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伯流泪讲故事

　　2014年11月10日是张乐平伯伯诞辰104周年的日子，虽然乐平伯伯离开我们已22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在我眼前。他所塑造的不朽的儿童形象“三毛”深人人心、家喻户晓，他一生所追求、所期盼的“儿童乐园”——所有的儿童都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在如今已基本实现。

　　1948年至1949年（本网注：应该是1949年），在我从试镜到拍电影《三毛流浪记》的整个过程中，乐平伯伯都常和我在一起，他还不时送我他画的三毛漫画。他曾多次给我讲述他画流浪儿三毛的最初冲动。

　　那是在1947年初的一个寒冷的夜晚，刺骨的北凤呼呼地吹，挟着鹅毛大雪把上海染成一片银色，屋顶上、树枝上都积满了厚厚的雪，路上已分不出车行道与人行道。乐平伯伯在一条弄堂口，看到三个10岁左右的流浪儿。他们用破麻袋紧裹着身体，赤着一双脚，紧紧围抱着一只白天烘山芋的炉子，不停地跺着脚，鼓着冻红的腮帮吹着即将熄灭的火星，一个劲地吹呀吹呀，就靠那一点儿佘热取暖。乐平伯伯是没有能力帮助他们的，当时这种景象在上海比比皆是。那时，伯伯的家人都居住在嘉兴，他独自一人到上海，借住在他堂弟家。

　　第二天一早,他又走过那条弄堂，看见两具已经冻僵了的小尸体依然伏在炉旁，他们的小手还伸在早已熄灭的炉壁里……乐平伯伯久久地站立在那里，望着那凄凉的景象，他极度悲愤，他要大声呐喊，他的脑海中显现出三毛的形象。就这样，他开始了漫画《三毛流浪记》的创作，在上海《大公报》上连载，引起了读者的强列共鸣。人们茶余饭后都在议论三毛，都在关注三毛的命运。每次乐平伯伯总是含着泪讲述，我总是流着泪听。

　　在电影拍摄过程中，乐平伯伯经常在摄影棚。他时而是名观众，默默站立在一旁观看，时而又是一位编导，在现场指导我们。其中许多时光是和我一起度过的。当时的电影杂志《青春电影》记者给我拍照时，就是乐平伯伯陪伴着我，选了一堆圆木做背景，拍了不少照片。他还把自己的一顶法兰西帽给我戴。那张照片还上了《青春电影》的封面。

严恭叔叔发现了我

　　由于《三毛流浪记》漫画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所以韦布决定将漫画搬上银幕。阳翰笙伯伯在1948年初（本网注：此处时间有误，详见开头备注）将《三毛流浪记》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后，因时局紧张就撤离了上海。陈白尘伯伯代为修改一遍后又匆匆离沪。后来由李天济叔叔修改定稿。乐平伯伯很赞赏这个带有轻喜剧风格的电影剧本。

　　本来计划请著名导演陈鲤庭伯伯担任这部电影的导演，因为当时他执导的电影《丽人行》还没有停机，他正在构思结尾，还因为他自己感觉对儿童影片不十分熟悉，所以就请当时他的助手赵明和刚从演剧队来的严恭两位青年担任导演。

　　剧本定稿了，摄制组成立了，招聘三毛的广告也在各大报纸上刊登了。但是一轮轮地筛选下来，都不满意，一连找了几个月也没有结果。其中有一次，别人请导演严恭去看小演员，他走进一幢洋房，只见一桌丰盛的菜肴，一个老板和几房太太领出一个胖小子要扮演三毛，并愿意出巨资支持电影拍摄，结果吓得严恭连饭都没吃就跑掉了。

　　严恭叔叔告诉我，一天他路过昆仑影业公司大门口，看见我和两个大孩子趴在地上打弹子，他没事就站在旁边看。结果是我赢了，而两个大孩子却欺负我小，输了不给我弹子。我急了，不管自己势单力薄，说理不成便抡起拳头就打，结果是我战胜了两个比我大的孩子，把弹子拿到了手。这引起了严恭叔叔的兴趣，他仔细地看我:大脑门、细细的脖子、大眼睛，加上那股倔犟的劲头，真有几分像漫画上的三毛。他就让我去试镜头。当时我才8岁，刚拍完石挥叔叔导演的电影《母亲》，母亲由秦怡阿姨扮演，我演他儿子。

　　为了让昆仑公司艺委会的阳翰笙、郑君里、陈鲤庭、吏东山、蔡楚生、沈浮等伯伯们审定，赵明和严恭叔叔想让我的外形更贴近人物，便给我剃光了头发。开始我死活不干，两位叔叔好说歹说，我才勉强同意剃头。他们按图索骥——按漫画三毛的造型给我化妆，让我披着破麻袋，赤着双脚，污着脸试镜头。

　　想不到，试片放映了两遍后，所有的昆仑影业公司艺委会的伯伯叔叔们，包括电影公司老板都认可了。乐平伯伯高兴地说：“这就是三毛！”

　　我就这样被确定扮演“三毛”。我演过十多部电影，都是父母亲先知道的，唯独演“三毛”是父母亲最后才知道的。

　　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看漫画《三毛流浪记》，十分同情三毛的遭遇，更喜爱他那正直善良、倔强机智、聪明活泼的性格。况且我也有许多类似三毛的苦难经历。我知道饿得吐青黄水(胆汁)的滋味，睡过稻草当垫被的床铺，小时候父母也曾因为贫穷准备把我送给别人……所以在我参加拍摄的十佘部电影中，我最喜欢三毛这个角色。在拍《三毛流浪记》时，我感到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一点也不陌生。三毛是旧中国千千万万穷苦儿童的缩影，其中也有我的影子，我觉得三毛是我，我就是三毛。

开拍前突然失踪

　　电影开拍前，我就和赵明、严恭叔叔一起住到中电二厂(即现在大木桥)一间不大的房间里。因为我小时候十分顽皮，又不受约束，所以我们还签订了一份“合同”。他们一本正经地签名盖章，而我当时没有图章就签名按了手印。约法三章，约束我按时作息，遵纪守法，认真专注地进行拍摄工作。“合同”就贴在我床边的墙壁上。张乐平伯伯经常在那间小屋给我讲他的漫画三毛的故事。

　　1960年,赵明叔叔担任了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副校长，兼导演系主任，我在电影文学系读书，成了他的学生。他对我讲，拍三毛时想不到那个“合同”还真起作用，而且合作得很好，基本上没有出过什么问题。当然，偶然的例外也在所难免。

　　记得有一次，摄影棚已经做好一切准备，摆好了镜头位置，布好光，准备开拍了，我却不见了。急得在场的人都团团转，到处找我。大家好不容易在场外的一个角落发现了我，看见我一门心思好像在寻找什么。那时我最喜欢的玩具之一，是自己用火柴盒做汽车、沙发。我用了七个空火柴盒子做了一个写宇桌，藏在那里，那天突然找不到了，我正在发急。赵明叔叔马上叫人买了一大包火柴盒给我，我把里面的火柴统统倒掉，拿着一包空火柴盒子，就高高兴兴地去拍戏了。

与流浪儿交朋友

　　那时，拍戏的空余时间，他们还会带我去外滩排污沟旁看流浪儿的“寓所”，到苏州河畔和流浪儿童一起在桥上推三轮车，一道抢饭店拿出来的剩饭，并和许多流浪儿童交了朋友，我熟悉了他们的苦难身世和辛酸经历，我同情他们，也更热爱他们了。

　　在肇嘉浜两岸，我看到过船民那连狗都不如的生活，我忘不了有多少人是住在用废旧白行车钢圈搭起来的“滚地龙”里，“房”高还不足自行车的钢圈高(因为一半是埋在地里当墙基)，睡觉时得钻进钻出。

　　为了像三毛一样赤脚走路，开始时我是穿着袜子走，电影正式开拍后我已习惯光着脚满地跑了。在拍电影过程中，我一直是赤脚生活的。记得电影拍完后，妈妈爸爸特意给我买了一双新皮鞋，那是我生平第一双皮鞋，可我就是不肯穿，还是赤脚舒服，自由自在。

　　电影《三毛流浪记》的场景，多半是在实地现场拍摄的。在人群熙熙攘攘的外滩，流浪儿有的奔跑着卖报，有的在捡香烟头；在四川北路桥头，流浪儿争抢着推三轮车上坡过桥，向坐车人讨几个小钱；凤雪严寒的冬天，树都包上了稻草，而衣不蔽体、饥寒交迫的流浪儿们，夜晚无家可归，天天都有冻死、饿死、病死的孩子……这一场场、一幕幕活生生的景象和漫画融为一体，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使我对当时不公平的黑暗世界产生了和三毛一样的不满情绪，播下了与三毛一样的反抗的种子。

饿着肚皮抢糨糊桶

　　在拍三毛喝糨糊一场戏时，乐平伯伯画的三毛喝糨糊后来肚子痛的漫画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为了把这场戏演得逼真，前一天导演就和我商量，说：“龙基，为了明天拍好喝糨糊这场戏，你是不是可以今天晚上不吃饭饿肚子？” 我爽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下午开拍时，尽管我知道给我喝的不是糨糊，而是加了糖的藕粉，可真要我捧起又脏又破的糨糊桶喝的时候，我是很不情愿的，怕肚子痛。于是导演带头先喝，我才试着用嘴抿一抿，感觉很好，便大口大口地喝起来，于是就出现了小三毛抢糨糊桶猛喝的镜头。结果等镜头拍完了，他们也没能从我手上把糨糊桶抢下来，因为加糖的藕粉太好喝了。

　　三毛的造型是按照乐平伯伯的漫画设计的，那蒜头似的圆鼻子是用泡泡糖做的。而那三根毛，其实是用外面粘着毛绒的三根铜丝贴在橡皮膏上，然后再贴到我的光头上，造成了“三撮毛”。为了贴住这三根毛，化妆师辛汉文伯伯和姚永福叔叔每天都给我剃头，还要用剃刀刮头，那把剃刀在我头顶心上来回刮。有一次我实在吃不消了，头来回扭动，他用手打了一下我的头，顺口道：“小赤佬，头勿要乱动！”我本来就不情愿，便立即回过头顶了一句：“你是——老赤佬!” 结果双方很认真地大吵了一场。当时的情景，都被导演看在眼里。后来严恭叔叔对我说，他们把这个场景搬到了电影中，就是三毛和贵妇人夫妇争吵的场面和对话。

大明星客串“豪门大宴会”

　　在电影中有一场“豪门大宴会”的戏，场面十分豪华，其实那并不是实景，而是在中电二厂摄影棚里搭的布景。棚顶是一个玲珑的小模型，通过摄影技术把小顶和大厅衔接成一个完美的整体。

　　众多男女贵宾都是著名的大明星客串演出，这在中国电影史上是空前的。因为场面宏大，一连拍了一个星期，每天为接送全体女明星到美发厅做头发，就用了五辆轿车。这些大明星中有上官云珠和她的女儿姚姚、中叔皇、朱莎、吴茵、林默予、奇梦石、孙道临等阿姨和叔叔们，还有沈浮和高依云、应云卫和程梦莲、魏鹤龄和袁蓉、项堃和阮斐、新婚不久的赵丹和黄宗英，凌之浩和沙莉、刁光覃和朱琳等七对夫妇参加。他们参加宴会的服饰都是各人自己设计的新奇时装，以此显示出当年的穷奢极欲。他们参加演出全是义务的，没有收一分钱。

　　在电影《三毛流浪记》中，我记得扮演小学看门人的是刁光覃，警察是石炎，小老大是丁然，爷叔是关宏达，阿姨是黄晨，贵妇是林榛，老爷是杜雷，男仆是薛敏，家庭教师是莫愁，瘌痢头是孟树范，小牛是王公序，老乐师则是我父亲王云阶。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军管会艺术处处长夏衍提议，将《三毛流浪记》剧本原来的结尾再加一个三毛欢庆解放的结局，作为庆祝解放的献礼片上映。这部影片开拍于解放前，完成于解放后，成为中国惟一一部跨越解放前后的“跨时代”影片，也是唯一一部有着双片尾的特殊影片。正因为如此，在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部第一次电影评奖—— “1949-1955优秀影片奖”中，对这部影片到底属于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存在着争议，以至该片未能参加评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毛流浪记》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在上海公映的国产故事片。当时上海最有名的六大影院——大光明、南京、美琪、沪光、皇后、黄金等同时参加头轮公映，受到了广大观众和电影界的欢迎和赞誉。在公映期间，上海市影剧协会妇女委员会组织了一次义卖活动，我和电影明星们在电影院门口，出售特地请张乐平绘制的一套三毛漫画卡片以及专门拍摄的三个“三毛”照片(即“漫画三毛”、“电影三毛”、“本人三毛”)。后来该影片在南京、宁波等地公映，也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仅仅一个月时间，电影《三毛流浪记》就红遍了全国。

　　20世纪80年代后，这部电影在国内外获得了不少荣誉。2005年，在庆祝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之际，《三毛流浪记》获得了“中国第十届国际儿童电影节颁发的建国六十周年优秀儿童形象奖”。

（本网注：上面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3月31日电影开拍前一天）

——摘自2014年11期《上海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