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称为“平民画家”“三毛之父”；他笔下的“三毛”在极度凄苦无依的困境中，依然意志坚强、乐观善良、机敏幽默；他把一生的情和爱都倾注给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及他笔下的“三毛”……

　　“三毛”，这个吸引并影响了我国几代人的漫画形象至今仍然“人气”不减，依旧是众多小朋友的童年伙伴和偶像。

　　“三毛”的作者是谁？周总理为什么是他的救命恩人？“三毛”又是如何在他的笔下诞生的？《三毛迎解放》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台湾作家三毛“认父”的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他一生中最大的爱好又是什么呢？近日，记者带着这些疑问来到了“三毛之父”张乐平的故乡浙江海盐县，如约见到了其幼子张慰军。

　　在张慰军的引领下，记者参观了海盐县档案馆的特藏室和张乐平纪念馆，看到了很多张乐平的珍贵手稿和照片档案，并听他讲述了其父鲜为人知的一些事儿……

“三毛”诞生记
“‘三毛’开始并不是一个苦孩子”

　　关于“三毛”这个经典的漫画形象是如何创作出来的话题，读者们一直很感兴趣，可令人没想到的是答案非常简单。“我问过父亲‘三毛’是怎么构思创作出来的，他说当时就是先画了一个瘦小顽皮的儿童，然后随手加了三笔作头发，‘三毛’就诞生啦。”张慰军开门见山地对记者说到。

　　“三毛”这个名字当时在浙江很多地方都有这种称呼，它主要是按家里排行的顺序，一般老大叫大毛，老二叫二毛，老三叫三毛。“父亲的‘三毛’可能与他在家中排行老三有关，虽然父亲还有个姐姐，但女孩子是不排行的。”张慰军说这只是自己的一种看法。

　　那“三毛”的原型是谁呢？张慰军说：“我听父亲说过，‘三毛’的原型是上海弄堂里的一个小孩，他有些顽皮，很有正义感，还有一个温暖的家庭，‘三毛’开始并不是一个苦孩子。父亲最初就是借‘三毛’的天真无邪讽刺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而已。”

　　张乐平从画“三毛”开始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规矩：少用文字，尽量用画面讲故事。“因为那时有文化的人不多，能看懂文字的人更少，所以父亲画‘三毛’基本不用文字，他希望更多的人能看懂漫画里讲述的故事和表达的意思。”张慰军说。

　　据不完全统计，1935年至1937年间，《新华画报》《申报》《东方漫画》等20多家报刊先后刊登了张乐平近200幅“三毛”题材的漫画作品。

“三毛”消失记
“抗战时期，周总理救过我父亲的命”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张乐平不得不暂时放下“三毛”，以手中的画笔作武器，走进了抗战一线的宣传队伍，“三毛”就此也从读者的视野里“消失”了。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当月，上海的漫画家们迅速组成了救亡漫画宣传队，叶浅予任领队，张乐平任副领队。张乐平和漫画队成员一时间创作了200多幅抗战漫画，先后到南京、镇江等地进行宣传展出。1938年2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训处正式改组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周恩来任副部长，4月，政治部第三厅成立，郭沫若任厅长，第三厅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的一个重要阵地，救亡漫画宣传队成为第三厅的附属团体，主要任务就是配合形势创作大量抗日宣传画和参加各种大型抗日活动。

　　张慰军这样讲起周总理与张乐平的“奇缘”：“那是1938年，长沙的局势异常紧张。有一天，我父亲正蹬在梯子上专心致志地画宣传画，不料空袭警报突然拉响，但他还在认真地创作，此时，跑过来一个人在下面大声喊道，‘敌机来了，上面的同志赶快下来隐蔽！’就在父亲下来后不久，那个地方就被敌机扫射得千疮百孔了。后来父亲听队友们说，喊他下来的人是周恩来。是周总理救了我父亲一命！1957年，周总理在沪期间，接见了上海文艺工作者，会上，经电影导演桑弧介绍，父亲才第一次握住了‘恩人’的手。”

“三毛”复出记
“《三毛流浪记》，是现实的残酷强烈地刺激了父亲的心”

　　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张乐平终于回到了阔别8年之久的上海。各大报刊的编辑得知这一消息后，纷纷向他约稿。

　　“我父亲回到上海后，根据在抗战一线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开始创作《三毛从军记》，1946年，这部以小勤务兵视角讥讽国民党军队腐败无能的系列漫画作品在《申报》发表后，影响非常大。”

　　张慰军接着向记者说道：“如果说《三毛从军记》是奠定我父亲在漫画界重要地位的作品的话，那《三毛流浪记》就是让他家喻户晓的代表作。创作这部作品的动因是因为现实的残酷强烈地刺激了父亲的心。1947年，上海物价飞涨，父亲把我哥哥姐姐们安置在嘉兴跟母亲一起生活，他独自一人在上海的亲戚家借住。寒冬的一天晚上，父亲下班回家时看到弄堂里有两个流浪儿童在玩耍，但第二天一早却看到他们已冻死在路边。这件事深深刺激了父亲，激发了他向社会呼吁的愿望和动力，就此，父亲开始创作《三毛流浪记》。为了创作好这部作品，他还和流浪儿童交朋友。后来，《大公报》的王芸生主编找到儿童作家陈伯吹帮忙向我父亲约稿，因为陈伯伯和父亲关系很好，我父亲说正好有一个三毛题材的作品，不知《大公报》敢不敢刊登，陈伯伯就代表王芸生主编说，只要你敢画我们就敢登。令人没想到的是，《三毛流浪记》一经刊出，就引起了无数民众的高度关注，当时《大公报》每期一出版就销售一空，一时间出现了洛阳纸贵的景象。”

　　从此，“三毛”又重新走进了读者的视野。

　　“《三毛流浪记》的成功其实还有个原因，那就是我父亲的亲身经历，父亲从小家境贫困，15岁时就只身一人到上海郊区一个镇上的木行当学徒，尝尽了人间的艰辛悲凉，所以他笔下的‘三毛’虽然在生活上极度凄苦无依，但依然意志坚强、乐观善良。当年我在学画时，父亲对我说，做人胆子不能大，但画画要胆子大，后来我才明白这是一种做人的智慧和勇气。”张慰军认真地对记者说。

“三毛”迎新记
“《三毛迎解放》，其实有点像‘命题作文’”

　　新中国成立后，张乐平开始把创作重点放在了儿童画上，先后创作出了《二娃子》《我们的故事》《小萝卜头》等作品，与此同时，“三毛”题材的作品创作也没间断，其中《三毛迎解放》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我父亲在《解放日报》任美术摄影编辑组组长。其实《三毛迎解放》有点像命题‘作文’，因为大家觉得当时全国已经解放了，但‘三毛’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做了些什么呢？于是，经过商议，名字最初被定为《三毛在迎接解放的日子里》，这个题材反映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儿童团员的‘三毛’对敌斗争的生动故事，就像王二小一样，不同的是王二小的‘战场’在农村，而‘三毛’则是在城市。父亲通过这个作品表达了他对祖国解放的强烈渴盼和真心拥护之情，这部作品于1962年6月1日至9月19日在《解放日报》连载。其实，我父亲还画了很多以庆祝国庆为主题的作品，其中，1959年创作的《祖国万岁》就是一幅代表作。”说到这里，张慰军指着张乐平纪念馆展厅里的这幅作品向记者介绍说。

“三毛”认父记
张乐平与台湾作家三毛不解的父女情缘

　　“你的父亲和台湾作家三毛真的是父女关系吗？”

　　“是的，我父母真正认她作了义女。”

　　回答完记者的疑问，张慰军接着向记者讲述了当时的曲折故事：“上世纪80年代初，著名作家姚雪垠在一次出国参加活动时遇见了台湾女作家三毛，三毛就托他带口信向父亲问好，后来父亲的好友黄苗子也带来口信说台湾的三毛向他问好，但终究相互之间无法联系。后来，三毛有个亲戚在武汉的《长江日报》工作，她特意来到医院看望我父亲，并把三毛写给父亲的信转交过来，这才算联系上了。后来我在香港工作时，三毛给父亲的信都是由我转到内地的，那时台湾和大陆还不能通信。我记得三毛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说道，三毛不认‘三毛之父’为父亲，谁认父亲？她表示一定要来大陆看父亲。”

　　张慰军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中：“记得那是1989年3月的一天，我在香港启德机场接三毛，由于我们没见过面，我就仿父亲的笔迹画了个‘三毛’去接她，果真顺利接到了。我们3月底到上海，我记得很清楚，当飞机落地的一霎那，三毛的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这也是她近40年首次踏上家乡的土地。她到我家进门后，向我的父母磕了三个头，并认了亲，按规矩，我父母是要送她礼物的，母亲问她想要什么礼物，她说什么都有，就送一件中山装吧。母亲让我大嫂去买了一件中山装来，她非常喜欢，后来她在很多场合都穿过。那次她坚持不住宾馆，要住在我家，在短短的三四天里，三毛天天陪着我的父母。父亲正好身体不太好，有点感冒，她就像亲生女儿一样为父亲端茶倒水，擦洗喂药。后来，我们一直像一家人一样来往。”

“三毛”永生记
“父亲就像他笔下的‘三毛’一样，一生乐观幽默”

　　张乐平爱喝酒是出了名的。如今，张乐平纪念馆的展厅里有很多著名漫画家的作品就是反映他这个“爱好”的。

　　说起父亲喝酒的事情，张慰军笑着说道：“我父亲喝酒的故事很多，他年轻时喜欢喝白酒，晚年多喝黄酒。在他晚年住院时，我每次去看他，他都会悄悄告诉我，下次来时带个暖壶，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让我打壶黄酒来。还有一次戴敦邦（我国著名国画家）伯伯告诉我，父亲每次有亲友来访都让他作陪，但每次都是他们俩在朋友来之前先打一壶酒喝完，第二壶才是招待客人的。”

　　张慰军接着说：“我父亲喝酒有时对他创作可能是有益处的，因为平时受各种因素和环境的影响，他思想上会有所顾虑，喝酒后可能更有助于他打开思路。我母亲和他争吵90％都是因为他喝酒的事，有时候朋友都在场，他就憨厚一笑说，‘来，大家为我戒酒，干杯！’父亲就像他笔下的‘三毛’一样，一生乐观幽默。”

　　在结束采访时，记者看到纪念馆的一面墙上刻有我国著名剧作家、评论家柯灵的一段话，最后几句是：“室迩人遐，艺术长寿，三毛永生，乐平不死！”

　　是的，“三毛”永生，乐平不死。

——摘自2014年10月31日《中国档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