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 ：这个招人疼爱的漫画形象，至今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三毛”的创造者，张乐平先生的名字，也因“三毛”而家喻户晓。张乐平，有着“老好人”的外号。他的一生充满着故事。
解说：在杭州湾北岸海盐县境内，有一处美景早在宋代已远近闻名，它就是南北湖，南北湖以其闲雅野趣散发着江南韵味。1910年11月10日，张乐平就出生在海盐县。
其实，张乐平的祖上在余姚，为了逃避战乱才来到海盐。据说祖辈们一次在一个水塘边洗碗时，碗掉进水塘里，按当时的风俗，碗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就这样他们在海盐一个叫黄庵头的地方买了地，盖了房。繁衍了几代后，就成了现在的张家门。
张乐平的父亲是清末拿俸禄的秀才，当时，是黄庵头村里难得的读书人。后来清朝科举制度废除以后，津贴取消，他改行当了教书先生。
张乐平原名张昇，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全家六口的生活光凭父亲教书的薪水难以支撑，好在母亲是女工活的能手，靠剪纸，绣香囊挣钱补贴家用。
张慰军（小儿子）：我的祖母能写一手很漂亮的柳公权，而且画画也画得很好，她的剪纸和绣花，都是她自己打的花样。
解说：张乐平的母亲出身城里的体面人家，既有文化又懂持家。
张乐平小的时候，母亲常常教他剪纸花，用蜡烛油捏小动物，比他长几岁的姐姐也会站在一旁看热闹。
张乐平九岁那年，母亲因病离开了人世。第二年，父亲又患重病卧床，原本还过得去的日子一下变得艰难起来。转眼到了张乐平初小毕业的年龄，父亲勉强凑足钱，送他去县立小学读书，在那所学校里，张乐平遇到了一位叫陆寅生的老师。
陆文宪（陆寅生之子）：我父亲告诉我，那时候教书的时候，他班上有一个学生是很聪明的，在念书的同学中间他特别注意有一个同学叫张昇。
解说：在那时，陆老师就教学生们画起了漫画。张乐平在他的指点下，显露出了天赋。
陆文宪：父亲就发现张昇天资聪明，在这个方面比较有天才。
解说：这张讽刺军阀曹锟的漫画是张乐平的处女作，当时张乐平只有十三岁。
黄庵头村紧靠杭州湾，从村里到海边走路也要不了多少时间。每天落潮时分，村里的大人小孩都会到海滩上拾黄泥螺，捉螃蟹。
张乐平在县立小学读书的几年间，家境越来越窘迫。由于父亲失去了工作能力，二哥不得已，外出当了学徒，家中的一切由姐姐操持。假期时，张乐平想画画，可是家里连买一张纸的钱都没有，所以，他经常在海滩边用竹棍子画画。
十四岁时，张乐平小学毕业。父亲再也无力供他升学，第二年便托人送他到上海南汇的一家木行当学徒。
张慰军：那个老板是抽纸烟的，抽的时候要有个纸媒卷起来。我父亲看到纸，就很兴奋，觉得这个纸他可以利用，而且这个纸媒卷起来的时候，外面也看不出什么，所以他就在这个纸媒上画画，然后，画完画以后，再把它卷起来，就给老板抽纸烟的时候用。但是，他画的时候是用毛笔画，毛笔画。后来有一次老板发觉纸媒怎么老是要灭掉，就有一次把他卷好的纸媒打开一看，里面原来是画，把我父亲骂了一顿，因为他的纸媒就没用了。
解说：说是学徒，其实从早到晚忙得尽是做饭，打扫，带小孩，洗衣服，换水烟筒等杂活。张乐平之后的《三毛流浪记》中许多故事情节就是从这段生活中汲取来的。
张慰军：老板晚上要出去赌钱，要很晚回来，他就要我父亲守着门，等着他。我父亲就趁这个机会，每天也就这么一点的空闲时间可以画画。然后，有一次，天很热，蚊子很多，他就想出个办法，他看到有两个酒缸，然后他就把两个脚伸到缸里面，然后再画画，蚊子也咬不到他了。后来，他经常这样，有一次是画得太入迷了，老板突然回来了，回来后就很用力地敲门，我父亲一惊，马上站起来，忘记两只脚伸在缸里，一下子要去开门的时候，就摔倒了，结果把两个缸也打破了。老板一看，就把我父亲打了一顿。我父亲这一摔，耳朵上有个疤，就是当时摔出来的，这个疤年纪很大的时候还有。
解说：十七岁那年，张乐平借口姐姐出嫁离开了木行，回到了海盐老家。
自母亲去世后，姐姐就代替了母亲的角色。张乐平和姐姐的感情一直很深。
在老家呆了一年后，张乐平随姐夫到了上海，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海盐老家生活过。
多年之后，张乐平画了这幅画，起名为“童年的回忆”。他将十七岁以前的回忆几乎都浓缩在这幅画中了。
到上海后在姐夫的帮助下，张乐平进了一家私立美术学校学画。
张慰军：但是他不是很喜欢美专的那段生活，因为美专那个时候，老师叫他除了正常的写生之外，还叫他去画月份牌什么的。我父亲不是很喜欢画月份牌。
解说：可是，出于生活所迫，刚到上海的几年间，张乐平也只能靠画广告，设计时装，画图书插图来维持生活。
从1932年起，张乐平将主要精力投入漫画创作，他经常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作品，逐渐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漫画家。
黄可（美术史学家）：20世纪30年代上海漫画成为黄金时期了，盛况空前，它的标志是漫画家人数多，作品多，出版的漫画刊物多，作品的题材、体裁、形式、风格多，这是个标志，当时涌现新的漫画家群体有40几个。他作为中国优秀漫画家的第二梯队，比如华君武、蔡若虹、丁聪，张乐平等等，都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
解说：1935年，25岁的张乐平，开始创作“三毛”。这本由文史学家魏绍昌珍藏的报刊剪贴，留下的是最早的三毛形象。遗憾的是，这些画作的原稿如今已不知失落在何处了。
张慰军：30年代的时候，好多画家都创作了漫画的人物，但是没有一个儿童的形象，我父亲当时就想，应该画一个儿童的形象，那么他就画了一个小孩子，原来是个光头，后来上面加了三根毛，就叫“三毛”。“三毛”就是这么加了三笔加出来的。
解说：当时连环漫画几乎都配有文字说明，张乐平开始创作三毛这个形象时，试图尽可能减少借助文字的帮助，用线条来表达故事内容。使当时中国大量的文盲和不识字的儿童也能看得懂。
在最早的“三毛”故事中，主要表现儿童的天真、率真、单纯和幼稚。虽然有些故事也触及到一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但大多仍以幽默风格为主，看似简单的画面却常常带有寓意。
25岁的张乐平在当时的上海滩已经很有名气了。“三毛”的出现，使他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漫坛的地位进一步确立和提高。
1936年，一部名为《小孤女》的电影极受热捧。童星主演陈娟娟被誉为中国的秀兰·邓波儿，红极一时。张乐平将电影《小孤女》编绘成了连环画，这在中国的连环画史上开创了将电影编绘成连环画的先例。在那个时期，二十多岁的张乐平凭着他的才华和英俊的外表拥有无数崇拜者，其中不乏年轻的姑娘们。在张乐平的崇拜者中，有一位名叫冯雏音的女孩。她出身名门，家境宽裕，在那个年代，出门已有包车接送。
张慰军：我的外祖父是律师，当时在上海也是比较有名气的。我妈妈是从小养尊处优的，她小时候也是看了我父亲的画，也算是一个我父亲的粉丝，她特别喜欢我父亲画的《小孤女》。
解说：冯雏音有一幅好歌喉，还是一个热血青年。在抗战期间，她不顾家庭的反对，16岁只身离家参加了抗日宣传队。
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上海滩，漫画界十分兴盛繁荣。许多漫画刊物也应运而生。张乐平在此期间特别活跃，他和叶浅予、张光宇、胡考、特伟等人，在上海创办了一个“漫画俱乐部”，并酝酿起了构建全国漫画家组织的计划。当时张乐平和其余六位漫坛精英首批被推选为全国漫画家协会筹备委员。但是全国漫画家协会的工作却因日寇的炮火而搁置了起来。
1937年日寇发动了“七七事变”，8月13日炮火又在上海响起。漫画界立即组织起来，成立了抗日救亡漫画宣传队，叶浅予为领队，张乐平任副领队。
黄可：全国抗战形势发展很大，觉得我们上海的漫画家不能只在上海，必须走向全国，于是就成立了一个抗日漫画宣传队，当时队长是叶浅予，副队长是张乐平，首批队员有七个，后来又陆续加入一些漫画家，一共有十几个。
解说：张乐平随抗日救亡漫画宣传队离开了上海，奔赴各地宣传。他们一边赶制漫画，一边举办“抗敌漫画展览”，并将漫画贴遍沿途大小城市的街头巷尾。
在1937年的9月初，抗日救亡漫画宣传队来到了南京，在南京的一个星期内，他们赶制了两百多幅漫画，还冒着频繁的空袭警报举办画展。南京市民对漫画展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黄可：在1938年1月1日，创刊了自己的漫画刊物《抗战漫画》，是半月刊，在那里一共出版了十多期。在这个刊物上，张乐平的作品是最多的，《抗战漫画》这个刊物，有四期的封面由他设计的。
解说：南京沦陷前，漫画队撤到了武汉，隶属于由郭沫若领导的国民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后来，叶浅予因工作需要离开了漫画宣传队，由张乐平全面主持漫画宣传队的队伍。
在武汉时，张乐平创作了大量的抗战漫画，也结识了不少名人和文化界人士。他与前辈漫画家丰子恺先生就是在汉口与朋友们喝酒时结识的。
张慰军：1938年5月19日的那天，这是我父亲经常说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5月19日的时候，中国有几架飞机飞到日本的领空。
黄可：丢了几万张传单（按：据当时报纸称，空袭前后散发的传单总数不下百万张），其中许多传单就是漫画宣传队画的。
张慰军：而且后来引起日本漫画界的震动，他们还开会，就是说不得不承认：“我们漫画已经输给中国了。”
解说：1939年春天，漫画队来到浙江金华，曾经是张乐平崇拜者的冯雏音也在金华，她已是浙江中心剧团的一名主要演员了。
张慰军：我父亲在金华搞抗日宣传画展的时候，人手不够，大家都是宣传队，所以就请了当时在金华的演剧队，大家一起来帮忙。那时候我父亲就认识了我母亲，大家又是上海人，又是我母亲以前就知道我父亲的名字，所以他们后来就越来越熟悉。
解说：张乐平和冯雏音非常投缘。1941年3月18日他们结为夫妻。
张慰军：我父亲的手很巧，他把医院那些橡皮膏背面的纱布，就做了一个婚纱，给我母亲披上，然后，就搞得挺开心的。虽然大家没什么钱，没花什么钱。
解说：婚后的第二年和第三年，两个女儿相继出世，而张乐平夫妇的处境却越来越糟糕。
随着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被解体，漫画宣传队已到了无法立足的地步，队员中有的改行，有的离去，曾经热火朝天的漫画宣传队变得清冷萧条起来。
1942年春夏之交，日军开展大规模的扫荡，所到之处，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在这兵荒马乱之际，张乐平夫妇带着女儿一路逃难。为了活命，他们俩在路边摆过一个小饭摊，出售上海饭菜，张乐平亲自掌勺烧菜做饭，冯雏音张罗招待食客。张乐平还不得已在广场上靠卖速写和重操广告旧业来养活一家四口。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张乐平始终坚持创作抗战漫画，最后只剩他一个人孤军作战。
徐鹏飞（中国美术家协会漫画艺委会主任）：他是坚持到最后的一个人，中间有很多漫画家由于各种原因相继离开了，他是一直坚持到最后。
解说：1945年11月，张乐平回到了上海。出于他的名气，一抵沪他就接到了《申报》馆等各家报刊的约稿。抗战八年间，张乐平虽然创作了无数作品，但“三毛”的创作却被搁置了。此时面对《申报》馆的约稿，结合八年来的生活体验，他产生了创作《三毛从军记》的想法。
这些是留存至今的当年张乐平创作《三毛从军记》时的手稿。与八年前偏重生活趣味的三毛形象相比，《三毛从军记》中的三毛形象表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主题。《三毛从军记》以政治讽刺性为主，它揭露了社会混乱之下民众的种种苦难，以及腐败的政府和军队中的丑陋现象。
抗战八年，是张乐平创作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他跳出了个人狭小的生活圈子。颠沛流离的生活和几度生死的战争经历，以及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所见所闻，使他更深入地认识了现实社会。
在《三毛从军记》的创作过程中，张乐平的三毛形象从早先的幽默风趣转变为尖锐辛辣的揭露和抨击。
《三毛从军记》全部作品一共120多页，每页由4至6幅的画面构成故事。1946年，《三毛从军记》在上海《申报》发表，引起了又一次轰动。 1947年2月，大鹏书社将《三毛从军记》分三册出版。但这套连环画自上世纪50年代后，由于内容涉及到国民党军队抗日的一面和腐败的一面，曾长时间在海峡两岸均成为禁书.
戴敦邦（著名画家）：当时像我们这种小学生，要买本画册也很困难。所以有的时候把一个月的早点费，吃早点的钱舍不得，省下来，好像要半个月到一个月，才能买到一本《三毛从军记》。我有时也同张乐平说，我现在的胃病，主要在小时候每天早饭不吃，就买了你的书，我说你要负责任的，哈哈。
黄可：因为他担任副队长，他是穿军装的，而且是校级军官的军装（按：漫画宣传队不属于部队编制，军装上没标明军衔），他们在国民党军队里可以自由进出，开展活动，对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情况比较了解。这个他以前是不知道的，看到国民党军队内部的不少问题，比如说，官兵之间缺乏平等，相互关系冷酷无情，长官对士兵进行压迫、虐待，长官往往贪公、违纪、见利先得等一些腐败现象，所以他觉得要把这些东西揭露出来，使得人民群众看到我们的军队，虽然抗战胜利了，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那就是国家没希望了。他就是表现在“从军记”，一般来说“从军记”，抗战之前从军合理，抗战胜利之后还在从军，他目的就是揭露国民党内部，这样一个背景。
解说：在《三毛从军记》的创作完成不久，张乐平又开始酝酿起另一个有关“三毛”的题材。这是1947年的年初，当时作为十里洋场的上海滩，有不少流浪儿的集中地，这个曾经叫做郑家木桥的地方就是其中之一。
王龙基（电影《三毛流浪记》“三毛”扮演者）：张伯伯讲了这个事，为什么画《三毛流浪记》，因为当时他就在徐家汇那儿住，（按：地点有误）。有一年冬天下大雪，晚上他路过大概是乌鲁木齐路口的弄堂（按：地点有误），有一个人家烘山芋的炉子，看到三个孩子，大概是八九岁的流浪儿童，拿手伸在炉子里去，用点余火取暖，那个小孩特点就是披着一个破麻袋，光着脚，哆哆嗦嗦围在那个地方取暖。第二天早晨，他路过那儿，二个小孩已经僵死在那儿了。那个时候的上海，解放前的上海，一到了下雪天以后，有收尸队来收流浪儿童尸体。所以当时张伯伯非常气愤，所以他决心要画《三毛流浪记》，他跟我讲过好多次。
张娓娓（大女儿）：那时候解放以前，他带我们出去玩，我印象很深的是，门口都是这些讨饭的小孩子，以前叫小瘪三，就是乞丐。我爸爸走过，我就看他经常看他们，盯着他们看。
解说：从1947年初开始，张乐平开始创作《三毛流浪记》。在创作《三毛流浪记》时，为了获得素材，张乐平设法和流浪儿交朋友。一次，就是在郑家木桥，有不少流浪儿聚在一块，张乐平主动上前搭讪，当时张乐平身穿的是西服。这些被人歧视贯的流浪儿，对衣着体面的人一直心存戒备，因此对他不理不睬。
当张乐平明白了这个原因后，第二天，他换了一套破衣服，还买了一些大饼油条，再次来到郑家木桥流浪儿聚集处。一会儿，流浪儿们慢慢围了过来，张乐平随即将食物分给了他们。于是，张乐平和流浪儿围坐在了一起，张乐平向流浪儿讲起了自己小时候当学徒时的故事，流浪儿也各自吐出了苦水。就这样，通过一次次的交往，张乐平和这些流浪儿逐渐熟悉起来，就成了朋友。正是这些流浪儿亲口向他述说的苦难经历，成了《三毛流浪记》最生动的素材。
《三毛流浪记》从1947年6月15日开始在上海《大公报》上连载。这部作品引起的强烈反响竟然大大超过了张乐平之前的三毛作品，读者人数也远远超过了从前。除了对作品本身的关注，读者们还对作者张乐平如何创作这部作品的过程表现出了兴趣。
徐昌酩（著名画家）：我听过他跟我讲的故事，他为了描绘三毛，车子推桥头，就是三轮车要过桥，要有人推一把的，小孩推，他一起推，他去接近那些小孩。他那个时候，在大光明、国际饭店，黄河路上面，有很多小孩是贫困的，因为这里面比较繁华，他们在乞讨。他也常常跟他们相处，正因为相处了之后，他们会把他们的生活都反映给他。
解说：在《三毛流浪记》中，除了用“四个字”表达故事的题目外，张乐平仍坚持不用文字对白和文字说明。用画笔带来的线条表达内容是“三毛”的独特风格，也是张乐平追求的漫画形式。
《不白之冤》由四幅画面组成，通过非常简单的线条，“三毛”令人同情的苦难处境鲜明地展现了出来。
《三毛流浪记》中有很大篇幅讲述的是“三毛”当学徒的故事，这是张乐平根据自己十几岁时的生活经历创作的。十几岁时，张乐平除了在木行当过学徒，也在印刷厂干过活。《三毛流浪记》中三毛当学徒时干的活正是张乐平当学徒所干的活。张乐平一直说：“我就是在三毛的世界里长大的。”
《三毛流浪记》中，每页故事的题目，有些是张乐平的爱人冯雏音给起的。冯雏音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字功底扎实。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三毛流浪记》是他们夫妇两人共同的作品。
《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是这样评价《三毛流浪记》这部作品的：《三毛流浪记》不仅揭露了人间的冷酷、残忍、丑恶、诈欺与不平，更为可宝贵的是它还在刺激着每个善良人的同情心，尤其是在培养着千千万万孩子们的天真同情心。
张慰军：创作《三毛流浪记》的时候，他曾经收到过一封信，是恐吓信，里面夹着子弹。那个时候我父亲就想，还是要继续画下去，但是觉得有危险，所他就搬到了嘉兴。
解说：为了安全起见，张乐平一家来到了嘉兴，这时候，他们又有了一个儿子，张乐平夫妇带着三个孩子，借居在嘉兴市区姚庄路北望云里19号。这段日子，张乐平得了肺病。他在嘉兴一边养病，一边继续创作《三毛流浪记》。
张慰军：每天的报纸一定要发表《三毛流浪记》，他每天把画好的稿子送到火车站，由认识的火车列车员帮他带到上海。
解说：《三毛流浪记》从1947年6月15日在《大公报》开始连载，直至1949年4月4日才告结束。《三毛流浪记》的单行本，也由大公报馆分四集出版。
徐鹏飞：在那个时候，引起所有人的共鸣，甚至于家庭比较富裕的人，也产生对这个流浪儿的同情。艺术能达到这种程度，是很不容易的，可以来讲，这个不是说，你想想，艺术打动人不是简单的，你只有好才能打动人，所以说引起大家的共鸣，这是《三毛流浪记》最成功的地方。
解说：《三毛流浪记》在《大公报》连载的250多个日子里，三毛牵动着千千万万读者的心。每天清晨，购买《大公报》的人群排成长队。在街头的贴报栏前，纷纷站满了争看“三毛”漫画的读者，每天报上刊出的《三毛流浪记》都被那些买不起报纸的流浪儿从贴报栏里“挖走”。张乐平本人更是收到无数读者的信件和送给三毛的物品。当年，大公报馆的接待室里，经常要接待大批读者，他们或者埋怨买不到当天的报纸，或者询问三毛以后的遭遇，或者征求如何献爱心帮助三毛脱离困境。
在那些日子里，“三毛”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人物。
1949年4月4日，由宋庆龄提出创办的“三毛生活展览会”在上海大新公司举办了开幕式。
戴敦邦：轰动得不得了，大概从南京路排队，一直排到顶楼，那绝对盛况空前。我们都是小朋友，排了队，大人也有，基本上都是小孩子特别多，都是大新公司从底楼排队，这个楼梯上这么一个转弯，这样转转，转进去，然后，放几个人进去，再放几个人进去，实在放到里面不行了，我们都排着队，排了几个小时才能进去的，才能去看“三毛”。因为当时看的是书，后来是有些原稿。当时拍卖时候，义卖，我们小朋友根本不懂。当时不收门票的，可以买一枚小的徽章，纪念章，小朋友最多能够买，我们连买一枚纪念章的钱都没有，看到有的小朋友能得到这个，觉得无上的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他得到一件最珍贵的宝贝一样。
张慰军：三毛乐园画展义卖，我父亲画了几十幅的《三毛流浪记》里面的插图，然后上了颜色，一下子都给卖完了。那时候在大新公司展览的时候，看的人很多，最成功的就是，好多码头工人、三轮车夫，一些很穷的人都去看，看了以后他们都捐钱，其实他们都是很穷很穷的，他们都捐钱，给流浪儿。
解说：在协助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举办“三毛生活展览会”期间，张乐平的肺病还没有痊愈，吐血现象常有发生。但他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特意精心赶制了30多幅“三毛”水彩画，连同“三毛”其他原作手稿，在展览会上，张乐平拿出了330余幅“三毛”作品。为了争睹张乐平的“三毛”手稿，在六天的展览期间，大新公司人山人海，热闹空前。
这5张“三毛”彩图手稿，是张乐平在展览会后立即重画以作留念的，因为那30多幅“三毛”水彩画早已在展览会上被抢拍一空。
就在“三毛生活展览会”举办的半年前，昆仑影业公司已将《三毛流浪记》改编成了电影剧本。独立制片人韦布准备将它搬上银幕。
韦然（上官云珠之子）：当时上海的所有的影星，都支持这部作品，因为张伯伯画《三毛流浪记》，作品本身已经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了，像宋庆龄基金会，经常受到一些信，要去捐助。那么这样的一部作品，就是对大家的一种，就是反映大家一种对社会的看法，扶助弱小，这种态度。所以所有的影星都愿意来出面。当时这部，《三毛流浪记》这部影片的制片人叫韦布，韦布是我舅舅。就是，我妈妈上官云珠是艺名，她本名叫，姓韦，叫韦君荦，这个韦布就是我妈妈的堂哥，亲的，嫡亲堂哥。
王龙基：导演严恭叔叔跟我讲，他说当时呢，《三毛流浪记》这个电影剧本写好了，这个摄制组也搞好了，就是演员没找好，找了好几个月。那么那正好在昆仑影业公司的外面，没事，看见三个小孩在那儿打弹子，他就在旁边看，两个大的一个小的，结果小的赢了，打的不给，小的最后就把他们两个制服了。严恭叔叔他说，这个小孩也符合三毛的形象，头很大，脖子比较细，身上都是肋骨，他就让他试镜头。试镜头以后，当时艺委会的委员史东山、沈浮，还有张乐平，他们都说：“就是他！”那么就是我。
解说：电影《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造型，完全是按照张乐平的漫画设计的。
王龙基：鼻子就是泡泡糖，化妆师拿美国的泡泡糖，这么一整盒，开水里头，剥了皮，把它放进去，把糖都化掉，然后捞出来以后放上油彩，就做鼻子，每天早上画鼻子。那三根头发的话，我每天把头发，不仅是剃光，还要每天拿刀刮头，所以拍《三毛流浪记》以后，我从来就是，到现在为止，我理发时候就从来不用剃刀，我就怕了。每天要刮，因为它是用两个橡皮膏中间放铜丝，三根铜丝贴起来以后，粘在头顶上的，然后再用毛线粘上去，实际上不是三根毛，是三撮毛，用三根铜丝撑在那个地方。所以电影里面，三毛一发脾气时候，三毛手一掳呢，这三根头发就同时竖起来了，就这样。
垃圾车不是做的，是真的，借来一个。我印象到现在太深了，它里面是粘呼呼的，而且味道让你窒息，没有办法呼吸的，也没办法爬进去，太滑了，后来导演给我弄了三个垫子，然后我就爬了进去。
拍《三毛》不是光着脚嘛，这个冬天过了以后，后来拍完《三毛》以后，我父母奖励我，给我买双皮鞋。现在小孩买皮鞋是很容易的，那个时候，皮鞋是非常高的奖赏，但是我穿不来，我就不穿，为什么？我光脚光惯了，对这个习惯一直到现在，我还喜欢光着脚。
解说：电影《三毛流浪记》于1949年春正式开机，在拍摄过程中，张乐平经常来到片场。《三毛流浪记》的拍摄阶段正是上海的解放前夕，当它完成制作时，上海这座城市已经解放。
为了拍摄《三毛流浪记》，昆仑公司调动了许多著名演员客串演出，其中有赵丹、孙道临、黄宗英、吴茵、上官云珠等几十位明星，他们却心甘情愿为一个无名小演员当配角。
1949年9月，上海六大电影院同时上映了《三毛流浪记》。
此时的“三毛”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受欢迎程度。而接下来的日子里，张乐平和三毛将面临的是一段段起起伏伏的岁月……
总编导：李瑛 编导：白冰、王唯 撰稿：李瑛、白冰
上海电视台艺术人文频道 《肖像》栏目
2009年6月8日首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