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集）

　　解说：这张漫画创作于1983年，是漫画大家叶浅予画给张乐平的。画中张乐平拄着拐棍，佝偻着身体，三根头发向上扬着，那一年，叶浅予73岁，张乐平70岁。
　　半个多世纪前，叶浅予已是知名漫画家，他创作的“王先生和小陈”家喻户晓，或许是叶浅予的“王先生”太深入人心，张乐平担心自己难以超越，他决定另辟蹊径，画一个孩子。小孩原本是个光头，但张乐平又觉得少了些什么，随手加了三根头发，从此这个名叫“三毛”的孩子，定格在了中国人心里。
　　见过张乐平画三毛的人都说，他画得很快，一个三毛造型只要三四分钟，可他自己却说：“你不要看三毛就这么几笔几画，其实每一笔每一画，都充满了感情。”

　　戴敦邦（画家，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有几次，张老师要紧急到北京开会，他稿子都画好了，有的叫我描一描，描一描，我画其它东西，鼻子、眼睛、头、耳朵，我还描的像的，就是三根毛，我到现在我还画不好，不是画的太硬，就是画的太软，三根毛没有生命力没表情，他三根毛都是有表情的，有喜怒哀乐。

　　解说：这是目前能找到的最早的三毛漫画作品，发表时间是1935年。

　　张慰军（张乐平幼子）：1935年三毛刚出来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上海弄堂里面都能看到的这么一个小孩，有点调皮，也很天真，但是他还是一个比较善良的一个小孩子。

　　谢春彦（美术评论家、画家）：他也干点小坏事儿，他又很机智，当他非常微弱的时候，没有力量的时候，他要去抗拒那种恶势力或者坏人，他也会从小孩子的角度，想出各种方法去对付他。

　　解说：有意思的是，张乐平画三毛，并不是从面部开始画的。

　　戴敦邦：我们画么就是从鼻子开始，画个眼睛，再画个头、耳朵，他不是这样的。他有的时候是从一个脚趾头边上画起画，脚画了画了个腿，腿画了画膝盖，膝盖再往上跑，也能画三毛，有的时候画一个手，就把全身画出来。像他这种画法，现在绝唱。

　　解说：张慰军回忆，父亲的手总会不由自主地在空中比划，勾勒人体的轮廓，他管这叫“读画”。这就好似音乐家在心里读谱一样。

　　张慰军：记得我小时候，他经常有一段时间，他会经常看一些就是古代的一些画，还有一本他放在桌上的《艺用人体解剖》，所以从他画的线条里面，还是能够看到，就是人体的解剖和人的结构。

　　杜建国（漫画家）：他讲他年轻的时候，经常是在南京路上面，躲在一个角落里画速写。最难画的是妇女，妇女的背影最难画，一扭一扭，一扭一扭，他讲，说线条定不下来。他完全是大量的基本功在里面，很扎实的基本功在里面。

　　解说：他画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母子，清苦精瘦的小学教员，囤积奇货满脸堆笑的奸商，衣着得体的暴发户，他画出了市井百态、芸芸众生。

　　杜建国：他画里的人物啊，我觉得就是生活在我身边的这些人，包括有的狼吞虎咽的那个吃相，对人凶巴巴的那个样子，吼叫的声音，都感觉到就是刚刚在身边发生过的事情。

　　解说：鲁迅曾在谈论漫画的杂文中提出，漫画两字起源于德语，意为讽刺画。画漫画当然也可以不假思索，一挥而就的，但因为发芽于诚实的心，所以那结果也不会仅是嬉皮笑脸。

　　张伟德（社会人文学者）：漫画是一种喜剧的艺术，它总是用一个比较夸张的，反常的形式来表现生活中的一些内容。就像鲁迅说的，什么叫喜剧呢，就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所有的伪装都抹去了，让它赤裸裸的表现在观众读者的面前。

　　解说：张乐平说，一张成功的漫画能启示问题、指责错误，把对象分析得十分清楚，像一篇正确的论文一样，使人看了豁然大悟，甚至使人惭愧、头痛，而且更显得欲哭无泪、欲笑无声。它不是绘画部门的小丑，而是醒世的号筒。
　　这是1936年的三毛，他看到画中的老虎，正在侵吞中国的领土，义愤填膺，呼唤小伙伴们一同砍向画中的老虎。结果三毛被视作捣乱分子，关押示众。
　　三毛爱国未遂，但在七七事变爆发的1937年，张乐平走上了以画抗战的道路。他和叶浅予、特伟等七人，组成中国漫画界第一支抗日漫画宣传队，张乐平是副领队。

　　张慰军：他们那个时候，宣传漫画都是画在布上面，第一呢是布比较大，而且保留也比较好保留。他们把这些画直接挂在墙上，直接挂在墙上面，就可以流动地展览。

　　谢春彦：我想他从漫画当中，他也吸取了一些版画的创作手法，因为版画显得厚重，他有大块的黑白，简洁，容易一下子使人感到一种震动。

　　解说：在抗战路上，漫画宣传队在街头、乡镇、农村、部队，举办抗日巡回画展。在张乐平的画笔下，人们看到日寇的丑恶嘴脸，日军在中国土地上的烧伤抢掠。他也到前线，记录下生灵涂炭的百姓，奋勇抗战的士兵。

　　张慰军：他是画了一些抗日战士，国民军直接和日本人交战的一些战士，而且每个战士，他都把他的名字写下来，什么地方的人，他们杀了多少敌人。

　　解说：当时的报纸评论：今日的张先生，生活在战斗中，过的是战斗的生活。抗战以来的作品，不是很抽象地离开了群众或者专门在趣味上下功夫，他是一位反映现实的绘画工作者。

　　张慰军：到了抗日战争的一段时间，对他来说，他的这种意识啊，为弱势群体呼吁的那个想法，在他那个时候其实形成了。

　　解说：但最终，漫画宣传队因为没有经济来源，缺乏生活保障被迫解散。张乐平带着家眷一路逃难，他说自己恨透了国民党统治下的地域，因此不愿着足。

　　张慰军：不停的奔波嘛，但他生活什么有困难，甚至于他和我母亲两个人开了那个一个小的饭摊，就是他们靠卖些菜饭来维持，到后来还是不能坚持，他甚至于把那个一双皮鞋放在街上卖，鞋买了以后能换点钱吃饭。但是那个时候，他都没有把那些画稿都丢掉，其中包括好多原来漫画宣传队队员画的那些画。一直到广东新宁的时候，他在新宁办了画展。

　　解说：张乐平后来回忆：“我这个漫画兵，从1937年画到1945年，经历了抗战的全过程，武器就是一支画笔。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当年的作品，虽不成熟，笔底感情却是真挚的。激于民族的义愤，我们曾以苦为乐，不负祖国的托付，尽了自己的职责。”
　　抗战胜利后，张乐平回到阔别八年的上海，人们迎接这个从大后方归来的漫画兵，报纸编辑也纷纷向他约稿。同时也有人问，我们悬念不置的是他的名作漫画三毛，能不能再和读者相见？张乐平回应道，八年之中男女老少人人参战，三毛如不参战，在情理上讲，有点不通。
　　1946年《三毛从军记》在上海《申报》发表，张乐平终于让爱国未遂的三毛，穿上了军装，一套完全不合身的大号军服。与早先风趣幽默的三毛不同，《三毛从军记》多了些辛辣和讽刺。三毛想当精忠报国的英雄，吃过苦受过难，他没能为国捐躯，倒也立下了些功劳。然而尽管当了回英雄，但三毛仍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日本无条件投降了，三毛和战友们一起迎接胜利，然而在大动荡的时代，三毛这样的小人物，仍然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
　　八年抗战之后，内战开始了。物件飞涨，民生凋敝。一个寒冷天，张乐平走在回家路上，弄堂口他看到三个不满10岁的流浪儿，披着麻袋，赤着脚，在一个烘大饼的铁罐旁捂手。第二天一早，张乐平再次经过时，两个年幼的孩子已经冻死了。

　　丁锡满（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解放日报》原总编辑）：小孩子死掉嘛，冻死了，冻死嘛包一块草席，把小孩子盖住，放在那个死人车子里，小孩子的脚还在车子外面，车子一开（颠簸）脚还在动呢，他这些都看到了。

　　解说：想到中国还有多少这样的孩子，张乐平愤怒了，他拿起画笔呐喊，呐喊出一个流浪的三毛。三毛见羊羔在母羊肚下吸吮，将手指衔在嘴里。他没有母亲，他是个孤儿，他睡垃圾车，吃贴广告的浆糊，冬天披破麻袋御寒。为了生存，他卖过报，拾过烟头，推过黄包车。张乐平何尝想让三毛流浪，他多希望所有的中国孩子，都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而中国社会的现实，离他追求的那个乐园太远了。

　　谢春彦：这样一种儿童的命运，在上海的街头是比比皆是的。但是只有张乐平先生，他创造了一个流浪儿的三毛的形象，把他自己对于当时社会的种种的不公、不平，这种贫困儿童的遭遇，扩大言之，也就是这个人民和民族，所经历的困苦。

　　戴敦邦：卖拳头的、底层的、很粗野的，但是又讲究江湖义气的，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人物，塑造的非常非常好。到最后他实在混不下去了，和三毛分手的时候，走江湖卖拳的那些东西卖掉了么，后来他还给三毛钱，买个大饼送给三毛，这种细节真是催人泪下啊！

　　解说：张乐平说，自己最喜爱看卓别林的喜剧，剧中没有一句话，一连串的动作就够人们在大笑中，咀嚼生活的苦涩。

　　张伟德：三毛是个流浪儿，卓别林作品中，主要形象就是一个流浪者，这个在西方都有一个文化——流浪者文化，这个特别关注，他们的喜怒哀乐，都牵动人心的，他们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块。所以说这个就表现出来艺术家的眼光。
　　卓别林和张乐平，把社会生活中经常被人们所遗忘的这样一个角落，展示给更多的人看，还生活一个饱满丰富，真的很需要。你说艺术家不反映老百姓的生活，不反映流浪者，那他们的生活谁反映？

（下集）

　　解说：1947年6月，张乐平的漫画作品《三毛流浪记》在《大公报》上连载整整八个月，很快，上海昆仑电影公司将漫画改编成电影，小三毛上了大银幕。

　　王龙基（电影《三毛流浪记》三毛扮演者）：电影是1948年拍到1949年，所以当时他的漫画是到1949年5月份，上海解放结束的。电影的话呢，是在他漫画的基础上面，那么加了一些发挥。它有双片尾，就是它有两个结尾，一个结尾就是下雪的时候呢，小朋友就是从雪天里，慢慢走掉了，这应该是他原来的结尾。后来因为大家在解放以后有一种热情，所以在最后面加了一段，那个加的电影，那一段东西大概就一个礼拜拍出来的，所以这个电影的话呢，就是双结尾，它是跨解放前解放后的。

　　解说：新中国成立了，当时张乐平给人的印象是那个兴奋劲儿，简直不像个成年人。他逢人便说，三毛再不用到处流浪了，解放使他变了一个人，他不可能再有凄楚的经历，他必须是个生活在新土地上的儿童。此时的张乐平，创作热情高涨，画笔下充溢着对新社会、新生活的热情。但与此同时，他也困惑，曾经他希望中国所有的孩子有衣穿，有饭吃，有书读，那么新时代的三毛，该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读什么书呢。为此他接连三次邀请文艺界的朋友们座谈，讨论三毛的命运和前途。大家的意见是，三毛应该继续画下去，但要赋予新社会的内容。

　　杜建国：有的人当时就提出来了，三毛已经这么多年了，个子怎么没长高啊？样子怎么没变化啊？当时他为了表示虚心，反正人家意见怎么提，他就怎么画。

　　戴敦邦：有段时间三毛都很胖的，不是多瘦的。不懂啊，这个艺术形象，和生活里的营养没关系的。当时人家这样一说，就不得了了，尤其官大的人说了一句，你怎么办？

　　杜建国：大概是50年代前期，内容呢就基本都是当时社会上面一些阶级斗争，抓坏人啊，搞运动啊，画了很短一段时间，
 
　　戴敦邦：《三毛流浪记》和《三毛从军记》里面的三毛形象，我觉得是破坏了，但是张乐平老师没办法的，他只能这样做。

　　解说：张乐平自己也承认，新旧中国的三毛之间，总好像缺少一点有机的联系，总使人感到他在解放以后的转变来的比较突然。一方面张乐平努力适应创作环境，另一方面，他也怕自己跟不上形势。他说：“像我这种政治水平较低的人，实在无可适从，结果只觉得很自卑。久而久之，自己也给自己加上一套清规戒律，更大大削弱了创作的勇气。”

　　张慰军：我父亲有一个特点，他为人很谨小慎微，但他画画胆子很大，你看他的画就知道了。而且他用笔什么的都很大，一直是这样讲，做人不能太狂妄，但是你画画，还是要狂一点比较好。

　　解说：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但一些社会诟病也凸显了。张乐平画了这样的讽刺漫画，《罗汉请观音，客少主人多》，反映当时公款接待的问题；他画了个只欢迎赞扬，听不得批评意见的领导；他还画单位里跟风发言，鹦鹉学舌，从不发表自己看法的圆滑之人。

　　谢春彦：漫画这种形式，它是最直接，是吧，最简单便捷的方式。可以通过漫画这种形式，表达漫画家对社会的看法，对社会的批判。尤其漫画家，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发不了财，但是呢，危险性还是很大，你把握得不好，漫画就会得罪一些人，或者一些阶层。

　　杜建国：稍微有一点所谓创新啊，或者什么样的，当时的日子，都不是很好过的，所以张乐平先生当时据讲也差一点点挨整的。

　　解说：因为这幅漫画，张乐平差点被打成右派。漫画是张乐平和同事张文元合作的，讽刺了某些单位里有的人任务繁重，有的人却无所事事的不正常现象。几个月后，这幅漫画遭到批判，好友张文元被打成右派，下放宁夏。

　　张慰军：宣布的时候，张文元是右派，我父亲没有，好多人都说，是因为三毛的影响大，等于救了他。但我父亲也是，心里其实也是很痛苦的，因为张文元伯伯是我父亲很好的朋友。

　　张伟德（社会人文学者、张文元之子）：我父亲走的时候，张乐平专门在老正兴给我父亲这个饯行。很难过的，因为这一去，这个右派帽子，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一辈子就算，不光是政治生命，基本上就算是，算是结束了。那天，张乐平送给我父亲一卷宣纸。

　　张慰军：后来张文元伯伯在回忆的时候，他说，我那个时候突然很感动，我也读懂了乐平的意思，他说，他是希望我不要再画漫画了，去画国画吧。

　　张伟德：他真的再不画了，寄情于山水了，再不画了。

　　解说：后来张文元在宁夏一待就是20年，正如老朋友张乐平希望的，他同漫画事业作了生的诀别，从此改作国画。
逃过一劫的张乐平，尽管还在漫画的道路上走着，但走得愈加小心了。

　　张慰军：到50年代以后，他生活是比较稳定了，就是有固定的工资，有一些稿费，经济上是很稳定了，但是我觉得他是很痛苦。

　　解说：1958年，张乐平为《解放日报》画专栏，从国内国际漫画，到速写、标题、版面设计，他都画。上至总编辑，下至排版工人，谁提意见他都听。

　　谢春彦：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那种声言厉色，他永远是那样的平和。

　　解说：大跃进的年代，漫画界也要放卫星，张乐平的画稿，却远跟不上形势。总编辑不满意了：你们大画家只肯修修补补，不肯大改。张乐平立刻推翻重来，画了一个肩挑日月、手牵蛟龙、昂首阔步的农民。那段时间，张乐平的生活也像他画中人物一样，忙碌，规矩。单位实行了打卡制，他每天准时到办公室报到，还要参加各种会议和接待任务。

　　张慰军：他其实是手里拎了一顶没有戴上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他又不是党员，然后到了一个党报去工作，一方面他要表现积极，多画一些画，一方面他又是很小心的做人，不说人家坏话。因为他这样，别人说，就说他是老狐狸，因为他不得罪人，其实他是不敢得罪人。

　　解说：然而捏在手上的帽子，还是落到了头上。1966年在上海美术界第一次批斗大会上，张乐平成了最早被打倒的漫画家。

　　谢春彦：文革刚开始，有一些造反的年轻人就把张乐平先生也拖去批斗，就批判他，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精神，是封资修的反动的漫画。那么批斗会结束以后呢，我就尾随着他，看看后面有没有跟踪的，发现没什么跟踪的，我就跟他一起上了49路的公共汽车，他要回到他的家。在车上我就跟他说话，那个时候张先生是惊魂未定，他就说了，他说我又不懂什么叫人道主义。

　　张慰军：那天他被勒令停职反省的时候，他回去就很痛苦，他画了那幅画，一幅自画像，他想离开这个世界。

　　丁锡满：他的胡子就像一把一把刀一样，刺一样，他眼珠瞪出来，他非常愤怒的，题目就叫“爸爸”。

　　张慰军：爸爸希望我们能记住他，不像他平时画画，要盖个戳，他按了一个手印。

　　解说：或许这是一个不善言辞的老实人，在一个失去平衡的社会中，最直接也是最无力的表达，但最终他活了下来。他要用瞪出的双眼，看这个世界，他要等待光明。
文革中，张乐平的生活、工作环境都变了，唯独不变的就是喝酒。熟悉张乐平的人都知道他爱喝酒，尤其是故乡海盐的加饭酒。

　　张慰军：我母亲和我父亲生活这么多年，他们有时候就是会，常常会为了我父亲喝酒不喝酒，喝酒不喝酒的事情争吵，他也不好发作。他有一句话就是说，好了好了，不喝了不喝了，为了我的戒酒，干杯吧。到了文革的时候，那段时候我没见他们吵过架，而且我母亲，以前是不支持他喝酒的，他每天从牛棚回来的时候，会叫我们买好他要喝的酒，就藏着，等他回来给他喝。

　　解说：但家庭的护佑，远挡不住外面世界的风雨，造反派当着张乐平的面，将《三毛流浪记》原稿撕碎，踩在脚下，勒令这个老实的画家将碎片清扫干净。

　　丁锡满：张乐平跟我讲，他说这个时候是非常痛心的，等于自己生的小孩子，他把你（的孩子）掐死了之后，要把你，要你自己去跑去埋葬。

　　张慰军：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就在这个桌子边上，他打开一个人造革的，就是蓝灰色的人造革的包，他从里面那个，拿出来一叠被人撕碎的《三毛流浪记》的手稿，他的眼睛都红了。

　　解说：张乐平的三毛童年苦难，他穿过军装，也流浪过。新中国给了他安定的生活，但在动荡中再次坠落。有人曾说，三毛不是一个可以大量生产、抱在怀里、贴在车窗玻璃的娃娃，他是一个时代，一段历史，沉重得厉害，开不得玩笑。

　　张慰军：“文化大革命”，三毛因为我父亲的关系，也是被批判的嘛，那么他画了，他就想，画了一个受迫害的三毛，就这样子，他有这个想法。

　　解说：张乐平甚至想好了名字，叫《三毛历险记》，来反映文革中自己的遭遇。但在朋友们的劝说下，放弃了创作，但他还是偷偷在夜里画画，他不能画漫画，也不敢画三毛，只能画些鸡鸭动物练练笔。
这里是上海的五原路，张乐平的家就在弄堂的深处。1950年他搬到这里，住了整整40个年头。今天墙上的这些浮雕，记录了三毛随时代发生的改变，也是在这面墙上，文革中批判张乐平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层层叠叠。

　　谢春彦：有一次，我陪他走五原路回家，走过这个胡同口，大概是因为要修路干什么，有很多碎石子。他一眼看见有一个碎的石子，他就悄悄的左顾右盼看看有没有人，那个时候“文化革命”正在高潮的时候，他偷偷捡起来。后来他就拿给我看：你看像不像一个甲鱼啊。他就请人稍微动上一两刀，就变成了一个艺术品。就在那样的艰苦情况下，他还保持着那种艺术家的那种本性，对美对善良的一种追求。

　　解说：1976年，十年浩劫过去了，中国又走向正途，消失多时的三毛又出现了，人们在这些画中发现，张乐平的画风变了。从原先尖锐深刻，转为探究生活中人情与伦理的幽默画。凡是孩子们的活动，他总是尽量参加，他到少年宫辅导孩子们画画，孩子们拿来纸笔让他画三毛，张乐平一一满足。

　　张慰军：他情愿去画孩子，孩子还是天真的，还是清白的，没有什么可以去让他担心的那个事情。

　　解说：此时的张乐平，除了给一些儿童刊物画专栏以外，就只在逢年过节时画些应景的作品。

　　王龙基：你看逢年过节啊，张伯伯也会画一些彩色画，又像年画又不像年画，庆祝的东西。但是呢，共性的东西多了，共性的东西画的东西多了，但个性的东西画的少一些。

　　谢春彦：他的好朋友，老大哥叶浅予先生，曾经我们一起陪他们两位，吃饭的时候就讲，乐平乐平你是一个好人，你就是胆子太小。其实现在想来啦，那个时候被“文化革命”这种狂飙啊，这种批斗啊，弄怕了。

　　解说：1985年，张乐平75岁，三毛也整整五十岁了，张乐平曾考虑让这个长不大的孩子退休。但三毛的知名度实在太高，读者横跨了三代人，不能退休的三毛，便只能偶尔出场。张乐平已没有精力创作新的三毛连环画了，两年前，张乐平患上了帕金森氏症。他曾是漫画兵，历经了抗战的全过程，他说“我有笔似枪刀”，50多年从未间断，而此时，他握着枪刀的手颤抖了。

　　张慰军：然后他在画纸上，笔在纸上兜了一个圈，一看，是空的，就很懊恼，怎么手已经不听使唤了就是。

　　解说：每次作画，他很费劲。有时候一张几笔的画稿，一天也完不成，他总是端坐在这把椅子上，双目紧闭，微微颤抖的右手空握如执笔。1986年，张乐平的手越来越抖，他住进医院。病床旁是一叠厚厚的白纸，纸上不是画，也不是字，而是一行行卷曲的线条。

　　丁锡满：我就在他的病床的床头，很多很多，我问他你这个干什么啊，他说我手抖啊，我要练手劲啊，要练啊。

　　谢春彦：他去世的前一年，其实他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我和当时任这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丁锡满先生，就到这里来看望这个乐平老师，给他拜年。我们就鼓动他，用水墨画张漫画，只见他拿了毛笔在宣纸上很水墨淋漓的画了一个猫，做着一个回头顾盼的这样一个姿势，然后在这个猫的腹部，画了一群老鼠在喝猫的奶。
　　这就跟一般的水墨画家和国画家画动物就有不同了。可以看出这样一个老人，他对现实生活还是充满一种敏锐的一种，一种思考，同时用他漫画家的那种方式，表达了对生活的看法。

　　解说：这幅隐喻了官商勾结的水墨漫画《猫哺鼠》，发表在1991年4月4日的《解放日报》上。

　　谢春彦：他第二次他打电话给我，他说这个猫有没有问题啊，他也担心。但是，你从他这个担心，好像认为他怯弱了，他害怕了，但毕竟他创作出来了，证明了他敢于去冒这种危险，来为大众、为民族创作有锋芒、有刺的漫画作品，包括最伟大的《三毛流浪记》。他没有这个勇气的话，他是不可能画一辈子。但是这个勇气和他的善良，非常奇妙的结合在他的性格里和他创作的一生里边。

　　解说：《猫哺鼠》刊登不久，张乐平陷入昏迷，这幅漫画成了绝笔。1992年，《漫画世界》的封面上，张乐平挑着永远长不大的三毛和一坛黄酒，走了。
　　1989年，一位台湾的女作家回到大陆寻根，第一站就到了张乐平的家。因为她人生的第一本书就是《三毛流浪记》，那一年，她三岁。后来，她将笔名定为三毛，作为对张乐平创造的那个三毛的纪念。她说，在我最初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我只有一个坚持，那就是在我的笔下，我所观察我所记录的人生面相，即使平凡如我的，但那人性的光辉与高尚，在沉默的大众里，要给这些问题一个肯定，欣赏，认同和了解。甚而理所当然的在生活中继续实践我们的真诚。
 

总策划：万克 制片人：路树强 编导：史前 撰稿：史前
天津广播电视台 科教频道
2014年11月1、2日首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