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三毛与“三毛之父”张乐平（右）合影

《三毛从军记》四格漫画

电影《三毛从军记》（1992）

　　“三毛”80岁了。1935年7月28日，张乐平先生创作的第一幅三毛漫画在上海《图画晨报》上刊登，这个“光光头上三根毛，圆圆鼻子往上翘”的儿童形象从此成为几代人的成长记忆。

　　“我已白发苍苍，他永远少时模样！”在为“三毛”祝寿的文字中，张乐平的四子张慰军这样写道。他说，兄弟姐妹们儿时外号都叫“三毛”，因为父亲是“三毛之父”；如今父亲已去世多年，三毛的故事仍在电影、电视剧、动画片、音乐剧、木偶戏中一再演绎。

　　“三毛”为何经典？张慰军的回答很简单：接地气。“他不像一个虚构的人物，而像你在弄堂里、大街上见到的那个孩子。不论是从军、流浪，还是迎解放、学科学，都有对社会现实的关怀。”张慰军说，“它讽刺的社会现象，有些今天仍然存在，比如三毛做好事被冤枉，现在也有‘扶老人反被讹’的现象。”

　　张乐平作品中的平民视角和底层关怀，与他清苦的童年不无关系。但张慰军认为，抗战八年的颠沛流离，才是父亲创作走向成熟的关键。

　　早在1935年，张乐平就在《小晨报》等上海小报发表三毛漫画，特点是轻松幽默，与后来人们熟知的“三毛”很不同。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张乐平与画家叶浅予等人组织救亡漫画宣传队，辗转全国各地，抗战结束后才开始重新创作三毛系列。如今家喻户晓的《三毛从军记》（1946年）、《三毛流浪记》（1947年）正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那么，是什么契机使“三毛”从普通人家的天真顽童变成流浪孤儿？1949年后迎解放、学雷锋、爱科学的“三毛”，又是在什么背景下创作的？《流浪记》为何难被超越，“三毛之父”为何偏爱《从军记》？改编电影和漫画的开端结局，出于什么考量？当饥饿、战争不再是时代的主题，“三毛”作为本土文化形象的经典又该向何处去？

　　近日，在筹备“三毛”80岁生日纪念活动的间隙，张慰军接受了早报记者的专访。

三毛曾是有父母的“熊孩子”

　　东方早报：7月28日这个“生日”和张乐平先生自己回忆的情况有出入。最早的三毛作品诞生于何时何地，是怎么确定的？

　　张慰军：我父亲回忆，他在1935年春夏之交创作了最早的三毛漫画，刊登于上海的《小晨报》。但10年前我们家人在上海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查阅民国报刊，确定最早的三毛应该是1935年7月28日刊登在《晨报》副刊《图画晨报》上，和回忆情况不一样。

　　我父亲是个很仔细的人，发表过的作品都一一剪下，贴在本子上保存，但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随漫画宣传队去了前线，把作品寄放在一个朋友家，等到八年战争结束，朋友找不到了，东西就更无踪影。另外他非常高产，三毛只是作品中的一小部分，我们今天找到的大约也只有他作品的十分之一。所以他自己也说不清最早的三毛漫画创作于何时。7月28日其实是我们后来确定的“生日”。

　　东方早报：最初的“三毛”和我们今天熟悉的形象不太一样，有原型吗？

　　张慰军：早期的三毛形象不是孤儿，也没有流浪或从军。他就是个普通弄堂人家的小孩，有父母，生活还有点小资产阶级情调，调皮、喜欢恶作剧。比如他讽刺溥仪的“满洲国”。1946年的《三毛外传》也延续了这种风格。

　　这个形象没有明确的原型，但后来家喻户晓的《三毛流浪记》有我父亲做学徒时候的影子，《三毛从军记》也有他参加抗战的感受在里面。

《三毛从军记》 取材于抗战经历

　　东方早报：抗战期间张乐平先生没有继续画三毛，直到1946年回到上海，创作了著名的《三毛从军记》（以下简称《从军记》）。抗战这八年的经历对他后来的作品有什么影响？

　　张慰军：我觉得抗战是他创作生涯最大的转折。那八年我父亲一直在前线宣传抗日，甚至宣传队因种种原因星散后，他仍在孤军作战，是坚持在战斗岗位最久的一个。他辗转武汉、长沙、桂林、上饶等地，颠沛流离的生活更坚定了他以一种平民视角来画画。这对他是一个洗礼，他看到的东西和抗战前就很不一样了。

　　他在前线画过不少士兵速写，创作时事漫画作品，曾经组织三十多位画家在武昌的黄鹤楼绘制题为《抗战到底》的巨型抗日壁画，日本人都感到震惊。现在留存下来的壁画照片就是日本人拍的。

　　东方早报：您父亲曾经说，《三毛流浪记》（以下简称《流浪记》）比《从军记》影响大，但他更喜欢《从军记》。为什么？

　　张慰军：《从军记》（1947年）的艺术性确实更强。还有一个原因是，《从军记》在大陆和台湾销声匿迹了30多年，有些人从来不知道这个作品。父母总会偏爱那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从这一点来看，我感觉他是更爱《从军记》。

　　《从军记》讽刺了国民党军队腐败无能的一面，所以在台湾曾经被禁，但又描写了国军积极抗日的一面，所以1949年后在大陆也难觅踪影，直到1980年代才解冻，后来还拍成了电影、动画片。

　　其中有段小插曲：原版《从军记》第一幅图画的是三毛看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标语去参军，但因为年纪太小，人家不收，他就踩了高跷、化了妆，通过了。而1980年代大陆重新出的版本是说三毛被国民党抓壮丁去参军。不过，这个内容只出了一版，很快又改了回来。

　　台版《从军记》则是经作家三毛牵线，也在1980年代出版。这也是一段缘分。早期大陆和海外联系还不顺畅，但三毛在国外遇到作家姚雪垠的时候告诉他，她的笔名就是来自《三毛流浪记》，请他代为向我父亲问好。后来黄苗子（画家）叔叔在新加坡碰到三毛，他也特地来我家转达问候。大约1987年、1988年三毛就和我父亲通上信了，我从香港往返时帮他们转（信）。他们通过信件谈出版事宜，后来三毛来了一趟大陆，我去接她。她那时就认我父亲为义父。

《流浪记》中三毛变孤儿

　　东方早报：三毛的众多形象中，最广为人知的还是那个孤苦伶仃的流浪儿，主要归功于1947年的《流浪记》。当时为什么把他的身世改成孤儿？

　　张慰军：早期三毛漫画和《三毛外传》创作于1935年到1937年间，这时期他是一个弄堂里的小孩，有家庭。《从军记》也没有特别交代家庭状况。直到1947年初，我父亲目睹两个流浪儿童死去，才有了创作《流浪记》的想法。

　　那时他住在亲戚家的阁楼上，晚上从报社回来看到弄堂里有三个小孩围着火堆取暖，觉得很可怜。他当时正好也有三个孩子，是我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当晚他就没睡好，早上起来一看，三个小孩死了两个，尸体就停在弄堂口。这件事他感触很深。

　　另一方面，《大公报》的负责人王芸生委托儿童文学家陈伯吹来找我父亲，希望他为《大公报》也画一组三毛连载。此前《从军记》在《申报》刊登后反响很大，而《大公报》发行量虽比不上《申报》，但在抗战期间的报道很有影响，人们都爱看。陈伯吹和我父亲关系好，他就帮《大公报》来约稿。

　　我父亲说，可以画，正好手里有题材，但题材很敏感。当时国民政府有新闻审查的法律，揭露社会现实的作品可能触碰“禁区”。陈伯吹和王芸生先生回复说，您敢画，我们就敢登。

　　《流浪记》这才得以问世，并且大受欢迎。开篇一组画叫“孤苦伶仃”，寥寥几笔就把三毛的身世交代了，就是孤儿。好多人看了第一幅就开始流眼泪。

　　那时的上海，几乎每条马路上都有流浪儿童。经过连年战争和自然灾害，许多孩子失去了亲人，慈善机构又无法全部容纳，他们只好流落街头。所以这些漫画刊登后引起很大反响，《大公报》的销量也节节攀升。

　　我父亲的朋友、儿童文学翻译家任溶溶（童话集《没头脑和不高兴》作者）说，他每天早晨上班到公司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大公报》，看看三毛怎么样了。《大公报》还收到许多热心读者寄给“三毛”的捐助，和给我父亲的信。常有小孩寄来零花钱，说几天没吃早饭，把钱省下来给三毛买个大饼……

　　可以说，当时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流浪记》，不论识字与否。过去阅报栏没有玻璃，是用铁丝做成相框的样子，把报纸夹在中间，摆在街上给人看，而《大公报》三毛连载的那一块总是被人整整齐齐地挖走，据说很多就是流浪儿挖走的。

　　此外，物价飞涨、黑道横行这些社会现象在《流浪记》中都有反映。

　　总体而言，《流浪记》引起的轰动比《从军记》大得多。

　　东方早报：赵明、严恭1949年导演的电影《三毛流浪记》众星云集，是上海解放后放映的第一部电影。这是在什么背景下创作的？它的结尾有两个版本，是后来重新拍的吗？

　　张慰军：漫画在社会上反响很大，但电影剧本的创作几经波折，最后是阳翰笙、陈白尘、李天济几位作家接力完成的，由昆仑影业有限公司拍摄。

　　　1948年电影开拍，扮演三毛的王龙基先生只有9岁，而上海的明星大腕几乎全部出动，上官云珠、赵丹、黄宗英他们都自发来帮忙，不仅不要报酬，还自己带着衣服、化好妆，去演配角，可见三毛的号召力。和电影上映差不多同步的是，宋庆龄在儿童节当天（注：1949年4月4日，民国儿童节为4月4日）举办了一个“三毛原作展览会”，就在南京路大新公司（今上海第一百货商店），为流浪儿童募捐，也有很大影响。

　　1949年5月28日上海正式解放，当时电影基本上完成了，结尾和漫画一样，就是一个迷茫、混乱的社会。但解放后几位导演又想把悲剧改成喜剧，就加拍了三毛迎接解放、扭秧歌的画面。这是一种自发的情绪，当时人们心情确实是这样，一个腐败的旧政府垮台，新的希望来了。

　　所以电影有两个结尾，现在我们都能看到。

　　东方早报：新中国成立后有一系列风格很不一样的三毛漫画，包括《三毛迎解放》等等，您能不能介绍一下？

　　张慰军：1951年有《三毛的控诉》，发表在《大公报》上，同年《三毛翻身记》发表在《解放日报》上。1956—1957年有《三毛日记》，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后来还有《三毛今昔》、《三毛——在迎接解放的日子里》，都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这个时期的三毛是笑着的，圆脸，胖了，不像原来那么苦。

　　“文革”期间我父亲受到冲击，基本上就很少再创作。造反派当着他的面把画撕了，我记得他回家后从包里拿出破碎的手稿，流了眼泪。

　　东方早报：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又有一批新作品，包括《三毛学雷锋》、《三毛爱科学》这些，这个形象被赋予了教育儿童的意义。

　　张慰军：《三毛学雷锋》（1977—1978）、《三毛爱科学》（1978—1989）（均发表于《儿童时代》）都是作为儿童漫画来创作的。《三毛学法》（1985—1986）则是发表在《民主与法制画报》上。

“三毛”的可能性

　　东方早报：演绎三毛的作品至今仍层出不穷，他最新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反响如何？

　　张慰军：除了筹备中的电影、电视剧，最新的就是2011年的音乐剧《三毛流浪记》，以及中央电视台的动画片。

　　动画片《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反响很好，后来的《三毛历险记》、《三毛漫游太空》，讲三毛穿着名牌运动服遨游太空，有些观众不买账。我想，现在的改编和我父亲的创作风格很难保持一致，是一个原因。

　　好莱坞有个独立制片人在跟我们谈，要把三毛拍成电影，但目前剧本还没敲定。如何改编而又不改变三毛原作的精神内核是一个问题。有些东西不能改，比如三毛是善良、不畏强暴的。他是一个正面人物，不能把他拍成小丑，因为这个形象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三毛的演员太难找了！排三毛音乐剧之前三宝（音乐人）他们去艺校找，始终物色不到一个合适的演员。后来找了一个很好的女演员来演。电影也有同样的问题。

　　东方早报：从影响力和艺术成就来看，《从军记》、《流浪记》的高度似乎难以被超越。您对三毛形象的未来是如何规划的？和过去相比，今后三毛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会有什么不同？

　　张慰军：我父亲自己也说过，后期的好多作品他不满意。

　　好多人提出，时代变了，你应该把三毛变成一个现代的小孩，描绘当下的生活。但我觉得没有了幽默和讽刺的漫画没多大意义。我父亲也画过《三毛旅游》、《三毛学法》，不是很能让人引起共鸣。既然无法超越，我想还是保留原来的核心比较好，可以从周边去扩展，而不是重新创作一个“三毛飞天”。

　　关于《三毛流浪记》，我们正筹备一个展览，在找合作方。展示的核心不再是“苦”，而是介绍上海。许多人了解上海是从《三毛流浪记》开始的，我想结合《三毛流浪记》来介绍上海的市井生活，把上海的小吃图像、叫卖声音都立体地呈现出来，包括正在消失的老上海的东西——搓衣板、马桶等等，做成一个展示城市历史和文化的形象。

　　商业化是不可避免的，但但不是完全的商业化。我们还希望三毛能成为慈善、教育、旅游甚至中国本土文化的形象代表。

——摘自2015年7月29日《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