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工商业城市和文化重镇，上海不仅在工商业方面占了全国总量的一半，文教事业上也属“半壁江山”。解放上海时，中共中央特任命陈毅在担任军管会主任之外，还亲自兼任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可见中央对上海文化界统战工作的高度重视。

　　“6月2日，陈毅市长主持召开的上海工商界座谈会，让广大工商业者吃了一颗定心丸。随后召开的上海文化界座谈会，则让文化界人士如沐春风、如饮甘霖。”党史研究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说，“上海解放之初，陈毅市长主持召开的这两个会议特别重要，使得许多动摇和徘徊中的前政权人士、资本家、知识分子放心留了下来，接受中共的领导，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来。”

　　6月5日，陈毅、潘汉年等在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大楼九楼举行上海文化界座谈会，应邀出席的有科技教育、新闻出版、戏剧电影、美术音乐等各界人士162人，其中包括吴有训、陈望道、巴金、周谷城、周仁、吴若安、蔡尚思、冯雪峰、章靳以、陈白尘、周信芳、舒新城、曹未风、周予同、张乐平、梅兰芳、赵丹、秦怡、周小燕、袁雪芬、黄家驷、赵超构、徐铸成、杨刚、王芸生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可谓名家云集，群星璀璨。

　　选择这里作为会场，并非随意为之。抗日战争时期，爱国进步人士在这里举办过不少讲座、音乐会和戏剧演出活动。吴耀宗、胡愈之、王任叔、雷洁琼、陈鹤琴等曾在此发起“星二聚餐会”，郑振铎、许广平、梅益、顾执中、王纪华、赵朴初等积极参加。名义上是聚餐，其实是座谈，商讨对日斗争对策等。

　　参会人员也是慎重确定的。陈毅指示夏衍拟一份出席者的名单。夏衍编制了一个范围很广的名单，陈毅与潘汉年仔细商量，对名单又作了充分的研究和细致的增补，最终名单上列出了160多人。“这是我第一次与上海文化界见面，要讲讲党的政策，让大家安心工作，所以要记住团结面越宽越好。”陈毅当时说，“所有在上海的文化知识界代表人物，都要请到。当前最重要的事是团结。解放区来的和地下党的、党内的和党外的，都要团结。在不团结这个问题上，我们党过去是吃过大亏的，现在胜利了，更要特别注意。”

　　会议从下午2时一直持续到晚上9时。穿一身黄布军装的陈毅，敞开心扉与上海文化界人士交心。他说：“我这个共产党人，不是天生的，我也算是知识分子出身。我翻译过波特莱尔的诗，写过小说、诗文。我个人的改变就经历了三个阶段：开头是地主出身，信孔夫子那一套；后来接受了新思想，改信了‘德先生、赛先生’，变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最后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经过矛盾、消沉、碰壁，才选择了革命的道路，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这几步我走得都不容易，有别人推动，也有环境的逼迫。”不是训话，不是自得，而是促膝谈心，上海文化界的名流对陈毅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也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会上，吴有训、陈望道、巴金等十多人发言，一致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新中国文化建设共同努力。

　　“我父亲周谷城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后来父亲常常回忆起参会时的情景。”周骏羽说，“在那次会议不久之后，父亲收到毛泽东同志的亲笔信，邀他赴京参加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

——摘自2021年6月11日《联合时报》文章《浦江涌春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