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欢迎上海代表团大会会场，前排右二为张乐平

张乐平与部分代表团成员合影，二排左二为张乐平，左三为作者

　　1955年，为了支援江西省发展农业生产，上海市在失业或停学者中动员了13000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落户江西农村参加垦荒。翌年，由上海各界人士、市人民委员会、市总工会、市妇联干部及负责垦荒事宜的交通局、劳动局、商业二局、青年团市委、水上区人民委员会的干部，共150人，组成代表团赴江西，慰问垦荒群众。我作为卢湾区人民委员会劳动科派出的代表，有幸参与了此次慰问活动。

喝了两杯敬酒还说“勿算数”

　　2月19日，代表团.在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率领下抵达南昌，入住江西大饭店。是夜，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在省交际处设宴招待代表团。

　　席间，同桌的代表鼓励我和另一位代表去向邵省长和金副市长敬酒。返回座位途中，见到了坐在另一张餐桌旁的电影演员上官云珠，我们又去向她敬酒。上官云珠微笑着摆手道：“我没有酒量的，要不……请乐平代劳啦。”她拍拍身边张乐平的肩膀。

　　大画家起身接杯，一饮而尽：“格么就帮侬一记忙。”紧接着，上官云珠又倒了一杯，说：“上趟侬搭我画过背书包的三毛，两个小囡老开心的，我还没有请侬吃酒，今朝借花献佛，敬侬一杯。”

　　张乐平喝完后，摇摇头说：“勿算数，勿算数，回转去要请我吃花雕。”我俩在一旁乐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心仪已久的“三毛之父”。

逗趣说“乐平”是他的老家

　　在参观了八一南昌起义旧址江西大旅社等处后，2月21日，代表们分成几组赴各县慰问。我们劳动局所属单位分在上饶地区浮梁县组，同组的还有几位政协委员，如市美协副主席张乐平、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原大夏大学校长）欧元怀等。这天上午8时，大轿车载着代表们出发了。真巧，我所敬仰的“三毛之父”就在我前座。一路上，他谈笑风生，幽默风趣。

　　中午时分，车过一地，只听张乐平笑着说：“到我家了。”我们抬眼看到路边有一木牌，上书“乐平”二字，远处房舍成片，应该是到了乐平县。张乐平见众人一脸茫然，连忙说：“搭捺寻开心，我当然不是江西老俵，我是正宗的浙江海盐人。不过我早就来过江西了，蹲过好几年，也算半个江西人了。抗战辰光，同好几个画画的一道宣传抗日，去过赣州，还有这块上饶地区，我也来过的。叶浅予晓得哦，画‘王先生’的，伊是队长。讲起来已经是十几年前头的事体了，今朝旧地重游，蛮开心咯。”

　　当晚，在浮梁县人民委员会招待所食堂用餐时，我挨着张乐平坐下，问道：“江西老俵是啥意思？”他摸摸我的头，说：“小同志，江西人称老乡为老俵。江西闲话听得懂的，不过有的辰光音会变的，像‘问题’就读成‘问头’，奇怪伐？”接着他又不厌其烦地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断断续续地介绍江西的风土人情。

当场摸出5元钱资助困难群众

　　2月23日，我们又分成几个小组，分别去各区、乡慰问垦荒群众。我所在的一组由市妇联的陆部长带队，共8人，张乐平也在其中。

　　当天中午在区食堂吃过午饭.后，我就和张乐平一起慰问了附近村子的一户垦荒者。户主姓朱，一家四口来到江西。当我得知他原来的家在上海斜土路平民村时，就忘情地与他攀谈起来，因为我曾在他家附近的夜校工作过。良久，才想起了一边的画家。只见张乐平专注地在画板上作画，不一会儿就把一幅速写递给了朱同志。“真像我啊！”朱同志对着画看得出神。我这才略带歉意地解释：“忘了介绍了。能不像吗，他是画三毛的大画家张乐平啊！”朱同志又惊又喜地说：“贵客啊，久仰大名，我还看过《三毛流浪记》呢。能不能给我画个三毛？”大概是他的一口浓重的苏北口音引起了画家的兴趣，张乐平瞅着屋角的一堆萝卜，略加思索，画了一幅《三毛拔萝卜》送给了朱同志，而后又紧握着他的手，满怀深情地说：“从城里到农村不容易啊，慢慢适应吧，有啥困难跟我们说说。”

　　这天下午，我们共慰问了五户垦荒群众。在最后一户，碰到了问题。户主姓王，原住上海肇嘉浜棚户区。王同志前一段在修水库时砸伤了腿，在家养伤，5岁的儿子又被狗咬了，王同志的妻子愁眉苦脸，家中气氛压抑。我说了几句安慰的话，显得苍白无力。张乐平沉思半晌，对我说：“这家的情况要抓紧向团里反映，我们先走吧。”他从口袋里摸出5元钱，指指身后说：“看病要钞票，帮个小忙，你去给她。”我正在犹豫，张乐平补充说：“不是每家都是这样的，特事特办。”我随即也摸出3元钱，一起交给了王同志的妻子。

　　晚上，组长通知我，让我和江西省视察团的一位万载县团委干部同去较远的山区杨家乡慰问，我只能遗憾地与张乐平告别。

三毛头像印上了景德镇茶杯

　　三天后的下午，代表们结束了对垦荒群众的慰问，回到了县招待所。我第一时间赶到了张乐平的房间。只见他略显疲惫，靠在床上休息，见到我后便说：“一天只吃两顿饭，饿煞了伐？”我这才感到肚子咕噜噜响，上午10点吃过饭，现在天都快黑了，当然饿了。可是入乡随俗，江西人一天吃两顿饭已成习惯。尽管饿，我还是向张乐平问长问短。

　　谁知还没聊上几句，十几个代表蜂拥而至。他们有的拿着本子，有的手夹白纸，带头的一个向张乐平递上本子说：“张乐平同志，明天就要回去了，想请你画个三毛留个纪念吧。”人头攒动，其他人也挤着伸出了拿纸的手。画家频频点头，坐到桌子前说：“好咯，好咯，承蒙大家看得起我，让三毛搭大家做朋友吧。”只见他手起笔落，一幅又一幅三毛形象跃然纸上。当最后一个人拿到画时，劳动局副局长徐周良匆匆进门，慎怪道：“看看，你们把大画家弄累了！”张乐平用手抹了一下额头说：“不吃力咯，为大家画三毛，慰劳慰劳。”徐副局长从口袋里拿出一包花生米放到桌上说：“来来，先吃一点。”我对徐局长耳语：“张乐平同志喜欢吃老酒。”徐局长掏出5元钱塞到我手里：“快去买一瓶。”
这天晚上，我正在为没有得到画而遗憾时，张乐平竟亲自上门把一幅笑眯眯的三毛图送给了我，并说：“既然大家这么喜欢三毛，我看这样好了，景德镇瓷器很有名，大家一人买一只茶杯，我在茶杯上画个三毛，送到瓷厂去做一下，以后大家吃茶辰光就能看见三毛了，好伐？这桩事体侬去办。”我简直喜出望外，张乐平想得太周到了。

　　于是，这次江西之行，我得到了一幅三毛画和一只印有三毛头像的茶杯。我珍藏了十几年，却在十年动乱中被劫走了。

——摘自2017年7月《上海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