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慰军:我父亲说“我就是三毛”

许颜 何婧 / 整理

 

 

张乐平在嘉兴画《三毛流浪记》(1947年)

  “父亲说过,他画的‘三毛’有他自己的影子”,5月25日,张乐平的幼子张慰军来到嘉兴,在南湖讲坛为大家讲述“从嘉兴流浪去上海的小三毛”,他分享了父亲创作“三毛”的讨程,从儿子的角度还原了这位平民漫画家。

  1935年,漫画家张乐平用寥寥数笔画下了一个中国儿童形象“三毛”,在他的笔下,“三毛”经历了流浪、从军、迎解放、新生等一系列历程,“三毛”的故事妇孺皆知,成了国人心中的经典漫画。张慰军说,三分之二的《三毛流浪记》,是他父亲在嘉兴画的画稿。“我们正在想办法搞一个少年儿童活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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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说“我就三毛”,比如我父亲小学毕业后去木行当学徒,在《三毛流浪记》中,父亲就把它(学徒经历)画了出来。

  我父亲是在我姑父的带领下去了美术专科学校,但是指导我父亲的老师喜欢吸鸦片,我父亲画了漫画,画学生学画的时候,老师在旁边抽鸦片。这幅画被老师看到后,老师很生气,就叫我父亲退学。我父亲就学了一年多,到他19岁时离开学校开始走上漫画道路。当时是中国文化运动最兴旺的时候。

  有专家学者把中国历代文化评论为,“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民国漫画”,漫画很兴旺,尤其1920年代末30年代初。1926年,有一些老画家组织了漫画会,我父亲是漫画会最年轻的一位

  我父亲不止画漫画,还(做)服装设计和剪纸,他还做过广告设计美术设计。上海画漫画的人很多,但后来变成专职画漫画的,只有三个人,我父亲是其中之一。那时候中国的出版业、文化中心在上海,漫画也是在上海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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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7月28日,《图画晨报》本来要刊登叶浅予先生的画,正好他生病了,我父亲手里又正好有一套“三毛”要发表,就填在版面上,这就是最早的“三毛”。

  我父亲初夏画“三毛”,仲夏发表“三毛”。一出来的时候,因为儿童漫画形象当时几乎没有,而且我父亲特意不用文字,大家一看都看得懂。

  1937年日本人正式在上海登陆,8月13日在上海打起来了,当时大家都义愤填膺,当天上海漫画界就组织了漫画宣传队,第一队领队是叶浅予先生,我父亲在漫画宣传队的时候画了《全部三毛上前线》。后来举办《抗战漫画》,其中有三分之一(封面)是我父亲画的。后来武汉失守,他们在武汉画了一幅非常大的壁画,主要起稿的就是我父亲,一共三十多人,包括傅抱石、丰子恺都参与其中。

  那时候我父亲在长沙画壁画,日本人的飞机飞过来了,我父亲很认真在画,没听到飞机的声音,下面的人喊他快下来,结果他下来一问,才知道叫他下来的人是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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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外公是律师,我母亲出生在上海,一直受到进步人士影响,唱歌很好。1937年,外公带我母亲回到了老家上虞,想让我母亲嫁给当地一个米店老板。我母亲当天晚上逃婚出来,先到绍兴,到宁波,在金华认识了我父亲。听我表姐说,我母亲穿的婚纱都是我父亲亲手做的。后来日本人打过来,他们一路宣传一路逃难,从上饶逃到赣州,在广东梅县迎来抗日战争胜利。

  1946年画的《三毛从军记》,不只是他自己的经历,也有他看到的经历。抗日战争对我父亲有很大影响,他没想到他看到这么残酷的社会,日本残忍地杀人,遍地尸体。我们老家海盐也因为日本人烧了八天八夜,唯有绮园留下来,因为当时日本人在绮园设立了日军司令部所以没烧。我父亲非常痛恨侵略战争,当时我父亲画《三毛从军记》,他觉得参加宣传会是他的责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这一幅画说三毛看到杀鸡很怕,但看到日本人,不怕。父亲还说,做人胆子不要太大,容易出界。但画画要胆子大一点。

  抗战胜利之后,他画了《三毛从军记》之后,反响非常大。有评论说,张乐平这幅作品完全改变了他原来幽默的风格,《三毛从军记》中可看出张乐平创作思想的改变,完全站在劳苦大众的角度来画,所以父亲被誉为平民画家。《三毛从军记》这部漫画是中国第一部没有文字的军旅题材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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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初的冬天,我父亲亲眼看到三个小孩围着一个铁罐在烤火,他在边上看了很久,因为他当时有三个孩子。第二天,我父亲出来一看,三个小孩已经有两个被冻死了。父亲看着收尸体的慈善机构把那两个冻死的孩子尸体拉走,他想了想,决定要为流浪儿童画漫画。

  (当时)有很多孤儿涌到上海,街上到处都是流浪儿、乞丐。当年《大公报》是中立的报纸,找到我父亲想要他为报纸画漫画。我父亲说,我手里正好有一套,但题材非常敏感,我就怕你们不敢发。《大公报》的人说,你敢画,我们就敢发。我父亲就把《三毛流浪记》给了他们。1947年6月15日,《三毛流浪记》在大公报发表,第一幅作品《孤苦伶仃》,一发表就引起很大反响。

  (一幅作品)六个画面就把三毛身世解说清楚了。有个文史学家跟我说,这一幅画如果用文字表达,很拖沓,但你父亲就画了六格漫画,就把流浪儿童的遭遇都画出来了。这幅画让很多小孩哭了,大家都开始同情三毛。一下子,《大公报》就供不应求。《没头脑和不高兴》的导演张松林说,那时候大家每天早上就看大公报,他就是上班第一件事点一根烟,拿起《大公报》,看《三毛流浪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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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上海物价飞涨,《三毛流浪记》也有很多这样的内容。我父亲身边的钱不够,后来还到了嘉兴,也就是现在姚庄路北望云里19号。我家就像幼儿园,好多孩子都在这边,包括叶浅予先生也把小女儿托给了我们家。父亲每天画一幅漫画,送到火车站,我叔叔在那儿,然后把稿子交给列车员,送到上海,《大公报》再派人去上海北站拿稿子,第二天发表,所以我父亲有三分之二《三毛流浪记》是在嘉兴画的。现在这房子还没有拆,我们正在想办法(在那)搞一个少年儿童活动的地方。

  那一段时间是我父亲相对生活平稳的时间,妻儿都在,又没有上海生活那么紧张,平时可以听书,对他养病也有好处。后来我妈妈1948年在嘉兴生了我小姐姐。

  《三毛流浪记》里,三毛被一个人家收留了,跟他们家的孩子一起去上学。当时太多人来上海,来不及办入学,私立学校就出现了,老师学生都住在一起,就是很典型的上海石库门的房子,借来做小学。第一间教室大家在认字,第二间在生火做饭,二楼课堂还住人,洗衣服水都漏下来,学生只能撑把伞上课。老师是个书呆子,只顾自己读书,根本不管学生被漏下来的水滴在头上。整个一栋房子就是一个学校,上海的百态都在其中。小时候这幅画可以看好长时间。我父亲就比较擅长画大的画面,其中有各种各样的故事在其中。当时画的影响很大,好多画家也根据这个画来这么创作,《七十二家房客》也参考了这个。

——摘自2019年5月31日《嘉兴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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