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 ：这个招人疼爱的漫画形象至今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三毛”的创造者，张乐平先生的名字，也因“三毛”而家喻户晓。张乐平，有着“老好人”的外号。他的一生充满着故事。
解说：上海这条幽静街道的两旁，有不少殖民时期留下的住宅建筑。携家带口回到上海的张乐平就在这幢公寓的三层，租下了一套房。
不到一年的时间，张乐平一家又搬到了不远处的另一个叫五原路的街区。这时，张乐平已经担任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并兼任创作研究部部长。
在这条弄堂里有几栋西式洋楼，弄堂尽头的这幢小楼内有两户住家，张乐平一家住二层，大大小小总计有四间房，外加一个三层阁。
张乐平夫妇一共养育了七个孩子，四男三女，张乐平喜欢孩子，在朋友和同事圈中是出了名的。
张娓娓（大女儿）：我们小的时候穿的衣服，全都是我爸爸设计出来的，画好了以后去给裁缝做，做了以后，所以我们小的时候，穿的衣服都是他设计的，有的时候，他拿了一笔稿费，就带我们全家出去玩，那么就去买衣服，都是他选的，我妈妈没有他会看。
解说：小楼前有一个小小的花园，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这个小花园曾是孩子们的天堂。当时，除了张家的七个孩子之外，住在一层的韦家也有不少孩子。
韦然（上官云珠之子）：我舅舅韦布，当时住在张乐平家的楼下，是邻居，楼上楼下的邻居，这是韦布。我妈妈那时候还经常去看哥哥，每次去看哥哥的时候，我就听张朵朵、张晓晓她们跟我讲，说那时候你妈妈一来，我们全趴在窗子上看，说漂亮，穿着旗袍真漂亮，上官阿姨漂亮。我舅舅有八个孩子，张伯伯七个，我们开玩笑叫“七上八下”。
解说：除了这十几个孩子，孩子们的同学也是小楼的常客。
张慰军（小儿子）：就是说好多人都这么说，我爸爸的儿女特别多，除了我们七个，还有好多编外的儿女，也的确是这样。就是有一些孩子，我爸都是喜欢他们，叫他们在我们家，一直到我们家来，他们也是把我们家当作自己的家一样。
解说：大儿子张融融的同学熊耕发从小失去父母，由外公外婆收养，他常常喜欢在张乐平家的这幢小楼里玩耍。
熊耕发：我大概上三年级、四年级的时候，我外公外婆相继去世，去世的这个情况，老师知道了，就在班上讲了，我也没地方住，那个房子当时外公外婆也是租赁的，人家房东肯定要收回去的。这个时候老师一讲，张融融就回去跟张伯伯、张妈妈说了，我们班上的熊耕发他外公外婆死了，现在住都没地方，吃饭么东一家西一家，挺可怜的。张伯伯就跟张融融说：“那行，耕发到我们家来住吧。”
解说：张乐平收养了熊耕发，他还将客厅兼画室内的沙发作为熊耕发晚上睡觉的床铺。有很长一段时间，张乐平晚上作画时，熊耕发就陪在他的旁边。
熊耕发：那时候画画晚了，那时候弄堂里有卖小馄饨，宵夜的，他从口袋里掏啊掏，掏出来两毛钱给我，耕发你去，你一碗，我一碗，然后我就去拿了个小饭盒装回来，他吃一碗我吃一碗，吃完了，“睡觉吧！”我就睡觉，他就去休息了。
解说：自新中国成立后，张乐平的家庭生活逐渐趋于安稳，而他的事业却出现了波折，尤其是“三毛”的创作陷入了困境。
黄可（美术史学家）：新中国诞生以后，他这个三毛形象，是不是需要继续创作，他一下子无所适从了，一下子不能适应。如果继续把“三毛”作为苦难儿童形象再画，好像没有什么好画的；如果转变为新的儿童形象，一下子自己不能适应创作新的形象，另一方面读者是不是能够接受。
解说：解放前，张乐平创作的三毛，表达的主题非常尖锐。而在新中国刚刚诞生之际，张乐平一时还找不到三毛究竟应该表达什么主题。
张慰军：还有些人老是觉得，我父亲画“三毛”还不是画来画去就像《三毛流浪记》里那样穷兮兮，苦了吧唧的那个孩子，要把他改成个脸都是胖胖的，圆圆的，那就是没有“三毛”的特色了。那我觉得父亲也有点想法，那时候他也画了一些画，写了一些文章，当时就是在“反右”的时候就受到批判了。
黄可：解放以后他主要是表现新中国的新的儿童生活，基本上没有批评内容，都是从正面的表现，那也就是比较平了，就比较平了。虽然有些生动的故事，儿童的生活，但是比较平，给人的印象就不深刻，我想是这个原因。如果是赋予《三毛》进行批评的内涵，让《三毛》批评一些社会现象，不好的社会现象，那可能这个印象会深刻，但是张乐平他思想有顾虑，这样搞他也不敢。
解说：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意识形态领域，尤其是文化艺术方面控制得比较严，当时提倡的是正面宣传，不主张反面地揭露和抨击。加之那时政治运动频繁，稍不留神就会遭到批判。
张乐平在朋友的眼中一直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他明明清楚“三毛”的艺术生命不可能建立在歌功颂德之上，而他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去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想法。
黄可：他的老朋友夏衍同志，当时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就请上海漫画工作者协会，专门召开座谈会，讨论张乐平的《三毛》创作问题。当时，讨论的时候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三毛”这个形象已经历史任务完成了，你要画的话，那就另外创作一个形象，这是一种意见。还有一种意见，“三毛”作为旧中国的苦难儿童形象，他渴望解放渴望翻身，为什么不可以存在呢？可以继续存在，来改变他的生活，使他作为新中国的儿童形象来生活，可以画，这样画也很合理，读者会接受。大家希望他保持“三毛”这个形象，在新的生活情况下稍微改变一下。
解说：漫画界一共召开了三次座谈会，这对张乐平来说意义很大，他终于结束了苦闷和等待，重新振作起来。他又拿起了画笔开始尝试三毛形象的转型。
张乐平考虑再三之后，决定把三毛创作的重点放回到儿童的日常生活中去。
为了观察孩子们的言语动作，张乐平经常到附近的幼儿园和学校写生，几个儿女也是他的模特儿。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张乐平创作了《三毛翻身记》，《三毛日记》，《三毛今昔》，《三毛迎解放》等一系列作品。
在这个阶段张乐平的“三毛”作品，爱的主题占了很大篇幅：友爱同学，尊敬老师，帮助长辈，爱护幼者，直至爱护花木、图书、公共财物。
平心而论，漫画不用于讽刺，不用于批评，而用于歌颂，用于赞美，艺术上的难度是很大的。新三毛漫画的艺术水准和影响难以超越《三毛流浪记》和《三毛从军记》。
通过新旧两个社会的“三毛”的不同遭遇来表现主题，是新三毛作品系列中，张乐平寻找到的一个创作角度。
张乐平一生只有两大爱好，一是画画，二是喝酒。酒在他的生命中，地位绝对不比绘画低。即使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被迫放弃了画笔，但也不肯放开酒杯。酒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酒给他带来了无穷的享受，同时也带来了身体的伤害。
谢春彦（著名画家）：上一辈的画家，南方的画家，老画家们大部分都好酒，尤其好南方的特产黄酒，就是上海人讲的绍兴酒。张先生尤为好酒，他非常喜欢喝酒，他喝了酒以后，我现在还能很生动地想出来，他脸上微微地堆上一点酡红，眼睛发亮，讲起话来也就放松了，会讲很多好玩的事情，跟他平常的那种，不太苟言笑的张先生判若两人，所以我后来想，黄酒对张先生不但是他的爱好，更重要的，我认为这个酒使他放松。
解说：张乐平最钟爱的酒是家乡海盐出产的黄酒。
丁锡满（解放日报原总编）：因为他家里负担很重，他不是吃好酒的，他的酒就是海盐一坛一坛的，这么一坛三十多斤，拿来，把它打开，打开后每天喝两顿，每顿喝半斤酒，吃完一坛再去买一坛，瓶头酒比较贵，绍兴的酒比较贵，它海盐的酒，一坛的酒比较便宜，他是一坛一坛吃的。他有时候有法国白兰地，他不舍得一个人吃的，他都事先告诉我，人家送给我一瓶法国白兰地，什么时候你来，我们两个一起分两次吃掉它。
解说：张乐平的人缘一直很好，大家都叫他“老好人”。由于张乐平好酒又好客，文化界的许多朋友都爱上他家喝上两口。丁锡满就是常客之一，这张画桌常用来充当他俩的酒桌。
丁锡满：这台子，笔、墨、东西放满了，我们就吃酒、吃饭，我们两个人吃饭，我们两个人吃的时候，不跟他家里人一起吃的，就我们两个人吃饭。这个台子的一角，放了点小菜，两瓶酒，他一瓶我一瓶，放在那里吃的，台子不小，多功能的台子，吃饭的地方就很小，所以小菜有时放不下。他的沙发，做下去弹簧要夹屁股的，所以他的沙发我是不坐的，沙发布已经破了。
解说：解放后，张乐平享受着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工资为180元，外加一些稿费。夫人冯雏音在厂校任高中语文老师。俩人收入相加虽然不少，但家中有七个儿女，外加保姆，十来口子的开销一直很大。另外，随着孩子们的长大，住房紧张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了。
黄可：所以当时美协把多出来的一处房子，想给他，因为这房子比较高档，他说，他好像不好意思接受，怕太招摇了。
解说：张乐平拒绝了，他宁愿呆在拥挤的老地方，原因是他怕引起别人的议论。
张慰军：我们家小孩也多，总是难免发出点声音，他怕我们影响他，他画画一般都是在晚上。但一到晚上，大家都很安静，母亲就要跟我们说，你们注意点，你爸爸在画画。
解说：如果提起张乐平的作品，大多数人联想到的恐怕只有“三毛”。其实张乐平的绘画造诣是非常深的，除了漫画，他还在中国画，水彩画，年画，速写，素描等等画种中有绝佳的作品。
在上世纪的50年代，张乐平创作了不少年画，这些洋溢着那个时代气息的作品，曾经被无数家庭贴在墙壁上。
在同行的眼中，张乐平的绘画技巧主要表现在细腻、老道和娴熟的驾驭能力，他的绘画作品有着很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徐鹏飞（中国美术家协会漫画艺委会主任）：人们往往一提到“三毛”，光谈到这部艺术作品，很少去进行艺术上的分析，因为它的构思，它漫画的特征太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都是《三毛》这个内容，其实张乐平的绘画技巧，是相当高的。我们常常讲，张乐平的作品，它有南方人这种细腻、精确，就是画人物非常生动，每一个小的细节，一个服饰，一个手势，这些小道具，都非常有那个时候的生活，那个年代的时代感，但是这个需要技巧，你要能画得上去。
解说：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中期，是张乐平一生中最为顺心的日子，虽然也曾经有过创作上的苦恼。但总的来说还颇为顺利，他的作品不断，社会地位也一直很高。在无数小朋友的心目中，张爷爷是他们崇拜的人物。
然而，1966年开始的“文革”改变了这一切。
“文革”开始前夕，张乐平正处于创作《三毛日记》的热情之中。忽然一夜间，周围的一切都和以前完全不同了，他被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画家”,“反共高手”的帽子，他的家门口贴满了大字报，张乐平三个字上面还分别画上了红色的叉叉。一向老实胆小的张乐平给吓蒙了。
张慰军：我们小时候跟他出去，马路上的小孩子都会跟他讲：“张乐平叔叔好，‘三毛’叔叔好。”到了“文革”时候，有一次我父亲出去，“一二三”他们就，我父亲又以为他们要叫 ‘三毛’叔叔好或者张乐平叔叔好，他们说“打倒张乐平”，我父亲听了心里很难过的。
谢春彦：美术界的第一次的“造反派”所谓的批判大会，我们很多美术界的人也被通知，到所谓的“战斗电影院”去参加。那个会大概开了两三个小时结束了，当时把那些老先生弄在台上，也弄得非常疲乏了，你想那个精神是非常紧张。然后散会以后，我就尾随着张先生回家，他住在徐汇区的五原路，我就陪他走了一段，张先生看来是非常害怕。所以另外一个漫画家叶浅予先生说：“乐平，从年轻的时候就胆小。”你想想看，那样的批斗场景，对他来说是很少经历的，张先生，我跟他讲话的时候，快要到家的时候，他讲话还是微微有点发抖。
解说：自抗战时期张乐平和丰子恺在汉口相识后，两人关系一直很好，解放后，丰子恺任上海美协主席，张乐平为副主席。张乐平很尊重丰子恺，一直视他为前辈和领导。
徐昌酩（著名画家）：有一次和丰子恺先生两个人去挨斗，那天重点批丰子恺，去斗他们的人又不认识哪个叫张乐平，哪个叫丰子恺，将批斗牌给他们挂上去了，挂上去了之后，他们也不敢，头就低着了，也不看自己牌子，总想挂得对的。但是一直听着把丰子恺拉出来，打倒丰子恺，喊口号，张乐平看看牌子，丰子恺站在后面，我在台前面，拳头都是往我那里伸，他一看，“丰子恺”自己挂着。他如果那个时候说，我不叫丰子恺，我叫张乐平，这样不是把丰子恺先生推到前面来，所以出于一种友爱，代人受过，他毕竟年纪比丰子恺先生年轻一点，也是一种友爱，因此这个代人受过是应该的，所以后来斗好之后，丰先生说你今天代我受过了，他说这是场笑话。
解说：批斗会结束后，他们两人结伴回家。
徐昌酩：实在走不动了，走不回家里去了。“我们要叫个三轮车。”张乐平说，“我们要走一段路，再叫三轮车。”他弯了一个小弄堂，往后看看，再弯了一个小街往后看看，怕后面有人跟着，又要被拉回去的。当他弯了两条小马路，叫了个车子，两个人坐上之后，要求车夫把篷撑起来，拉起来，那个车夫说今天不下雨，你们要拉这个篷干嘛？“今天风大，你还是把篷拉起来。”他怕被别人看到。这个故事也很心酸。
解说：“文革”中，令张乐平担忧和恐惧的还有红卫兵频繁地上门抄家。
张慰军：好多红卫兵包括北京来串联的红卫兵，都想到我们家来抄家。然后到我们家来抄家的时候，我们的一些邻居，那些邻居都是特别朴实的劳动人民，都冲出来帮我们家说话：“他们家已经抄过家了，你们不能再进去抄了，该抄的也已经抄走了。”
解说：张乐平的一生中也有过一些收藏，比如说他特别喜欢陶器，石头和一些民间工艺品，这些藏品大多不是很值钱，但也有个别的价值不菲。“文革”中，不识货的红卫兵将它们几乎都打碎和破坏了。
除此之外，张乐平最心疼的物件就是他多年珍藏的“三毛”画稿，这场浩劫令他最痛心的事情之一，就是这些画稿许多被毁了，甚至很多画稿是被逼之下由他亲手撕毁的。
丁锡满：张乐平他没有多少宝贝，他的宝贝就是他的画稿，他的画稿就是他的命根子。“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要他在造反派面前，把自己的画稿撕掉，一张一张撕掉，丢在地上面，叫他去拿扫帚，扫到簸箕里面去。
解说：这些逃脱厄运的画稿能保留至今实在是难得。“文革”时期，造反派逼他撕毁画稿后，他会趁没人注意的时候，将那些被扫入垃圾箱的画稿碎片拾起来，藏进包中带回家。那时，当他向家人讲起这些事的时候，眼中总是含着泪花。
“文革”中，张乐平遭受了数不清的批斗。一度，他的精神快要支撑不住了。他想到了死。
丁锡满：张乐平也曾经有过这个念头，他遗像都画好了，因为他不大擅于用文字表达，他都用画画表达，他没有写遗书，他就画自己的遗像。这个遗像眼睛怒目而视，胡子一根根像刺刀一样竖起来，这说明他非常愤怒。他旁边写了两个字“爸爸”，他想留给他七个子女，就这一幅绝命画留下来，当时他批斗半夜三更回来之后，他就画了这幅画，准备自杀的。但是他仔细想想，我这样自杀有什么意思呢？有谁晓得呢？有谁晓得你冤枉呢？后来他想清楚了，他念头一转又不自杀了。
解说：在“文革”那些日子里，张乐平的工作、生活、家庭都被改变了，唯独不变的一件事情就是喝酒，尽管那时他连喝酒都受到了限制。
张慰军：造反派就不准他喝，甚至把大字报贴在我们吃饭桌子边上的墙上，贴着“不准张乐平喝酒”，而且“张乐平”上面还打了红的叉，但是我父亲也偷偷地喝。我们吃饭的桌子有个抽屉，他就把酒放在抽屉里面，偷偷地喝一点喝一点。
谢春彦：“文革”的时候，我和戴敦邦先生常常陪张先生到黄河路，黄河路北京路的北面的一段。马路上有几个小摊子，寒冷的冬天，一个小摊子，花一毛五分钱，可以要一碗豆腐咸肉汤，就是一块很肥的很差的咸肉，有几块豆腐。然后每人要一碗酒，有点像鲁迅所描写的，那个阿Q在咸亨酒店喝酒一样，不是拿杯子的，一个粗碗，就坐在长板凳上，三个人坐着，陪张先生喝酒，我的酒量不行，张先生这一碗还不够，我当然会匀一半给他。
解说：“文革”中，张乐平和酒友常聚在这里。那时，这家餐厅还很破烂。
谢春彦：很穷的老百姓去吃饭的地方，我们好多次陪张先生在那里喝酒，喝了酒以后，他就生动了，他就高兴了，忘记了很多东西。
解说：“文革”时期，张乐平和丰子恺见到的最后一面是在上海华山医院。
徐昌酩：在“文革”中间有一次，晚上我悄悄到他家里去敲门，去看他。他一个人在喝酒，因为平时总是他请客，他是组长他稿费多，上馆子。他还是蛮风趣的，今天你来看我，我不请客，我自己在吃老酒，拿两颗黄豆吃吃。他说你来得正好，我给你个任务，你到华山医院去看看丰子恺先生，我听人家说，他因为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之后，连看病都不给他进病房，把他放在走廊里面。
张慰军：有一次我父亲发高烧，我们叫了三轮车，把我父亲送到华山医院去挂急诊，一到挂急诊，我父亲已经是吃不消了，发烧发得很厉害。但是这个时候，医生看到我父亲病历卡的名字，因为都知道他，就偷偷地跟我爸说丰子恺老先生也住在这里，他也是挂急诊进来的。我爸爸一听，他就挣扎地起来，一定要去看看。两个老朋友碰到，因为丰子恺先生是我父亲一直很尊敬的老前辈和老领导，我父亲就去看他，看他的时候，他们俩都很激动，后来没有多少天，丰老先生就去世了。
解说：长达十年的“文革”终于结束了。这时，张乐平已经66岁了。“文革”十年毁掉了他最佳的创作时期。满怀重获新生的喜悦，张乐平又拿起了画笔，回到了画桌前。
此时的张乐平已经是一个老人了。年轻时那英俊潇洒的外表已经被岁月夺走。两鬓霜白的他痴心不改地又一次画起了“三毛”。1977年6月1日这一天，解放日报刊登了张乐平新创作的《三毛学雷锋》。之后他又创作了《三毛爱科学》、《三毛与体育》、《三毛旅游记》、《三毛学法》等系列连环漫画。
在“文革”之后的几年里，张乐平一直处于高度的创作热情中，他非常珍惜时间，工作的强度完全不像一个将近七十的老人。
这段日子也是张乐平社会活动最为频繁的阶段。来自方方面面的邀请，大大小小的会议，各种各样的应酬，张乐平都一一应允，他这个“老好人”的外号有时背负得非常沉重。其实在内心深处经过了大起大落的跌宕之后，张乐平最牵挂的事，是他的绘画创作。
这幅“文革”后创作的漫画《一字无成》，表达的正是当时张乐平的真实内心。
“文革”后，张乐平创作的这些漫画直接指向了当时社会最为尖锐突出的问题。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广大人民群众的住房问题，一部分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以及见利忘义的假冒伪劣商品问题等等。
步入晚年的张乐平一直保持着创作激情，然而终于有一天，他的手开始不听他的使唤了。
1983年，张乐平被查出患有帕金森氏疾病，最初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手不停地抖动。为了能继续画画，张乐平和疾病一直在斗争。他每天坚持画画，但是，曾经是他最为在行的线条现在已面目全非了。
张慰军：我当时觉得，我爸爸怎么突然间老了？老到画一笔要这么艰难的程度，我就觉得比较可悲。其实最痛苦的还是我父亲，他曾经为了手抖，他就不停地练，他希望能控制手，但是还是不行。
解说：这是张乐平最后想要完成的一部作品《人到老年》，可这时，他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握笔的手几乎完全背叛了他，他脑海中浮现的画面已经不能通过画笔来呈现了。《人到老年》只画了11组，最终没有完成。
韦然： 八十年代的时候，张伯伯每年春天要到北京去开会，他们家里就委托我来陪他，我就经常到他的住地去看他。他要喝酒，我去他总让我给他带酒。他很注意表现和形象，他要喝酒又不能露出来，他让我偷偷地把酒带进去。他把白兰地倒到一个玻璃茶杯里，他穿中山装，中山装袖子很长，他抓着那个酒杯，放在那袖子里，然后拄着拐杖，我扶着他，袖子很长，酒放在里面，然后走进餐厅，到了餐厅以后坐下，把杯子往那桌子上一放，像茶，然后他就这么喝。
解说：虽然医生与家人一再劝阻，张乐平仍无法改掉喝酒的爱好，这对他的病情是极为不利的。晚年，他宁可不靠安眠药，而选择依赖喝酒入睡。
张乐平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了。
1989年，就在张乐平被帕金森综合症折磨得非常痛苦的时候，一封从台湾来的信件给了他很大的安慰。台湾女作家陈平，因为从小对《三毛》 作品的喜爱，长大后特意将自己的笔名起为“三毛”。信中三毛表达了来上海看望张乐平的愿望。
张乐平一家就像欢迎一个久别的亲人一样接待了三毛。三毛当年送给父亲张乐平手表的指针至今仍然在走着。
谢春彦：我记得我到淮海路去买了一个烤鸭，又买了两瓶张先生很喜欢喝的黄酒，张先生那个时候，身体已经不是太好了，平常因为身体不好言语不多，但是那天三毛在一起吃饭，我看他喝了一点酒脸泛红光，真的非常高兴，眼睛里就放出他从前那种很智慧的光芒来。
解说：这一老一少的“三毛”在一起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他们没有血缘，却胜过了血缘，他们以父女相称，以知音交流。
谢春彦：师母就是张太太还去买布，叫裁缝给三毛量身材，因为三毛喜欢中国大陆的中山装。
解说：之后，三毛每到一处，都会给张乐平、冯雏音寄上一封明信片。然而这份感人的亲情由于三毛突然辞世而中断。
谢春彦：张先生手本来就抖，那天手抖得更加厉害，几乎不能执笔，后来写了四个字叫“痛哉平儿”。
解说：自从住进这幢小楼之后，张乐平就再也没有搬过家，他在这里整整生活了42年。在这里张乐平和夫人冯雏音将七个孩子都一一抚养成人，而他们自己却老了。
1991年3月18日，是张乐平和冯雏音的金婚纪念日。这天，七个子女将已经住进医院的张乐平接回家中，为他俩举办了金婚纪念。
张慰军：他们经常吵架，从来不为大事情吵架，大多数就是为了我父亲喝酒，她不让他喝酒就争吵。
解说：在住院期间，张乐平仍旧没有改掉他一生的两大爱好。
张慰军：到医院去看他，他就跟我说，你明天再来，帮我带一个热水瓶来，我已经心领神会，我就笑了一笑，为什么呢？他让我拿个热水瓶，他那里不是缺热水瓶，而是希望拿一水瓶的酒去。
解说：住院期间，只要身体情况好一点，张乐平就会作画，这期间他还在画“三毛”。这张，是他当年住院时的作品。
1992年9月27日，张乐平离开了这个世界。
丁锡满：在张乐平去世的追悼会上，我叫他的儿子给我买了一瓶绍兴老酒，再带了个酒杯，我就在他灵前告诉他说：“我们的酒还没喝完，你喜欢喝酒，我现在送你，要跟你告别了，请你最后干掉这杯酒吧。”讲了之后，我就把这酒，倒在他灵柩前面的地上面。
解说：“老好人”张乐平在朋友们的心中是什么形象呢？这些为张乐平而作的漫画，虽然出自不同画家之手，而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两个内容：一个当然是酒，另一个当然就是“三毛”了。
张乐平其实也就是这么地简单，他爱喝酒，爱画画，特别爱“三毛”。他所爱好的事情一生都没有放弃过。
在张乐平的老家海盐，有一处张乐平的纪念馆，巴金题的馆名。纪念馆一点都不奢华，甚至可以说过于朴素。纪念馆中有张乐平的遗作展，这个展厅由夏衍题名。
张乐平走了，但他把他的精神留下了。他的精神不仅留在这个纪念馆里，更重要的是，留在了作为他的子孙后代们的心里。
这是海盐的三毛小学，这里的学生最擅长的才艺就是画漫画。
在张乐平的铜像上，三毛陪在他的身旁，下面刻着他的一段话：“大树是由苗苗长大的，对苗苗我们要精心灌溉。”
总编导：李瑛 编导：白冰、王唯 撰稿：李瑛、白冰
上海电视台艺术人文频道 《肖像》栏目
2009年6月9日首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