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谁人不识流浪儿三毛

金融、经济危机的爆发，全面内战的展开，自然灾害的发生，抗战胜利后的中国老百姓并没有过上安稳舒适的生活，大量贫苦难民流入上海。

1947年初，上海的街头寒风呼啸，报纸上时不时地在不起眼的地方登载一点“昨夜北风厉，路尸九十九”之类的社会新闻。那时，张乐平寄居在上海闹市区的吉祥街40号（今江西南路近金陵东路），他堂弟开的“勤生百货行”的三楼职工宿舍。后来，张乐平在《抚今思昔话三毛》的文章里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流浪街头的人，到处可以看到，他们无衣无食，流离失所，处境悲惨到极点。当时除了极少数的人无动于衷之外，只要稍有良心的人，莫不触目伤心，同情备至。我是一个普通的美术工作者，当然也不例外。记得有一次，正是寒流初过的冬天，偶尔清晨外出，会看到一辆辆的塌车，满装着晚上被冻死的死尸，伸在车外已僵硬了的手脚，随着车轮的震动而抖动着，仿佛正在向人们作最后的乞援。惨不忍睹的情景，刺痛了每一个行人的心，尤其那些朝不保夕的受难者，一双双含泪满眶的眼睛，目送着这些车辆经过，从恐惧的表情里都在担心着自己未来的命运。又一个晚上，我回寓所较迟，冰天雪地，夜深人静。在一个里弄口，远远看到三个小小的通红的面孔，围在一起。走近一看，原来是三个难童正围着一个小铁罐，吹火取暖。北风吹得刺骨的冷，大雪不断在纷飞，我爱莫能助，呆呆地在他们面前站了很久，真不敢想象他们能否熬过这个夜晚。但是我为他们祝福，希望他们平安地度过这冷酷的夜晚。这时，附近的跳舞场里的音乐，却还在演奏，在我心中，是无限的爱和极端的恨。风吹灯动，在一暗一亮的灯光下，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寓所，躺在床上不得安睡，回忆着所看到的一切，久久想到那三个流浪儿童，也想到自己三个孩子将来的命运。第二天早上，我又经过那个弄口，果然昨晚所看到的三个孩子中的二个已冻死了。这种情景刺激了我，我虽然自己没有能力来直接救济他们，我想到像这样冻死的儿童何止千万，我作为一个漫画工作者，决心通过我的笔杆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提出严重的控诉，那时便开始创作了《三毛流浪记》。”

1947年5月，《大公报》编辑陈伟球请示总编辑王芸生，拟请张乐平画漫画连载，王芸生就写了一张便条，请当时担任《儿童副刊》主编的陈伯吹去和张乐平商量，请他画一套类似《三毛从军记》题材的漫画，张乐平表示已有流浪中的“三毛”的构思，双方一拍即合。陈伟球与张乐平商量具体题材、内容、表现手法、篇幅等，后来由《大公报》编辑高集负责安排版面，李宗瀛协助编辑文字，陈伟球负责制版。

要表现百姓的苦难，必须了解苦难的百姓。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流浪儿童的苦难生活，张乐平特地去实地接触那些儿童。可是一贯受人奚落的流浪儿，对穿着比自己好的人，一方面有自卑感，一方面又有抵触情绪，不愿意和张乐平沟通。张乐平发现这个问题后，就换下自己平时穿的旧西装，穿上战时在后方穿过的破旧衣服，来到了旧上海这十里洋场最混乱、最肮脏的地方——郑家木桥。旧上海所谓“郑家木桥小瘪三”是出了名的。这里简直是旧上海的“乞丐王国”，无父无母、无衣无食的流浪儿在这里成群结队地露宿街头，他们依靠乞讨，依靠“推桥头”（三轮车、黄包车过桥上坡时，从车后推车上桥，换取坐车人的一点点施舍）、“抢冷饭”（把送包饭的厨子伙夫饭盒里吃剩的残羹剩饭争抢来吃）等勉强维持生计。遇上凄风苦雨或风雪交加的日子，他们往往只能勒紧裤腰带，躲在弄堂口的“过街楼”下干躺着，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明天会是个好天气。张乐平来到这里，就和这些孩子们相处在一起。常常是他买了几只大饼，刚在马路边坐下，就会有几个流浪儿围过来，画家便把大饼分给了他们。日子长了，张乐平就跟这群孩子混熟了。东拉西扯中，孩子们说到了他们的身世和种种遭遇，张乐平得到了很多生动的具体材料。他还和一个名叫王阿小的流浪儿结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从他的口里得知了许多难童的故事。

和流浪儿交流得越多，张乐平就越同情这些贫苦的孩子，也许正因为自己也曾是贫苦孩子中的一员，就更能感同身受地理解他们的苦难。张乐平十五岁就孤身离家到南汇县万祥镇(现属上海市南汇区)森泰木行当学徒。他那时的生活就象《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在一家印刷厂当学徒的生活那样。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淘米、洗菜、打扫、做饭、干里外杂事，晚上关门以后还要边照看店门、边为老板搓吸水烟用的纸媒（抽水烟点火的小纸卷）。

由于酷爱画画，他在繁重的学徒生活中，仍然寻找一切机会画画。老板晚上出门后，他就用墨汁在老板让他卷的纸媒上画画，纸媒旁边还留一条空白卷在外面，这样就不容易被老板发现了。有一次因墨汁太多，老板吹不着纸媒，打开一看，见上面有画，就把他痛骂了一顿。从此他不敢用墨汁，改用铅笔画。

在炎热的夏天，为了躲避蚊子叮咬，他找了两只肚大口小的空瓦罐，画画时就把双脚插在瓦罐里。谁知有一天，老板提早回来，突然敲门，他心一慌，忘了两脚还在瓦罐里，起身就去开门，结果“扑通”一声跌倒了，瓦罐也碎了。老板见他又在画画，还打破了瓦罐，就飞起一脚，把他踢倒在破瓦罐的碎片上。他的后脑勺被磕破了，鲜血直流，后来他的耳根旁一直留着这道伤疤，成为见证少年时代苦难生活的印记。

回忆起自己在学徒生涯中尝到的人世间的辛酸和苦楚，张乐平经过痛苦的思索后，他把所见所闻所感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着眼泪和笔墨创作出了《三毛流浪记》。不朽的流浪儿形象三毛终于向人们走来了……

《三毛流浪记》自1947年6月15日至1948年12月30日在上海《大公报》上连载，其中有几次因张乐平生病而中止；1949年1月7日和4月4日又发表了最后2幅，前后共刊出256幅。天津《大公报》于1948年3月16日开始连载，香港《大公报》于1948年4月15日开始连载。

漫画中，三毛本希望到上海能找到幸福生活，却衣食无着，流落街头。他因见义勇为被收养，但好景不长；他当过学徒，受尽折磨，还是被老板踢出门外；又被逼卖艺，收入微薄，只好另谋出路；再次被好心人收养，因代人受过被关进监狱；释放后，又误上贼船进了黑窝，由于良心不忍，愤然离去，只能继续流浪。

从艺术水准上看，《三毛流浪记》在线条的运用上更为流畅简洁，对三毛的性格刻画也鲜明得多，画与画之间的故事连续性更强，情节安排更合情合理。张乐平通过三毛来呼唤人性的回归以及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这部连环漫画中幽默滑稽又富有哲理的场景，让人看后忍俊不禁,其实是“含着泪的笑”。

这部经典漫画名著的核心体现的是人道主义，画家有意识地把三毛流浪的种种际遇与时代的脉搏跳动、与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融为一体，通过三毛的一系列行为，可信地展示了三毛身上的那种善良、机智、坚毅、乐观、幽默、勇敢、天真无邪、嫉恶如仇等可贵品质。

王芸生在1948年4月出版的《三毛流浪记》第一集的序言中写道：“他一出现，就孤苦伶仃，辗转流浪。他有机会接受了一些人间温暖，但更多的是遭遇着人间的冷酷。小小的三毛，是在旅行着人间的现实。这现实，是冷酷多于温暖，残忍多于仁慈，丑恶多于良善，诈欺多于真情，不平多于公道。莫问孩子，请大人们想想，我们的世界是不是这样的吗？”

陈鹤琴在1949年4月出版的《三毛流浪记》第二集的序言中写道：“在张先生的笔触下，把一个流浪儿童的可悲的凄苦的遭遇，他被奴役，被欺负，被凌辱，被践踏，表现得淋漓尽致。自然这不仅是三毛一个人的遭遇，为少数自私的好战者所掀起的残酷战争，制造了无数的三毛，炮火毁了他们的家园，枪杆夺去了他们的父母，逼他们在童稚之年就走上了茫茫无依的流浪道路，遭遇这种悲惨命运的儿童，在今日的中国，正不知有多少?”

夏衍在1950年2月出版的《三毛流浪记》第三集的序言中写道：“三毛的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所以在解放前的那一段最黑暗的时期之内，作家笔下的三毛的一言一行，也渐渐的从单纯的对弱小者的怜悯和同情，一变而成了对不合理的、人吃人的社会的抗议和控诉了。这是作家从残酷的生活中进一步的接触到了这个不合理的社会的本质，而开始对这野蛮的制度发生了反感和敌视的原故；而同时我们相信，假如三毛的作者不这样做，不去和残酷的现实生活作斗争，而架空地给他布置一个神话一般的可以搭救他的幻想的境遇，那么即使是天真的孩子们，也就不会这样的清早起来就要抢着报纸看三毛了。”

台湾作家三毛（陈平）在1989年2月台湾出版的《三毛流浪记》的序言中写道:“张乐平先生，在中国大陆可以说是‘漫画书’的始创者，他笔下的小三毛，连头发都只有三根，可见这个孩子一切的缺乏。可是三毛是一个很有个性、意志坚强、富有正义感，经历了很多折磨却坚持人生光明信念的孤儿。我们经由这本漫画书，得到的体验，何止是娱乐而已。看《三毛流浪记》内心的滋味十分复杂。”

柯灵在1996年6月香港出版的《三毛流浪记全集》的序言中写道：“《三毛流浪记》是一部很有趣味的小人书，也是一部给成人看的警世书。三毛身上，背负着沉重的历史阴影，也带来了深刻的历史启示，向世界呼唤和平，呼唤公正，呼唤仁慈，呼唤同情，呼唤人道，呼唤文明！”

在《人民记忆五十年》（宋强、乔边等著，1998年出版）一书中有一段关于《三毛流浪记》的评论：“流浪儿是典型的都市边缘人，很少有人会觉得他们可爱。他们在上海的街头巷尾幽灵般穿行，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手里总是提溜着一个洋铁盒子，五官因为过于肮脏而显得模糊——没有人会从流浪儿的五官上联想到三毛，那个生机勃勃充满灵气的形象，三毛是流浪儿童中的王子，是污秽的尘埃里生出的花朵，甚至他溢动着饱满的灵性的线描造型，也成为本世纪中国人的精神标志。”

当时，《三毛流浪记》一经推出，流浪儿三毛一时间就变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每天有成千上万的读者，包括工人、薪金微薄的职员、穷苦的教师、所谓的各种各样“小市民”和他们的孩子，甚至一些有钱人，都一早就在等着当天的《大公报》看，《大公报》的销量也因此大增。

随着报纸上的每日连载，大人小孩都为三毛的经历时而忧愁，时而惊喜，时而伤心，三毛的命运竟成了当时上海市民生活中的大事，几乎天天都有“新闻”、“花絮”产生。在大公报馆的接待室，经常要接待一批大小读者，埋怨买不到当日报纸，或询问三毛以后遭遇如何。报馆还收到全国各地许多读者的来信，许多热心读者给三毛寄来了零钱和绒衣、鞋袜等生活用品。

1947年11月29日《大公报》刊载了一位有7个孩子的母亲的来信，信上说：“最近的《人非草木》、《还有好人》等，反映出我家里的应时景物，竟引起了我孩子们的喧扰，弄得大毛、二毛啼笑皆非，呆住了半天不吃粥；三毛、四毛都涨红了脸，情愿拿出自己仅有的五颜六色绒线背心转送给他；五毛也拿着空的酱油瓶奔过来代他赔偿店主。”

南京的一位8岁的小读者吴阿妹寄来了这样一封信：“乐平先生：三毛又在流浪了。你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呢？以后，如果你再虐待他，我要请他到我家来住了。”

苏州的一位小朋友也写来一封信：“张乐平先生：我三天看不见三毛了，我非常记挂他。他到哪里去了！到底是饿死了，还是冻死了，还是上学去了？请你明白告诉我。”

从这些小读者发自心田的纯洁天真的语言可以看出，三毛在读者中有着何等强烈的影响。

1948年9月2日刊登的《梦中解放》这幅画，描绘了监狱中的三毛梦见自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在当时这么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张乐平能这么直接地用“解放”这个字眼作为标题，是担风险的。

张乐平为穷苦老百姓说话，为老百姓喊冤叫屈、伸张正义，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创作期间，他收到过恐吓信，信中扬言，如果不停止《三毛流浪记》的创作，“将予以不利”。张乐平为了躲避干扰，同时也为了节省家庭开支，全家搬到了浙江嘉兴。张乐平的家乡海盐县毗邻嘉兴市（现属嘉兴市管辖），两地的口音非常接近。张乐平躲开了大城市的喧嚣扰攘，又仿佛无时不在感受到家乡的亲情和温暖，这使他的创作灵感大增。张乐平先是借住在亲戚家，后又举家迁至姚庄路北望云里19号。这是一栋老式的木结构房子，进入正厅，两侧为东西厢房，上下两层，张乐平在楼上和楼下各有一间屋。《三毛流浪记》的一大半画稿就是在这里创作的，每过几天由他或夫人冯雏音带到火车站邮局寄到上海大公报馆，或请列车员带到上海。

在嘉兴的这些日子里，张乐平生活拮据，由于过度劳累，加上缺乏营养，得了肺病。很多人劝他不要再画了，但是他以坚强的意志和毅力，拖着病躯，继续营造三毛“艺术大厦”，以至于有时吐出来的鲜血将画纸溅得斑斑点点，他换上纸，挣扎着继续绘画。这是天才艺术家真正呕心沥血的创作，他执着的热情，他专注的身心，他疯狂般的创造力，都倾注在三毛身上了。

张乐平笔下的三毛是当时上海滩流浪儿的生动写照，“三毛”这个词便成了所有贫苦孩子的代名词。孙夫人宋庆龄无限关怀这些与三毛同样遭遇的受尽苦难折磨、缺少温暖的苦孩子。可是，那个时候由她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已几乎没有国内外的捐款，因此，就想借“三毛”这个形象，在上海发起个“三毛乐园运动”。

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三毛”的困苦生活，宋庆龄决定举办展览张乐平原作的“三毛生活展览会”。1949年1月下旬，宋庆龄要求中国福利基金会同张乐平联系，张乐平一口应诺。他支撑着病体坚持工作，只几天功夫，就提出了筹备方案。宋庆龄看后，十分满意，立即答复当时正在嘉兴疗养的张乐平。张乐平接到答复后，火速赶到上海，又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精心赶作了30多幅三毛水彩画。

宋庆龄特地在上海燕云楼宴请张乐平，以表示对他的感谢。3月下旬，宋庆龄先在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的一幢弄堂房子里举办了预展，后又借汇丰银行礼堂（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向在沪的外国朋友展出。她将张乐平介绍给大家，还帮他做起了翻译。在这次活动中，当场有一位前苏联驻沪记者拿出800美元买下了一幅《苦三毛拉黄包车》的画。也就在这个展览上，宋庆龄得知张乐平患了肺病，回去后特意让人送来当时极为昂贵和稀少的药品“雷米封”。

画展于1949年4月4日（当时的儿童节）在上海大新公司（现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四楼开幕，盛况空前，中外记者争相报导，每日参观者多达2万人。众多的参观者把展厅拥堵得水泄不通，有的人挤出来透透气又挤进去，看了一遍又一遍。很多父母带孩子来看，甚至有外地的教师带领学生特地赶来上海参观展览。

这次展览会上，除了展出三毛漫画原稿300余幅之外，还有介绍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福利工作、该会儿童剧团以及育才学校的生活照片几十幅，另有张乐平画的30幅三毛水彩画供义卖，获得的钱款用于救济贫苦儿童。开幕当天水彩画就被悉数卖去，还有人要求预订数幅。三毛乐园会的会徽以及张乐平签名的《三毛流浪记》画册也都供不应求。另外，开幕当天就有40多人当场表示愿意每月出资救济“三毛”，加入“三毛乐园会”。4月9日，“三毛生活展览会”胜利闭幕。会后，宋庆龄还亲笔书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鼓励和感谢张乐平。

“三毛乐园会”以征求会员的方式为贫苦流浪儿童筹募基金。凡是按月付银元3枚可救济“三毛”（即贫苦儿童）1名的是普通会员；肯出15枚银元就可负担5名“三毛”，是荣誉会员。另外，捐赠用品给儿童的是“三毛之友”。活动一开展，就得到了许多人的大力支持，大家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更让人感动的是，这些关怀“三毛”的慷慨解囊者之中，有不少人自己也只是勉强可以温饱而已。

“三毛生活展览会”和“三毛乐园会”为流浪儿童筹得了钱款，以及书籍、文具、衣服、药物等物品，救济了数以千计的贫苦儿童。漫画人物三毛，为许多真实生活中的“三毛”提供了庇护和生存的机会。

1949年4月4日，上海《大公报》刊登连载漫画《三毛流浪记》的最后一幅画《理想与现实》，同时发表了张乐平的文章《我怎样画三毛的——为‘三毛义展’写》，全文如下：

“十五年前我开始动手画三毛，那时中国的漫画工作者似乎还甚少尝试不用文字对白的漫画创作；就是读者似乎也没有养成欣赏不用文字说明的漫画的风气。特别是长篇连载的漫画，作者似乎必须添上若干文字以补画笔的不足，而读者也似乎习惯于通过文字的媒介来了解画面的意义。

“我画三毛，当然是一个冒险的尝试！我想尽可能减少借助文字的帮助，要让读者从我的画笔带来的线条去知道他所要知道的。但我对人生的体验太少，就拿我所要创造的三毛来说，虽然环绕在我周遭的正是成千成万的三毛，我从小就和这些识与不识的三毛身贴着身，心贴着心；我甚至可以这样说：‘我就是从三毛的世界长大的！’即使这样，我还不能说，我已彻底了解三毛的生活相。我还不敢保证我的画笔如实地把三毛的真面目毫无遗憾地传达给读者。

“但我毕竟勇敢地舍弃运用连篇累牍的文字说白来创作三毛了。我每次新到一个地方，甚至我每天离开自己的屋子走到每一条大街上，我都可以看见我所要创作的人物。他们永远是瘦骨如柴，衣不蔽体，吃不饱，穿不暖，没有以避风雨的藏身之处，更谈不上享受温暖的家庭之乐与良好的教育。我们这个好社会到处就是充斥着这些小人物；充斥着这些所谓中国未来的主人翁；充斥着所谓新生的第二代。我愤怒，我咒诅，我发誓让我的画笔永远不停地为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朋友们控诉，为这些无辜的苦难的孩子们服务！尽管我的技巧还没有成熟，尽管我的观察还有遗漏，但我爱人类、爱成千成万在苦难中成长的孩子们的心是永远热烈的！十五年来，我把我对他们的同情、友爱，通过我的画笔付与三毛！我从未措意自己的劳苦，我更未计及自己的成败，我只一心一意通过三毛传达出人生的爱与恨、是与非、光明与黑暗……

“十五年来，在我创作三毛的过程中，最使我感到安慰的，就是成千成万识与不识的小朋友们都爱看三毛；特别是在抗战胜利后，我先后在《申报》和《大公报》所发表的《三毛从军记》和《三毛流浪记》，曾经获得广大的读者支持，他们为三毛的痛苦而流泪，也为三毛的快乐而雀跃。千千万万识与不识的小读者们常常随画中人三毛的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我就常常接到这样的读者投书：‘兹寄上毛线背心一件，祈费神转与张乐平先生，并请转告张先生将此背心为三毛着上。近来天气奇冷，而三毛身上仅着一破香港衫，此背心虽小，三毛或可能用，俾使其能稍驱寒冷，略获温暖，千万读者亦能安心矣。’这是成百成千感人心肺的例子之一。我常常为这些纯洁伟大的爱心所感动，我知道我的辛劳并没有白费，这也正是说明为什么我成年累月不眠不休地创造三毛的理由。

“十五年来我画三毛，我忘不了开始时的孤单和寂寞；但现在却有着成千成万识与不识的朋友结伴而行。路本来是没有的，有人走才有路。毕竟我为自己开辟一条创作的路。三毛是不会孤独的，我自己也不再是孤独和寂寞的了。

“孙夫人主办的儿童福利会，为了救济跟三毛同一命运的小朋友们举办‘三毛义展’。我抱歉我的作品还没有成熟，特别是三十张彩色义卖作品，都是在病中赶画的，但是想起千千万万的三毛们因为孙夫人这一义举而得到实惠，作为三毛作者的我，还会有比这个更快乐的经验么？”

随着《三毛流浪记》的连载，1948年4月至1950年2月，上海大公报馆分成四册陆续出版了单行本。1950年代，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选集本。后来，又有十多家出版社出版了选集和全集，除在中国内地和港台地区发行之外，还发行至英国、美国、法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等地。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三毛流浪记》是我国印数最多、最畅销的儿童读物之一，许多孩子都是看着三毛的故事长大的。

1978年，《三毛流浪记》在“文革”后再度出现时，人们争相购买，供不应求，一上柜就被排着长队的人群购买一空。上海最大的新华书店——南京路新华书店甚至出现了因争先购买而把柜台挤坏的场面。

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畅销书排行榜”，《三毛流浪记》多次名列文艺类或少儿类榜首。在《三毛流浪记》发表50周年的1997年6月，据全国30多家城市中心书店销售情况统计，畅销书（文艺类）排行榜中名列第一的正是《三毛流浪记》，这是对《三毛流浪记》“50岁生日”的最好祝贺。1999年《出版广角》期刊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共和国成立50年感动共和国的50本书”评选中，《三毛流浪记》榜上有名，名列第19位。2004年2月，北京万卷中心联合部分动漫专家和热心读者，在出版社选送的中外优秀漫画图书中评出“十大优秀漫画图书”，《三毛流浪记》也在其中。

70多年来，《三毛流浪记》以多种版本发行，总量早已超过1千万册，而且以英文、法文、意大利文、韩文、越南文等多种外文版本出版。

在21世纪的今天，《三毛流浪记》仍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仍多次名列畅销书前列。近年来，少年儿童出版社每年出版发行的《三毛流浪记》书籍，就高达百万册之多。

2015年，由《三毛流浪记》和《三毛从军记》这两部作品组成的法文版《三毛》，荣获第42届法国昂古莱姆国际漫画节文化遗产奖，这是中国作品第一次在这个欧洲最大、世界最著名的两大漫画节之一的漫画节获奖，该奖是当今世界漫画艺术领域的最高荣耀之一，《三毛流浪记》被认为在世界漫画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2018年，世界无字书大奖评委会将首个“特别荣誉奖”授予《三毛流浪记》作者张乐平先生，以表彰他的特殊贡献，这也是中国画家第一次获得世界无字书大奖的专业大奖。2019年4月，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三毛流浪记》成功入选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图书俱乐部首批推荐书单。2020年，《三毛流浪记》入选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组织发布的《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

流浪儿三毛的故事，闪耀着人性的光芒，因此而能超越时代、超越国界、超越社会。《三毛流浪记》的成功，与张乐平的自身经历和他的高尚人格是分不开的。流浪儿三毛所拥有的历史厚度和文化底蕴，在世界漫画史上堪称独一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