加入国民党的闹剧，威胁说若不加入国民党就不准活动、不发经费云云，结果漫宣队只能以集体入党作应付。由此可见，国民党表面与共产党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上背地里一直用小动作破坏，乃至后来的大动作、阴谋发动围剿新四军的“皖南事变”。

　　之后，张乐平率漫宣队赴浙江金华，又有章西厓入队。张乐平在从江西上饶到浙江金华途中，画了许多战地速写，因此抵金华后除举办抗日漫画展览外，还举办了“战地速写画展览”，其中《浙西战地》速写组画由十五幅作品组成，生动地描绘了浙西地区抗日军民的生活；而另一组由十二幅作品组成的《抗日英雄故事》速写画，则真实地表现了浙西地区十二位抗日英雄人物全身肖像。这十二位抗日英雄人物是：许金、方以贵、刘生云、奉剑秋、蔡得标、冯世雄、钱国梁、田春桃、萧忠明、唐义球、王栋国、阳谦即。每位英雄人物肖像一侧都附有说明文字，介绍这位英雄人物的出生籍贯和英雄事迹，甚是珍贵。这套《抗日英雄故事》速写组画，当时在《前线日报》上发表，在抗日军民中传诵一时。抗战胜利后，浙西地区举行抗战胜利纪念活动时，曾将这套组画从《前线日报》上复制下来放大，张挂于纪念活动的会场里，使纪念活动更具历史意义。

　　张乐平所率漫宣队在金华期间，还与在金华的文学界、学术界一些爱国的作家、学者合作，创刊了以抗日斗争为中心内容、图文并茂的综合性杂志《刀与笔》月刊（1939年12月1日创刊），编委有邵荃麟、聂绀弩、张乐平、万湜思等，共出四期。创刊号由章西厓设计富有装饰性的封面。张乐平在《刀与笔》上发表了不少战斗锋芒毕露的抗日漫画。例如《刀与笔》第二期刊载的《敌寇脸谱》组画，用讽刺妙笔，通过对四十二个日军脸谱的描绘和两个日寇军官全身像的刻画，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残暴和愚蠢。而《日寇投降》一画，则记录了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抗战下，当时日军已有局部惨败举手投降的情景。又如《刀与笔》第三至四期连载的《王八别传》还被《前线日报》转载。《王八别传》发表后，有的读者阅后主动检举汉奸，而有的汉奸阅后悔悟，出来自首。可见张乐平抗日漫画的广泛影响力。随后，张乐平率漫宣队又从金华转至淳安、遂安、开化、华埠、常山、兰溪、龙泉和江西的玉山等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特伟率领的漫宣队，与在桂林的版画家赖少其、刘建庵等合作，编辑出版《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等刊物，又为创刊于上海、夏衍主编、转移来桂林的《救亡日报》编《救亡漫木》周刊，并为该刊提供抗日漫画作品。同时，他们还在广西各地举办抗日漫画流动展览，以及特地绘制举办的抗日防空常识宣传画展览。

　　1941年1月4日，国民党军队阴谋发动突袭围歼新四军九千余人的“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对抗日漫画宣传队的限制也明显加强，甚至停办经费，使漫宣队开展活动非常困难。此时，张乐平所率的漫宣队中，麦非、章西厓离队而到三战区政治部工作，叶冈一度回浙江桐庐老家，只留下张乐平一人，但仍保留“抗日漫画宣传队”的名称。后来从第三战区政治部获得了一点经费，又有叶苗、丁深入队，加上叶冈归队，漫宣队的抗日漫画宣传工作重又恢复，在江西上饶等地继续开展活动。1942年春，经费断绝，张乐平所率漫画宣传分队被迫解散，又只留下张乐平一人，所幸得到版画家郑野夫、杨可扬、邵克萍等开办的“中国木刻用品合作工厂”的支持，张乐平主编的抗战画刊《大同漫画》和抗战生活画集《万象集》，作为“新艺丛书”得以出版。

　　特伟率领的漫宣分队由桂林到重庆，同样因领不到经费而遭遇困难，只能居住在远离重庆市区的南温泉的一个小山村里，不过仍然与重庆市区保持着联系。此时，正好又有张仃等由延安到重庆，张光宇等由香港到重庆，于是，在重庆的上海漫画家重新聚集起来，举起“抗日漫画宣传队”的旗号，由黄苗子设法筹集经费，将原在武汉休刊的《抗战漫画》半月刊改为月刊复刊，在重庆出了第十三、十四、十五期，同时为重庆的《时事新报》编《漫画双周刊》，为《国民公报》编《漫画报》副刊，积极开展抗日漫画宣传活动。这时又有廖末林加入漫宣队，而张仃本来就是漫宣队成员，张光宇、黄苗子实际上也成为了漫宣队员，尽管此时已到了漫宣队的最后阶段。1942年春，在重庆的漫画宣传分队终因缺乏经费也告解散。

　　由上海漫画家组成的抗日漫画宣传队所开展的抗日漫画第二战役，自1937年8月31日从上海出发，奔赴全国各地，历时五年，战绩辉煌。这不容置疑成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抗日战争史上值得骄傲的组成部分，更是中国漫画史上的一项大事，其显示中国漫画艺术的优良传统永远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

（本文有删节，作者系美术史学者）

——摘自2014年8月6日《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