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七七事变八十周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枪炮声，揭开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序幕。面对日寇的暴行，以中华全国漫画作家协会为母体的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宣告成立。同年8月底，上海救亡漫画宣传队从上海出发，经南京到达武汉后，成为当时活跃在前线和后方的一支极具战斗力的抗日漫画宣传队伍。近日，上海漫画界正在组织相关活动纪念80年前这一场抗日“漫画战”，而不少机构和专家也在紧锣密鼓地策划和撰写相关书籍。

■张乐平漫画《幻想中的无敌空军》

■特伟漫画《供不应求》

■丰子恺的抗战漫画《轰炸》

画笔就是手中武器

　　“最近，我与上海美协漫画艺委会商量，准备在8月底为上海救亡漫画宣传队出发八十周年举行一场纪念活动。”张乐平四子张慰军说，“中国画家的抗战漫画，不仅在思想内容上具有战斗力，而且达到了那个时代漫画创作的艺术高度。尽管后来因政治及经济原因，上海救亡漫画宣传队被迫解散，但他们所取得的成绩，在中国漫画史上留下了悲壮与辉煌的一页。”

　　对于许多人来说，一提到张乐平这个名字，首先想到的就是三毛，但知道他的抗战经历和抗战漫画的人相对就比较少了。事实上，就连张慰军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搜集、梳理相关资料时，才慢慢熟悉父亲在抗日战争的这段历史的。据张慰军介绍，“八一三”淞沪抗战发生的当月，上海救亡漫画宣传队组建，成员有叶浅予、张乐平、胡考、特伟、席与群、陶今也、梁白波，大家推举叶浅予为领队，张乐平为副领队，率队离沪宣传抗日。

　　在以后的转战历程中，宣文杰、张仃、陆志庠、廖冰兄、陶谋基、叶冈、黄茅、麦非、周令钊、廖末林、章西厓、叶苗、丁深等先后加入。1939年，漫画队在桂林兵分两路，张乐平担任奔赴前线的队长，是当时坚持战斗岗位最久、辗转各地最多的漫画家，直到抗战胜利。1938年5月，中国空军出动两架“马丁”B-10型轰炸机，远征日本本土，投下100多万份传单，对日本侵略者发出严正警告：“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一变而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外国飞机轰炸袭击，也是世界航空作战史上绝无仅有的“纸片轰炸”，许多传单上配有漫画宣传队绘制的漫画。张乐平还定期把抗日漫画交给美军“飞虎队”，由其负责配上日文印成传单，至敌占区及日本本土空投散发。

　　张乐平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不无感慨地说，漫画宣传队创作的作品“当时贴遍江南城镇街头，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回想当年我们在警报频仍中闭窗秉烛作画的情景，至今犹觉热血奔涌……我这个漫画兵从1937年画到1945年，经历了抗战的全过程，武器就是一支画笔。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当年的作品，虽不成熟，笔底感情却是真挚的。出于民族的义愤，我们曾以苦为乐，不负祖国的托付，尽了自己的职责”。

涌现不少杰出漫画

　　在众多绘制抗战漫画的画家中，叶浅予和张乐平的名字经常被人提及，这并非因为他们二人是上海救亡漫画宣传队的正副领队，而是由于他们的漫画创作达到了一个较高的艺术层次而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细细梳理之后才发现，丰子恺曾画过不少抗战漫画，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抗日漫画名家。”中国美协漫画艺委会副主任、军旅漫画家郑化改说，“抗战八年是丰子恺绘画创作丰收的重要时期，创作作品上千幅，其中有关抗战的漫画作品达100余幅。可以说，丰子恺是抗战大后方中最杰出的抗战漫画家之一。”

　　郑化改特别介绍了一幅题为《轰炸》的作品。画中一位正在给怀中婴儿喂奶的妇女的头被炸飞，从颈部向上喷涌鲜血的她仍坐在凳子上给孩子喂奶，被炸飞的儿童玩具更增加了悲剧气氛。细品丰子恺的抗战漫画，可以看出其作品大都从人类的同情心、对生命的珍爱这一角度去选题，而不是一味直接的谩骂和怒斥。

　　世界动画影坛“中国学派”的奠基者、中国杰出的动画电影艺术家特伟先生，当年作为抗战漫画宣传队的骨干成员，创作过大量宣传作品。特伟曾经画过一幅漫画《供不应求》，把日本的军事预算比喻成5头大象，大象的鼻子被画成了大炮的炮管，挤在一个标有“公债”的水桶里竞相吸吮。水桶旁边一位标有“人民”二字的小人吃惊地看着这一景象，显露出无可奈何的样子。此画思想力度之大，比喻之贴切，胜过数篇文字稿件。特伟就是用这类贴切的形象比喻来畅快淋漓地抒发他的悲愤，释怀他的情感，为中国的抗战漫画艺术增添夺目的光彩。

抗战救国见证历史

　　“在编著《上海老漫画丛书·外侨看景》一书时，我们花费大量时间翻查了《字林西报》（North-China Daily News），发现当时白俄漫画家萨巴乔（Sapajou）于1937年8月9日至12月20日在《字林西报》上发表过记录中日战争的漫画。”上海图书馆的陈蕾说，“萨巴乔对于中国漫画界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像华君武先生等都曾表示受到过他的漫画的影响。从这批漫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画线条流畅，圆熟灵秀，表现力、渲染力都很强，造型准确且夸张得体，严肃中带着讽刺，透着诙谐，夹着冷嘲。作品紧扣上海时事生活。”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近代上海史创新型学科首席专家、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所长周武研究员看来，尽管战时上海的出版发行能力受到极大的限缩，但聚集在孤岛的大大小小的书局、书店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如挂洋旗或书刊出版地址造假等，与日伪势力周旋，并通过秘密渠道将抗战读物输送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或通过香港转运到内地。因而通过研究上海的出版史，对于抗战漫画的研究也有非常大的帮助。

——摘自2017年7月7日《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