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戏在我创作的一生当中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现在像我头上一个蚂蚱似的标签老贴着，都说我是‘老三毛’。”

电影《三毛从军记》因以戏谑风格讨论战争与政治成为影史经典。

张建亚1992年将张乐平的“三毛”（右）拍成电影。

　　尽管从毕业分配到上影开始，张建亚就做了导演，拍了些“有想法”的电影，但1992年他执导的《三毛从军记》才是他导演生涯的重要转折，也给其贴上了最重要的“标签”。

　　“这个戏在我创作的一生当中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现在像我头上一个蚂蚱似的标签老贴着，都说我是‘老三毛’。”

　　作为《三毛从军记》的导演，张建亚说，因为今年是三毛形象诞生80周年，三毛“聊的特别多”。

　　上月，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办的《三毛从军记》数字修复首映暨《电影导演艺术》专题论坛在上海戏剧学院举行。学生们对当时影片中革新性的特效和超越儿童题材的夸张讽刺的喜剧手法，以及其中后现代影像风格都表现出相当的兴趣。而重温“旧影”的张建亚则表示在电影里看到许多昔日和上影老同事们的回忆。

　　《三毛从军记》虽然改编自张乐平的漫画，但其中仍可看出张建亚是个多元和丰富的导演：当年在胶片上玩魔术的特技不是今天视觉大片才有的玩法，视觉风格上的呈现却绝对鲜明，这份对技术的执着让他之后对于拍《西游记》踌躇满志；《三毛从军记》中有对喜剧节奏的把控和理解，还有黑色幽默和自嘲精神；而从《绑架卡拉扬》到《王先生之浴火焚身》、《绝境逢生》这些电影也都承载了他希望“做更高级的喜剧”的理想；漫画的兴趣从小就没有变过，以至于到如今他最心心念念的题材还是把民国期间以张乐平为代表的上海漫画界的风云变幻搬上银幕，在他的构想里，“有历史背景的变迁，有一群才华横溢的人物，漫画形象和漫画家的命运可以用真人和动画结合的形式”。

　　但有多少设想，就有多少顾虑，“现在的市场我没资格说它好坏，”张建亚谈起创作背景时很兴奋，而在说到电影变成成品时却有几分失落，“从我私心来说，我不希望把张乐平扔在这个角逐利益的游戏当中。”

　　张建亚不是没拍过卖座电影，《爱情呼叫转移》系列曾在低迷的电影市场开启了分段式拼贴明星短片电影类型。2012年《钱学森》之后，他没有再出新作。如今，张建亚顶着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头衔，说自己“横竖已经是著名导演，电影多一部少一部不在乎了”。

“每次谈到版权，张乐平就有卖孩子一样的不舍”

　　张建亚最得意，是三毛的漫画拍了各种版本，张乐平后人最认可的两部其中一部就是他拍的《三毛从军记》。“又有原著，又有自己”是张乐平后人的评价，这也达成了他的初衷。

　　据张建亚说，《三毛从军记》当年拷贝卖得不多，但每年寒暑假会在电视上重播，逐渐成就了影片的经典地位。

　　不过这部“80后”记忆中的儿童片，戏谑的风格和对战争和政治的反思却颇为犀利。“做这个题材，躲不过儿童片片种。但我做的时候都是自觉‘套层’。最表层的笑料给一部分人看，还有其他递进层次给另一些观众看。” 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张建亚把1930年代几个重要时间节点的《申报》都翻遍了，从字里行间翻出很多细节填补进电影，“看了整个抗战史，看了蒋介石传、大东亚传，用很多资料写了这个剧本，一方面是漫画，一方面又用了纪录片的方法，让电影很真实。”

　　从张乐平手中签下改编权的过程是漫长的，当时张乐平在住院，张建亚常常去探望，每每谈到版权，就深深体会到一种“父母卖亲生孩子”的不舍。“我觉得对不起他，当时的改编费，只给他两千元，太少了。”

　　张建亚非常佩服张乐平，“张乐平对生活的观察非常仔细，而且他的基本功、绘画能力、写实能力跟想象力都是非常超群的，这部戏你们觉得好玩的地方，都是得惠于张乐平。这句话我永远都要讲。”

　　当年的“三毛特效”也是张建亚如今回味起拍片津津乐道的部分，“当时上影厂的技术是全国最好的，我也对试验各种特效有兴趣，导演最大的快乐就是无中生有。”

　　《三毛从军记》漫画感十足的影像节奏，背后的秘密在于整个电影是采用每秒22格的拍摄方式，“电影24格拍24格还原已经成规矩了，但是想要我的戏里有一点卡通感，所以就做18格的、22格的和20格的，后来还是取了22格拍。”而22格带来一个意外的收获，平白多出了7分钟的容量，“我比人家多了7分钟的容量，加了更多内容，当然这也带来了包括声画对位在内的很多麻烦。”

　　张建亚介绍，当年演三毛的小演员长大后还自己做了导演，现在则成了一名公务员。

喜剧一直很好卖，但高级喜剧是挑观众的

　　问张建亚为什么喜欢喜剧，他说这不是一朝一夕促成的，但要说为什么拍，他说即便当年上影没有“票房”压力，但能卖出多少拷贝却是考核指标。

　　“我一直拍喜剧，《少年的磨难》、《绑架卡拉扬》都是。电影厂要生存，拍喜剧有利益考量。那个时候希望把中国喜剧路子拓宽。《绑架卡拉扬》是一部黑色喜剧，《绝境逢生》就是用一种喜剧方式表现抗日战争。《王先生》实际上是一个对文化的反思，对虚假文艺和对现实生活关系的反思。”

　　和第五代导演一起成长的张建亚没有走上第五代的路，虽然出身于北京电影学院著名的“78班”，但毕业分配到上影厂，承袭了第四代导演的教诲。

　　“当时上影三个创作室，我们‘三创’总归是拍得最多的。”说起“三创”，张建亚满是骄傲，“我那时候手下班底‘结棍’了：天马厂的‘五花社’、桑弧、白沉、徐昌龄、谢晋，中生代一拨的黄蜀芹、江海洋，总之是会聚了当时老中青三代最优秀的人。”比起另外两个创作室多为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毕业来的人，张建亚第三创作室大量的“北电”血液令整个创作氛围和眼界都更为开阔。

　　从北京学成回来的张建亚，和上影厂的同事们踌躇满志地要“振兴上海电影”，找回“都市电影”传统。“上海有上海的情怀，当时中国电影‘西北风’强劲，而我们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拍有上海特色的‘都市电影’。”

　　《王先生之欲火焚身》是另一部极具张建亚个人风格的影片，影片同样改编自漫画，穿插了对《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以及《公民凯恩》、《战舰波将金号》等电影史经典桥段的戏仿。

　　张建亚承认，那时候的确在风格化方面做了不少功课，至于后来被总结为“后现代三部曲”，张建亚说，“对后现代不是研究理论，就是小说作品看了不少。那时候不能从主义出发，你要是一开始就喊口号说要做一部‘后现代电影’，肯定就不让你拍了。”

　　谈到研究喜剧心得，张建亚认为当时的研究结果如今仍然适用：人们爱看的是“屌丝的喜剧”，“不能上升到什么人性啊、孤独啊，都是死路。”

　　要张建亚这个老牌喜剧导演评价眼下的喜剧电影市场，张建亚的回答是，眼下的喜剧太过单一。“现在喜剧好，其实是屌丝话题喜剧好。电影是有两类的，一类是对观众有要求的，一类是对观众没有要求的。”张建亚对自己想拍的喜剧就没那么有信心，“我如果希望拍一部对得起张乐平先生的作品，肯定还是好玩的，但对观众有点要求，不是说网络段子逗你笑。”

　　“电影的问题不是创作者的问题，是面对什么样的观众问题。我不能说对观众没有信心，但你扛得住淘宝双11吗？”张建亚说。

“电影行业不按规矩来　毁掉了这行业的尊严”

　　在上影厂经历三任厂长的张建亚，一面是创作者，一面也脱不开领导身份。他承认对于一个导演来说是有伤害的，张建亚解释说，“作为导演看剧本，我的方向是‘往下再往下，具体再具体’，具体到桌上一根吸管什么样，但是作为艺委会的人，我的眼光是‘往上再往上，抽象再抽象’。好电影坏电影的差异就在这里，所有的情节都不是嘴巴讲的，一定是具象画面凑在一起让你心动，这是导演生活中的观察和经验。”

　　如今身为上海电影家协会的主席，张建亚说自己主要的工作是组织老同志们的业余生活，影坛现状他不想评价。在上海戏剧学院和学生们交流的时候，他说：“艺术趣味不同不能成为你看不起人家的一个理由。”

　　张建亚提及自己拍过一部鲜为人知的电影《挑战》，他认为那部电影反映了电影人的创作困境。《挑战》主人公刚开始每天起早贪黑为提高0.1秒刻苦训练跑步，突然之间他不练了，到处说人这不对那不对。“从我1975年进电影界开始，永远有一批人在批我们这不对那不对。”张建亚说，拍电影永远不能让所有人满意，“我的所有的乐趣在拍电影本身。”

　　面对目前国产电影票房和口碑的双重标准，张建亚总是不遗余力地强调，“都是必经阶段，但肯定会越老越好。”他说他最担心的其实是已经没有“行业伦理”的“行业传承”，“老师一万块的活——，学生八千就抢了。”

　　张建亚感慨“电影是高贵的”，这些“不按规矩来”的事，毁掉的是“一个行业的尊严”。

　　张建亚希望将张乐平的往事拍成电影，依然是喜剧的形式，但谈起目前的电影市场，张建亚还是心有余悸，他说他对这个已经失去“行业传承”的市场没有多大信心。

——摘自2015年12月4日《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