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朋友都说：乐平离不开两样东西：笔、酒。

　　笔，是画家工具；而酒，则是他的嗜好。

　　观父亲这一生，似乎没有和酒分开过，哪怕是最艰苦的年月。甚至在父亲的告别仪式上，他的忘年交好友、多年的搭档丁锡满叔叔含泪还在灵前洒上了一杯酒。

　　父亲喝酒的姿势我不会忘记，尤其他晚年，那颤抖着的“帕金森氏病”的手缓缓地将酒杯送到口边的样子，回想起来使我心疼，又倍感亲切。记忆中他饮酒时和母亲的斗嘴和争吵，现在也觉得是那样温暖又那样有幽默感。

　　很多朋友回忆父亲也都说到了酒。

　　黄永玉叔叔写的是他在抗战时期跟着父亲躲警报，然后去小酒摊子父亲喝酒他抢吃下酒菜的事；

　　叶冈叔叔回忆战后回到上海，父亲从嘉兴来上海交稿，拉他去本地饭摊吃“烧汤卷”喝老酒；

　　杜建国、周松生两位老师提到在“文革”中父亲被批斗的间隙，他们偷偷带他去浦东的小酒馆吃发芽豆下黄酒；

　　谢春彦老师也描述了父亲酒后脸上那微微的一点酡红，会讲很多笑话，跟他平常不太苟言笑判若两人，酒，使他放松；

　　戴敦邦叔叔讲的是“文革”中后期父亲要请客，与邀来作陪的他去买酒时，先在酒店把自家灌满意了，再带回敬客的酒；

　　丁锡满叔叔则说的是他俩把家人拒之门外，坐在父亲画案旁，静静地边喝着酒边创作诗配画的故事；

　　还有很多，不列举。

　　从小看父亲喝酒，据他自己说，他常会偷偷用筷子蘸上一滴放在蹒跚学步的我嘴里，看着我皱眉头、看着我咂嘴品味，然后哈哈大笑。

　　当然，如果母亲看到肯定不高兴。

　　他俩共同生活五十多年，像拉锯一样，总是为父亲喝酒、不喝酒，喝多、喝少而斗嘴争吵，除非特别时期。

　　母亲说父亲身体一直不太好，劝说他是希望他少喝，因为真的叫他不喝酒也是不可能的。这样，却踩了父亲的痛脚，态度也就借着酒劲蛮横起来，然后就是从拌嘴到了争吵。父亲去世后有一天我问母亲：这样老是吵架累不累？母亲对我动了动嘴角，象征性地笑了笑没有回答，眼光转向了窗外。

　　父亲总是有酒喝的，以前是白酒黄酒白兰地威士忌都喝，总体爱喝的是中国酒，画家唐云伯伯送他XO，他说像药水，唐伯伯笑他是乡下人；在日本喝清酒，他说像井水，吓得日本漫画家森哲郎尊称他是酒仙，到了晚年独喝黄酒，喝最多的是我们家乡海盐的原甏加饭酒，阳台上总有三两个空酒甏等着便车运回老家换几甏满的回来。我妻子开玩笑说嫁到我家几年，估计流进父亲的肚子的酒有小半个游泳池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逢国家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什么都是配给供应，上海市民每人所得食品也就是吃不饱饿不死。而父亲，因为市里一位领导说：“我们要对知识分子好点，要保证他们的供应，譬如张乐平，不让他喝酒他怎么画得了三毛？”因而能得到每月有几斤粗糙白酒的优惠。这点酒，他要省着喝，计算着喝，有时还要叫上朋友分着喝，但总算还是有酒喝。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家被兜底翻，单位红卫兵把父亲的几个酒瓶列在桌上，对父亲吼叫：不准喝酒！又过数月，上海市政府和市委被“推翻”，当时举例父亲喝酒的市里领导成了走资派被打倒，父亲又为此被批斗，然后单位的两个造反派战士夹着一张大字报到我家，在我们吃饭房间里父亲坐的位置上方贴了：“牛鬼蛇神张乐平不许喝酒！！！”依照惯例，张乐平三字上打了红色的叉。

　　而其实父亲那时候也没断过酒。

　　母亲每天会让我和我三哥等，用一个果酱瓶去酒店沽酒，可以装三两。酒当然是最便宜的土烧，好像八分钱一两，难得钱有点宽裕，就买一角一分一两的乙级大曲。我们去沽酒，还要避开附近的卖酒小店，也不会去“刘三和”那样的大店，因为他们都认识父亲，也许也认识以前常跟着他去沽酒的我们。我们专挑偏僻的地方，还要轮着来，避免常去同一家——现在想想那时候连买酒都像在做地下工作似的，好笑。

　　家中吃饭的桌子是有抽屉的“八仙桌”，在父亲面前的抽屉里我们放一个小小的杯子，等着天没亮就出去、天黑很久才回来的父亲，为他倒上一杯。父亲那时候除了在“牛棚”写检查，还负责报社的几个厕所的打扫，叫监督劳动。疲惫地回家喝一口酒，本应是一天最舒坦的时候，但却也不得不提高警惕，听到楼梯响就马上合上抽屉，以防哪个不怀好意者或造反派发觉后告发。

　　那时美协也经常开批斗会，拉出以丰子恺为首的主席、副主席，戴上纸高帽，挂着大红叉的名牌押成“喷气式”瞎批乱骂一通，次数多了也就麻木地不以为然。出来父亲问丰老先生：“身体好伐？”“好！”“老酒还吃伐？”“吃！侬呢？”“好！吃！”莞尔一笑后结伴散步在回家的路上。

　　那段时间，母亲和父亲没有过一点斗嘴和争吵。

　　父亲后来回忆那段时间，说在大字报下喝酒，记录下来真是一幅很好的漫画！

　　“文革”后期，父亲是比较早出来工作的，画着那些被他后来自评说“毫无意义”的画，可喝酒倒是不用再躲躲藏藏了。

　　到了“文革”结束后，才常和朋友畅怀开心地喝。

　　父亲喝酒不很讲究菜的多少，但很重质。他有时候一个荷包蛋就可以了，而这个荷包蛋必须做得很讲究：要两面煎，蛋黄要软却不能流黄不能老，说流黄会腥、老了口感太干，要加酱油和少量水煮汤，还一定要撒上葱花，然后鸡蛋下酒汤拌饭。

　　他自己很会做菜，他炒的津白冬笋炒腰花脆嫩脆嫩，是我至今吃到最好吃的，没有之一。那是一个大厨教他的，可我在所有饭店吃都没父亲做的好。我自己也试过，总做不到，尤其是入味又脆嫩。

　　他好几个朋友总念念不忘他做的炝鳝背，说够专业水平。

　　他拿手的还有猪小肠套入大肠，两头扎好煮熟了烟熏，切片蘸清酱油吃，满口肥香却不腻。

　　他做下酒菜就像画画那样仔细，很讲究细节。

　　还有很多可口的菜……

　　后来，他因为患“帕金森氏病”，医生不让他喝酒，他却只是把白酒等改为单一喝黄酒了，还引经据典说黄酒的好处，一直到他住到医院里，还在喝。

　　那时候我从外地回来去医院看他，他会和我说：明天带个热水瓶来吧！我便心领神会，第二天带上一热水瓶的黄酒，然后他马上叫护工藏到床底下。其实他喝酒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医生眼开眼闭罢了。他昏迷时，医生呼唤的也是：张老好起来喝老酒了！

　　“文革”后父亲喝酒可以公开了，当然量也加大了。他和母亲的斗嘴争吵也就肯定恢复了。他自知理亏，有时会愤愤地对着母亲说：“律师的女儿！”母亲大度地笑笑后走开，结束了当天的争吵。

　　第二天又是重复。

　　有时候和几个朋友在一起喝，母亲要他少喝，他碍于面子不好发火，便举杯对着大家：“好了好了，戒酒了！来，为戒酒干杯！”

——摘自2015年2月14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