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1949年9月，由张乐平漫画改编的同名电影《三毛流浪记》，经过上海昆仑影业公司近一年的拍摄后在上海公映。影片采用讽刺喜剧的手法，揭示了旧社会的黑暗，再现了城市流浪儿童的不幸命运。其中，由年仅8岁的王龙基主演的三毛，无论是外型还是他那倔强却活泼机智的性格，都深深印在了人们的脑海中。

　　刘凝（主持人）：拍片当中会不会比你想象中还苦？我知道你怕剃光头。

　　王龙基：是，是，当时化妆师设计三毛就是头发是三根毛，就是把头发剃光，用两个橡皮膏把三根铜丝粘在里面，然后就弄羊毛弄成三撮毛贴在头上，为了贴得牢，他不仅剃，每天要刮，所以我这个……

　　刘凝：每天刮呀？

　　王龙基：每天刮。不刮的话，它有头发碴子以后啊，贴上去会掉下来的。拍了这个电影以后，到现在为止，我理发绝对不要那个用剃头刀子，我见了就是很害怕这个事情。

　　刘凝：那时候年龄小，还为这个事跟人家理发师吵架是吧？

　　王龙基：因为每天刮得我实在忍耐不住了，所以后来跟他们吵了，我不要刮了，跟他们争吵起来。争吵得出过程当中，后来严恭叔叔和赵明叔叔跟我讲，说他们在旁边看了以后，他们就想，结果就把这段争吵对他们有个启发，后来放到电影里三毛跟贵夫人贵老板争吵过程当中，启发了，衍生到电影里面去的。

　　刘凝：我印象中还有很深的就是你那个圆圆的鼻头。

　　王龙基：那个人家都在问我，人家说是不是你的鼻子？我说不是我的鼻子，如果那是鼻子的话，就很奇怪了。

　　刘凝：很可爱，哈哈!

　　王龙基：蒜头鼻子，那么它就是用泡泡糖做的。

　　刘凝：泡泡糖做的？

　　王龙基：泡泡糖。当时的话，我印象当中当时国内自己国产的泡泡糖还没有，是用美国的泡泡糖，拿一个大的这个脸盆，热水，化妆师就把一大盒美国泡泡糖……

　　刘凝：还是一大盒呢?

　　王龙基：一大盒，整盒的了，就比香烟盒还大，然后它那个是，每个是一个纸头，像糖纸一样的，拆开把泡泡糖放在里面去，然后让它化掉，就把糖化掉，把胶膜留下来以后加上油色。每天要化这个鼻子，就是每天化，所以我化妆时间很长的，一个头发，一个这鼻子。

　　王龙基：拍这组镜头的时候，前两天导演就跟我讲了，说龙基啊，我们要拍就是你很饿，好多天没有吃东西，喝糨糊，他说为了更真实地表现，你是不是可以两三顿不要吃饭？我说可以的。所以第一天晚上就没吃，第二天早上也没有吃饭。那么后来他拿了一个糨糊呢，不是糨糊，是藕粉，而且那个藕粉还加糖的。

　　刘凝：还要加糖？

　　王龙基：但是当时我是不肯吃的，为什么呢？那个桶很脏，我表面看着很脏。结果他们跟我讲，说这个桶不脏的，就外面是脏的，但里面很干净的。因为我这个人小时候很皮，但是父母教育还是比较爱干净的。

　　刘凝：卫生习惯很好。

　　王龙基：卫生习惯还是可以的。什么就是吃饭以前要洗手什么的，从小就有这个习惯的。所以做了半天（工作），说了半天，而且赵明严恭他自己也咕噜噜喝了两口，后来我就拍的时候我就喝了。喝了以后喝得很好，所以我咕噜咕噜喝得不肯放下来了。

　　刘凝：你觉得拍这个戏哪里是最苦的？

　　王龙基：我觉得有一个印象，就是挨嘴巴子那个，就是不是捡了皮夹子以后，电影里不是一个冬天，在路上有一个人掉了皮夹子以后，三毛捡了要还给他，那个人误以为三毛偷了以后，还打了三毛一个耳光。

　　刘凝：电影里这些不都是假打吗？

　　王龙基：应该是假打，但是那个演员是个临时演员，我印象太深了，那么导演跟他讲，你打是要大的重一点，如果老演员他会高高地举起来，轻轻地放下，他是来实的，结果就是，导演说你要狠狠打，他真打，而且打了以后，这个三毛的漫画里有三毛被挨打头上冒星，我可是经历过的，我那挨了一个嘴巴子，打得我一下子耳朵听不出來，嗡了，这个眼睛一黑，就是冒星星。

　　刘凝：哭了没有？

　　王龙基：我没有哭，我就是不太喜欢哭的。

　　刘凝：这是你人生中的唯一的一次被打耳光吧？

　　王龙基：对的。尽管我家当时条件并不好，但是我们家，我们父母亲就是非常尊重我们，他从来不打我们的，这个更不要说打耳光的问题了。

　　解说：1940年，祖籍山东的王龙基出生在四川郫县，而他的父亲王云阶是一位著名的作曲家，曾为抗战题材的电影《风雪太行山》谱写过主题曲。抗日战争结束后，王云阶带着妻儿来到上海，并进入了上海昆仑影业公司工作。1948年（按：实际上是1949年2月），当《三毛流浪记》的导演严恭因为一次偶然的意外找到王龙基时，却惊奇地发现，因为其父亲王云阶的关系，8岁的王龙基已经出演过三部电影。

　　刘凝：您之前都是演的哪些戏？

　　王龙基：当时史东山伯伯导演一部《新闺怨》，《新闺怨》白杨是主角，要有一段白杨阿姨弹琴，她不太会弹琴，我父亲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是）教授，音乐教授，钢琴弹很好的，给白杨阿姨做钢琴老师。当时我住的地方可能就是和史东山伯伯住在一起，他的女儿跟我关系很好，所以史东山伯伯那天给我父亲讲，说让你的儿子龙基上上摄影机，看看他是不是适合，所以在《新闺怨》当中，在群众场合中专门给我一个特写。后来接着就是剧作家曹禺伯伯，他编导了一个《艳阳天》，他也让我去，去了以后他专门给我加了一场戏。再一部就是石挥导演的《母亲》，后来史东山伯伯说龙基可以上电影。那时候每个电影都是我父母预先知道的，唯独《三毛》这个电影呢，是我父亲最后知道的。

　　刘凝：为什么？

　　王龙基：当时导演一个是赵明一个严恭，当时的活，万事俱备，就找不着演员，找了几个月，当时负责找的是这个严恭叔叔，他负责找的，找就没有找到。当时我们住在徐家汇三角地，就是现在那个上海电影制片厂，那个时候就是很荒凉的地方。有一天，他无意识地就看到那个荒凉的地方有三个小孩在打弹子，两个大的一个小的。那么他就是没有事，就在旁边看，最后小的打赢了，打赢了，两个大的好像不肯给，不给，小的说理不成，就把他们两个给制服掉了。

　　刘凝：小的还敢打大的是吧？

　　王龙基：把两个打的，而且都制服了，我小时候很皮的。他看了以后，他很有兴趣以后，就看这个小孩头很大，脖子很细，身上都是肋条，他就把他拉过来试镜头，试完了以后，包括当时昆仑公司的艺委会的委员那些，都说这就是三毛，张乐平伯伯说这就是三毛。

　　刘凝：那时候他已经知道您和您父亲的关系吗？

　　王龙基：不知道。后来定下来我以后，说你父母亲是谁？结果一找，他们都是老朋友，这样子的。

　　解说：1948年10月17日（按：实际上是1949年4月1日），《三毛流浪记》正式开拍。在拍摄过程中导演严恭惊奇地发现，虽然这是王龙基第一次担任电影主角，但是他却把一个经历凄苦却又机智活泼的城市流浪儿完美地诠释出來了。

　　刘凝：不管说是演什么戏，人家都说要有生活体验。你吃过苦吗？

　　王龙基：抗战的时候，我在大后方，应该说那个时候大后方比这个敌占区应该讲还要艰苦，那么所以那个时候，我父母亲那个时候，最艰苦的时候是没有被褥的，是铺稻草、铺砖头这样睡，只有一个大衣，我父母亲两个人就分在两地。所以那种苦日子我都经历过的。包括就是说当时小时候，突然人病得一塌糊涂，当时我母亲背着我，因为我父亲有胃病，胃出血，背着我准备去看，就到郎中那儿看，走到一半看到一个包子店，我死活不肯走了，结果吃了两个包子以后，我病就好了。饿得吐那个的水，是苦胆一样的水，是苦的。这我都经历过的，所以我对三毛这个人他的经历，我一个是很熟悉，一个是很同情，一个好像是很理解的，这样子的。

　　刘凝：但是三毛毕竟是一个生活是流浪的，另外一个他是一个孤儿，所以那种体验来得还要与众不同。

　　王龙基：这个的话，会有不同，因为《三毛》里头很多经历我都经历过的，但是一个偷东西没有过，一个我有父母亲。那么在拍电影过程当中，我很感谢张乐平伯伯，还有就是两位导演，那么还有就是制片。这个为什么呢？就在拍片的过程当中，他们带我到很多的棚户区去，跟流浪儿交朋友，我跟他们关系都很好。解放以前我印象很深，那个滚地龙，根本现在年纪一般的上海人也都没有看到过滚地龙。就解放以前，在那个很偏僻的地方，它是用那个自行车的钢圈，几个钢圈，然后就埋在地上三分之一，然后上面铺点席子，铺点纸头，人是钻进钻出的，那叫滚地龙，真正的滚地龙。所以到那个地方看那些孤儿，看那些棚户区的话，我非常同情他们，也就非常产生一些共鸣。

　　刘凝：当时张乐平带你到这些滚地龙的地方去看一些孩子，所以三毛这个孩子在当时是绝对有真实原型的，可能就是张乐平亲自见过的孩子。

　　王龙基：张伯伯一直跟我讲，他为什么就是画《三毛流浪记》。1947年初，也是抗战胜利以后，他到上海以后，他在乌鲁木齐路一个路口，那时候冬天下着大雪 ，他看到一个弄堂口有一个卖烘山芋的一个炉子，那个炉子有三个流浪儿，大概八九岁、七八岁这样的，就围着这个（炉子），那个炉子已经灭掉，但还有一些暖气，三个光着脚披着麻袋的三个流浪儿童，把手伸到里面就取暖，因为当时张乐平伯伯他自己也是生活很艰苦，没办法帮助他，他就回去了。到第二天早上很早路过，那个时候一到了冬天，就是就有收尸队，把小孩、流浪儿的尸首，冻死的就捡过去。他（昨天）晚上看到的三个流浪儿，两个已经冻僵在那个地方。所以他非常愤怒，他要呐喊，那么他就是希望用他的漫画把它抒发出來，所以他开始就是有个冲动要画《三毛流浪记》。

　　解说：虽然有了一定的演戏经验，但是出演《三毛流浪记》是王龙基第一次在电影中担任主角，为了防止八岁的王龙基调皮贪玩，耽误电影拍摄进程，在电影开拍之前，导演赵明和严恭特意跟小王龙基签订了一份“合同”。

　　王龙基：当时导演跟我有个签约，你要演这部电影，要是你专心演，那么你就不能住在家里头，你要住在摄影棚里，弄个小房间。那么两个导演轮流陪我住，张乐平伯伯有空也陪我住，因为小孩比较皮，要遵守他们的一些纪律，拍戏也有纪律的。

　　刘凝：嗯，团体活动。

　　王龙基：我接受了，签了，而且是放在睡觉的（床）前面，那么我这个人还是言而有信的，既然写了东西我还是很遵守的。

　　刘凝：你虽然希望自己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但是有没有违规的时候？

　　王龙基：可能有一次违规的，拍电影时候找不到我人了，有那么一次啦。

　　刘凝：干吗去了？

　　王龙基：小时候我有一个玩具，就是火柴盒啊，做了一个写字台，做过小汽车，就拿了一个火柴盒盖，里面就可以做成一个小汽车，加四个轮子，做了很多玩具，就拿火柴盒做了很多玩具，我做了很多的玩具，后来给他们不知道怎么弄丢了，弄丢了以后呢，我就去找，我到处去找啦，我要找到我那个玩具。当时这个玩具对别人来讲一点不稀奇，对我来讲非常稀罕。

　　刘凝：对！

　　王龙基：（结果）拍戏找不到我了。后来导演怎么办呢？导演哄着我啦，他们就给我买了好几包火柴盒，把火柴都拿走了，把火柴盒给我了。

　　刘凝：你又可以设计了。

　　王龙基：对！那个时候就这样，那时候有点任性的。

　　解说：1949年5月27日（按：实际上是1949年9月初），《三毛流浪记》正式杀青。1949年9月，《三毛流浪记》首先在上海“大光明”“美琪”等影院公映。10月，《三毛流浪记》开始在全国上映。

　　刘凝：当时反映如何？

　　王龙基：当时放映得很轰动的，不仅上海轰动，后来 南京首映的时候，我又到南京去了大概两三个礼拜，我父亲陪我去。当时一个是说放映这个电影庆祝解放，一个就是这个义卖，赞助穷苦儿童，那么再一个募捐。

　　刘凝：后来随着意识形态的不断地发展和变化，这部片子放到意识形态当中，也产生了很多不同的说法？

　　王龙基：这部电影是坎坎坷坷的，那么解放前国民党它是阻挠它，不让它拍摄；解放以后，当时因为反映很好 ，结果座谈以后，对这部电影基本上没有很好的评价。为什么？说它红旗举得不高，这个阶级观念不明确，这个三毛还去做富人家的儿子，说这个好像是阶级调和，所以从这个方面，对它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评价。那么它最后到了应该讲“文革”以后，那么它正式像其它一样呢，恢复了它本来的面貌。

　　刘凝：它怎么翻身的？

　　王龙基：这个事情应该是1980年，1980年，我父亲参加戛纳电影节，中国电影代表团去了以后，这个巴黎的六大影院放映《三毛流浪记》，连续放映两个月，轰动。这样的话呢，他们把这个跟秀兰 · 邓波儿和《雾都孤儿》并齐以后，得到高度评价。我们是“外转内销”的，就是墙里开花墙外香，香了以后再传到国内来了。这样的话，它对这个电影有很高的评价。

　　解说：随着《三毛流浪记》在国际上得到肯定，作为主演的王龙基也成为国际知名的演员，但是那时候的王龙基已经离开电影界近30年了。在拍摄完《三毛流浪记》之后，他又陆续拍摄了《为孩子祝福》《两家春》等电影。然而在1953年之后，他却出人意料地退出了银屏。

　　刘凝：其实你人生中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就是说你选择了一个拐角。有很好的这个演艺界的这个发展，然后之前也有非常好的作品，照理应该是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了，可是你怎么拐弯了？

　　王龙基：这个呢（和）我父亲有关联。他说你干什么都可以，但是你要有文化。我从1947年到1953年，拍了这么多的电影，对自己学业是有一些耽误的。有耽误以后，这基础打得并不是很好。那么当时一解放以后，上海成立那个电影剧团，他们就给我父亲说，是不是让龙基做职业演员，有戏拍戏，没戏读书。我父亲说谢谢，说这样读书读不好的，所以后来我就是一直从小学、初中、高中，读大学。我读上海电影专科学校，但是后来我们跟北京电影学院合并了，我学电影文学系。毕业以后，我喜欢到部队里去。到了部队以后，发生“文化大革命”以后，“文艺都是大毒草”，所以我就感觉到，我不愿意在文艺界，所以我当时回到上海以后，我没有到电影制片厂，我完全可以到电影制片厂去。

　　刘凝：对呀！

　　王龙基：我就到工厂去。我想，螺丝钉是合格的，永远是合格的，所以我还是到工厂去，而且我选了不到大工厂去，我到最小的工厂去。当时就上海无线电二十厂，那个二十厂，就四百人的一个小厂。我在那儿一呆呆到现在的话，这个不起眼的四十个人的一个车间，后来发展成为一个专业工厂，发展成了一个产业，就是印制电路。

　　刘凝：大家在听这个访谈，人家就觉得这是不是俩人啊？刚才谈电影，怎么这会儿又谈他的这个电子信息产业？

　　王龙基：有个“电”字，还是相同的。

　　解说：1990年，王龙基成为中国印制电路行业协会秘书长。之后，他创办了中国印制电路信息杂志社，并担任社长和常务副主编。但是，他与三毛的情缘并没有因此消淡。2009年9月9 日，在第十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上，王龙基凭借着六十年前的《三毛流浪记》，获得了“建国六十周年儿童电影经典形象”奖。这部与共和国同龄的电影，成就了王龙基与三毛的不解之缘。

编导 梁方圆
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 《往事》栏目
2013年2月22日首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