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三毛又活了

1966年元旦，张乐平在自己的剪报本上，满怀豪情地写了一首诗：“但有红心在，何愁白发多。豪情胜旧日，引吭唱新歌。”他不断创作，配合国内外形势画漫画，还画“革命样板戏”的速写……

“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场灾难来临了，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张乐平自然首当其冲。“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黑画家”“反共高手”“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美蒋特务”……一顶顶大帽子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在这个黑白颠倒的时代里，三毛自然也逃脱不了厄运。造反派给三毛戴的帽子委实吓人：一曰“三毛是资产阶级反动人性论的典型”；二曰“三毛鼓吹投降主义”；三曰“三毛贩卖活命哲学”；四曰“三毛是国内外反动派反华大合唱的急先锋”。《三毛——在迎接解放的日子里》（即《三毛迎解放》）这部创作意旨很明显的作品，却被批判成“为国民党反攻大陆营造舆论”，在“迎接”台湾国民党的到来。张乐平参加的救亡漫画宣传队曾经归属于国民党政府政治部第三厅，后来又归属于第三战区政治部，他又在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画过画，以致这些抗日经历成了严重的历史问题，甚至累及子女。

他和沈柔坚、唐云一起被列为上海美术界的“三家村”，随时可以被造反派拉到工厂、学校批斗。造反派批斗丰子恺时，也往往拉着张乐平一起陪斗。

张乐平的家被解放日报社的造反派抄了。他家的墙上因年久失修而出现了裂缝，造反派竟怀疑里面藏了发报机或其他什么反动的东西，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墙敲开了，结果自然什么也没查出来。张乐平看着被砸得不成样子的墙，真是被弄得哭笑不得。后来附近中学的红卫兵也来抄过家。

批判张乐平的大字报从他的家门口贴到了弄堂口。有一次，又有一大群红卫兵气势汹汹地准备去抄张乐平的家，周围邻居中的一些工人师傅闻讯赶到他家门口，赶忙阻止红卫兵进去，并义正辞严地问道：“他们单位已经来抄过了，东西都抄走、封存了，你们还要做什么？”红卫兵们只好作罢。邻居们甘冒危险、挺身相助，也能看出张乐平平时的人缘极好。

张乐平不断地遭到批斗和折磨，他默默地忍受着。他每天一早要赶到报社打扫三间厕所。一天，造反派把他叫去，当着他的面把40多幅《三毛流浪记》原稿撕得粉碎，随后要他自己将狼藉满地的纸片扫进垃圾堆。张乐平气得索索发抖，他咬紧牙关克制着自己，直到那些人扬长而去后，才终于泪如雨下。

后来，张乐平被下放到上海郊外的奉贤干校劳动，改造“资产阶级思想”。由于他年老体弱，便被分配去捡垃圾算是很照顾了。在那段文化遭到唾弃的岁月里，漫画家本人被极左思潮所漫画。

“文革”后期，张乐平被“解放”，编制从解放日报社调到了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上海市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的总部（现上海辞书出版社所在地）集中学习。在家里，他有时也画一些国画赠送友人。有一天，几个“臭老九”在诗人卢芒家里边喝酒边发牢骚，当谈论到正遭批判的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时，张乐平“斗胆”当场画了一只“黑猫”以示心中的不平，事后又很是“后怕”。

1976年10月，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在听传达报告时，张乐平积郁10年的感情像火山一样爆发了。一散会，他就匆匆赶回家，连饭也顾不上吃，就把大幅画纸摊在地板上，迅速动手画起来，他要用画笔进行无情的鞭笞和辛辣的讽刺。此时他已年近七十，骨架子硬了，又患有高血压，长时间弯着腰在地板上作画，其艰难是不难想象的。

当十年浩劫的阴霾逐渐散去，光明中国的曙光初现的时候，人们对未来充满了憧憬，都感到将迎来一个不平凡的时代。

张乐平看到“文革”后的孩子缺乏道德和素质教育的现状，于是想继续他钟爱的三毛漫画创作，给孩子们进行道德的熏陶。但是，三毛已经被“批倒了”，要想让他重新站起来，也并非易事。张乐平画了几幅《三毛学雷锋》的组画，把手稿上交给领导部门审查。直到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彭冲点头同意，三毛才得以在报刊杂志上重新露面。1977年6月1日，《解放日报》刊登了几幅《三毛学雷锋》。那个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三毛重又跃然于报上，一时成了热点新闻，人们高兴地说：“三毛又活了！”

在张乐平的笔下，三毛以雷锋为榜样，默默地做着好人好事：拾金不昧，爱护花草，帮助老人，送迷路的小妹妹回家，将丢失的信件送到收信人家中……《三毛学雷锋》在《解放日报》陆续刊登到1978年6月18日。

1978年2月至1980年12月，《三毛日记》在《小朋友》上陆续刊登。1982年，《小朋友》发表张乐平的《我们的故事》中，出现过几幅三毛漫画。1982年1月至1984年7月，《儿童时代》上发表了《三毛新事》。1980年至1983年，在《科学与生活》中也发表过几幅三毛漫画。以上这些漫画，在后来的单行本中，一部分收到《三毛日记》里，有近80幅；另一部分则收到《三毛学雷锋》中，共52幅。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中期，除了《三毛学雷锋》、《三毛日记》，张乐平还创作了《三毛爱科学》、《三毛与体育》、《三毛旅游记》、《三毛学法》等，这些作品顾名思义，表达了大师对孩子的一颗赤诚之心。大师呼吁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回归，渴望祖国的强盛。他说：“大树是由苗苗长大的，对苗苗我们要精心浇灌。”

《三毛爱科学》自1978年4月到1980年12月在《儿童时代》连载。随着十年动乱中宣扬的“读书无用论”的被唾弃，热爱科学、学习科学和运用科学，开始在社会中蔚然成风。新三毛成了热爱科学的好儿童：制作声控玩具，自装电视机；废物利用，坏乒乓球变成了小风车；开动脑筋，自己“造出”了小火箭；奇思妙想，把苹果嫁接在萝卜上；畅想未来，登上月球……

后来出版的《三毛爱科学》单行本共有38幅。科普学家高士其在序中说：“《三毛爱科学》一书，可以激励儿童对科学的兴趣，启发儿童的思维，培养儿童从小爱科学，向往未来。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人类的明天，科学的希望。生动而有意义的漫画可以开阔儿童们的眼界，丰富儿童们的生活，使儿童在潜移默化中，陶冶性格，培养高尚情操，还给小读者以艺术的享受。这本书是普及科学知识的好作品，愈来愈受小读者的欢迎，这是时代的需要，祖国的需要。”

建设祖国，需要有强壮的身体。张乐平继“德”（《三毛学雷锋》）、“智”（《三毛爱科学》）后，又创作了“体”——《三毛与体育》：三毛跑步，打球，游泳，参加比赛，刻苦训练，勇争第一……鼓励小朋友德、智、体全面发展。《三毛与体育》于1978年1月20日至1979年12月3日在《体育报》陆续刊登，共10余幅。

1980年10月至1981年10月，《三毛旅游记》在《旅游》上陆续刊登，近10幅。在十年动乱中，“游山玩水”曾经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歪风邪气”。拨乱反正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人民开始重视和喜欢旅游，《三毛旅游记》也就应运而生了：三毛游明孝陵，登泰山，看乐山大佛，比赛划船……

“文革”结束后，针对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张乐平还画过一些讽刺漫画。他和挚友丁锡满（萧丁）合作多次，他画漫画，萧丁配诗。

他还曾经酝酿过两部作品：《三毛历险记》和《三毛东渡记》。前者是想通过三毛来反映“文革”中人们的遭遇，后来张乐平在朋友们的劝说下放弃了这部作品的创作。后者是源于1980年他到日本访问时，在这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的所见所闻使他感到很吃惊，于是他想以三毛作导游，介绍一个真实的日本（当时中国老百姓对国外的情况还了解甚少），宣传中日友好。他画了数张草稿，请了阿童木陪伴三毛参观。由于疾病原因，以及手头资料太少，最后这部作品也夭折了。

1979年4月，在国家百废待兴之际，张乐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新华社发了消息，《人民日报》以及全国几乎所有的省级报纸都作了报道。有些人不明白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那么痛苦的折磨，为什么还要入党。张乐平却觉得，现在正是中国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拨乱反正后的“今天”来之不易，自己责任重大，他希望成为执政党队伍中的一员，以便能更好地为开创中国美好的未来做出贡献。

张乐平心地非常善良。“文革”期间，刘海粟、林风眠等在最困难的时候，张乐平会偷着去看他们；他自己刚被“解放”，立即设法去和他的老友沈柔坚、特伟等取得联系，他还多方打听华君武、赖少其等朋友的情况；丰子恺弥留之际却住不进病房，张乐平闻讯后立即到空气浑浊的医院观察室去看望丰老。他经常教育子女，为人不要锦上添花，而要雪中送炭。后来刘海粟平反，张乐平反而不去了。他说：“他现在有人去看了，我就不必去了。”而当林风眠离开上海的时候，张乐平又是少数几个赶至机场送行的人。阿达、包蕾突然去世，张乐平难过了好长时间。他的心爱的学生舒家鼎、丁兆庆等出国去发展，他一直记挂着他们。

80年代初，张乐平得知小学时候的美术老师陆寅生在上海，便东寻西找打听老师的住址。那天正下着大雨，他也不管，买了一大盒蛋糕走了近两个小时才找到老师家。离别了几十年，老师已经认不出来这个学生了，而这个一生不得志的老师没想到这位名扬全国的大漫画家还记得自己，禁不住老泪纵横……

张乐平整理了劫后尚存的画稿，准备开个人画展。《张乐平画展》举办了四次：1982年6月在上海美术馆展出，由上海市妇联、共青团上海市委、上海市教育局、中国美协上海分会主办；1982年9月在成都四川省展览馆展出，由中国美协上海分会和四川分会联合主办；1983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美术馆、中国美协上海分会主办；1984年2月在家乡浙江省海盐县武原镇体育馆展出，由海盐县文教局举办。

然而，张乐平的身体每况愈下。早在“文革”后期，张乐平便被帕金森氏症所缠，至80年代初病情渐重。1983年对张乐平是个沉重的打击，艺术家的手腕由于帕金森氏症的影响而不能稳定地创作……每每作画，要费很大劲儿，用铅笔打样，然后改，然后定稿，一张漫画有时用一天也画不成，唏嘘再三，摇首叹息。但他还是以坚强的毅力陆续创作了一些作品，三毛没有停止生命。张乐平表示“要让三毛脚步紧跟祖国前进”。

1984年12月6日《光明日报》报道，台湾《中国晚报》最近有篇题为《张乐平与“三毛”》的文章说，“一个漫画形象能为大众所欢迎，且能够持续数十年，着实不简单”。“张乐平笔下的漫画人物‘三毛’，是个七八岁上下的小孩子，自30年代中始至今整50年，当中经历了数个大时代转变，始终为中国无数的小朋友及成人爱戴，这与画家能以一颗童心来和千万个小读者同呼吸共喜乐是不无关系的。可以说，三毛的成长也象征着中国儿童的成长”。

1985年10月22日，张乐平的最后一部三毛系列连环漫画《三毛学法》问世，在《民主与法制画报》创刊号刊登，一直到1986年5月21日，共发表了10多幅。他对记者说：“对小朋友是需要法制教育，要从小教育他们懂法守法。不过对小学生，更重要的是进行道德教育，使孩子从小培养良好品德，关心国家，尊敬老人，长大了就会守法。”“我在画《三毛学法》时，着重于三毛的道德品质的表现。”

他在前言中说：“我自1935年始作《三毛》，至今已50年。岁月悠悠，我已年逾古稀，垂垂老矣，而三毛在人们心目中依然是个天真活泼的孩子，是新社会的‘吉祥物’。今欣闻《民主与法制画报》创刊，特作《三毛学法》以贺。”

《三毛学法》中三毛不仅自己遵纪守法，还向别人宣传法律知识，制止恶习：他协助警察叔叔抓赌博，戳穿骗子的欺诈行为，劝阻路人随地吐痰……

读者从《三毛学法》作品中已经能看出画家受疾病折磨的痕迹。线条有些颤抖，原本流畅的笔墨变得拘谨起来。可以想象得出，作者是以坚强的毅力在坚持作画。另外，他还担任了当时上海惟一的一本漫画刊物《漫画世界》的主编，为漫画事业发挥余热。

20世纪80年代，不时能在一些报刊杂志上见到单独的三毛漫画：三毛参加某项活动，三毛祝贺某报刊“生日”，三毛来到某城市……这些大多是特约稿。

1986年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组用广播形式陆续播出《三毛流浪记》的故事（童超、童弟播讲），全国有十几个省市地区的许多小听众来信，表示喜欢这个节目。正在医院治疗的张乐平几次亲笔写信给策划人王成玉表示鼓励，并指出播出中某些细节失误，令节目组工作人员都非常感动。（1995年“小喇叭”又播出了《三毛从军记》的故事，马恩然播讲）

张乐平始终最关心孩子。他在一篇题为《我爱儿童　我爱儿童漫画》的文章中，开始就写道：“我是画漫画的，画了许多儿童漫画，也画了不少成人看的漫画，大家总喜欢称我是儿童漫画家，我也乐意接受这个称号。有人问我，你的儿童漫画小孩子那么喜欢看，有什么诀窍吗？我想来想去没啥诀窍，就是有一点，我爱孩子。”

1987年，他在《上海滩》发表了一篇文章《不要到“六一”才想到儿童》：

“一年一度的六一儿童节又快到了。《上海滩》要我就儿童有关的事情发表些意见。说什么好呢？有点踌躇，怕讲出来不那么切合实际。

“现在独生子女多，物质生活条件好多了，不仅是同解放前‘三毛’不好比，比五六十年代的孩子也不知道好多少倍。做父母的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现在一般对智力方面的培养也都很注意。上海儿童中间出现了许多好苗子，画画的、弹琴的、唱歌的、跳舞的、写字的、下棋的，都出了一个个‘小明星’，还有办小人报的，搞小发明的，有的参加国际比赛，还得了奖，受到了外国朋友的赞赏。所有这些好事情，自然使人感到由衷的高兴。

“不过，我也常想到另一方面。社会要求儿童全面发展，既要注意智育，更要注意德育和体育。现在是不是后两个方面注意得少了一点呢？儿童幼稚的心灵具有双重的特性，一是纯真，二是可塑。大人的一举一动对他们的影响很大。总要多注意好品德方面的诱导和启发。从小处境优越的独生子女，本来就容易滋长‘自我中心’的意识，因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宠爱他嘛！不好的风气，会玷污孩子们纯洁的童心，使“自我中心”的意识膨胀起来，这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就是希望孩子成才，也要多多注意孩子们自己的创造力。我是画画的，还是举画画为例。画画不发挥创造力就永远画不好。学吴昌硕，老是模仿，怎么能超过他？学齐白石画虾，依样画葫芦，你也不可能画得像他那样有生气。画画如此，其他方面也是这样吧？我们历来有种社会风气，总是把那种低眉顺眼、唯唯诺诺的算作好孩子，把敢想、敢说、敢做说成是调皮捣蛋，这很容易压制他们的创造力。上海的儿童聪明，我希望他们愈来愈聪明。

“孩子的事情需要我们经常关心。我们还有一种习惯也不好，这就是过什么节才想到什么，‘三八’想到妇女，‘五四’想到青年，‘教师节’想到教师，‘护士节’想到护士；节一过，任务似乎也完成了，一切还是老样子。今年的‘六一’节是不是也会这样呢？我不想预测。但愿不要把纪念活动仅仅看作是个形式，各方面都经常来想想儿童成长过程的问题，为儿童的全面发展切切实实地多做点工作。”

1989年，台湾知名作家三毛（陈平）来上海与张乐平“父女相见”，传为文坛佳话。张乐平高兴地说：“没有想到画三毛会‘画’出个女儿来，这是真的，真的没有想到。”他对作家三毛说，他有七个孩子（张娓娓、张晓、张融融、张朵朵、张建军、张苏军、张慰军），等于音符上的1234567，而加上她就是个高音i，谱成了一条愉快的音谱。后来三毛（陈平）弃世，张乐平一直没有能从打击中恢复过来。

他接待过手塚治虫、森哲郎等日本杰出漫画家，还接待过台湾知名漫画家敖幼祥、萧言中、蔡志忠、郑问、曾正忠等，这些漫画家的作品给他带来了许多新鲜感。

1990年1月1日《新民晚报》第一版一幅“三毛迎新图”，标志着三毛跨进了90年代。1991年的支援灾区活动中，出现了三毛义卖画。8月13日《新民晚报》报导：“正在医院治病的张乐平听到看到社会各界人士为抗洪救灾出钱出力的消息以后，夜不成寝，一心构思一组‘三毛救灾’的作品，无奈病手已不听使唤，颇有力不从心之苦。尽管如此，张乐平还是拂暑奉献了义卖的佳作《三毛吃西瓜》，作品暗喻灾区人民渴求大家帮助。”

张乐平生命的最后几年基本上是在医院度过的。被病魔缠身的他，时常会陷入沉思之中，时而紧锁眉头，时而轻轻叹息，可是他不向任何亲人或朋友袒露他的心扉，倾诉他的烦恼。只有当他的孙辈（卓越、詹胜、孟晶、张侃理、张屹南、张若愚）来看望他时，孩子们的调皮和撒娇才会使他露出难得的微笑。

晚年的张乐平获得过不少荣誉。1980年，张乐平与冰心、叶君健、张天翼、严文井、孙敬修、陈伯吹等一起荣获“中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荣誉奖”。1985年，我国在妇女儿童工作领域的最高奖——首届“宋庆龄樟树奖”，获奖者共五位：王淑贞、张乐平、苏祖斐、陈伯吹、袁瑢。1988年，中国漫画界最高奖——首届“中国漫画金猴奖”荣誉奖名单如下：华君武、叶浅予、张乐平、丁聪、廖冰兄、张仃、方成、特伟。张老是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中国文联委员，第三届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第四届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作为“三毛之父”，他的名字早已名扬海内外，可是生活中的他却是非常低调。

他是名人，却淡泊名利，一直安于十分清淡的生活……他嗜好喝酒，以酒待人，以酒解愁，以酒欢乐，以酒创作……他不善言谈，却极重情义，结交了许多平民百姓朋友，接纳了不少编外儿女……生活中的张乐平，十分平凡，却又时常显示出其人格魅力。作家三毛说他是“一位永不为岁月追赶的不凡之人”，黄永玉说张乐平夫妇“心胸之博大，他们情感落脚处之为凡人所不及”。

三毛的名气实在太大了，难免有时会使个别人感到不快，会有意无意地贬低张乐平在中国漫画界的地位，贬低三毛的影响。其实这些对张乐平本人来说完全是无所谓的，他一贯是谦虚待人，从不争那个名分。

1991年初冬，联合国有几位外国官员写信给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反映在电视新闻中看到张乐平穿着厚棉衣，盖着毯子，躺在家中躺椅上接受记者采访的情景，希望上海市政府能关心一下张乐平的生活。朱市长立即派人给张家送来了德国制造的取暖设备。张乐平非常感激，又感到很不安，他总是认为政府给予他的照顾已经非常多了，他对自己的物质生活已经很满足了。

画家谢春彦觉得张老应该过上富裕的生活，多次想说服他能画些国画：“凭你的名气，随便涂几笔都能卖出好价钱。”谢春彦甚至已联系到愿意出大价钱的买家，指定要张老的国画，张乐平却总是借故推辞。他曾经画过一些国画小品，却都用于赠送友人。早在1983年，他将《三毛流浪记》原稿全部捐献给中国美术馆，就是因为有海外收藏家向他提出，希望高价收购他的这些原稿。张乐平对金钱的轻视，对清淡生活的满足，常人难以理解，可是也许这更能说明他的流浪儿三毛情结。

张乐平生前发表的最后一幅三毛作品，是1992年作为《少年文史报》等单位主办的“三毛杯”全国中小学生文史知识竞赛的赛标。1月15日，竞赛主办单位负责人来到张乐平的病榻前，拿出张乐平1982年赠送给该单位的亲笔三毛漫画，说明要把这幅画作为赛标，并请他在画上签名。他听后很开心，颤巍巍地提起笔，用另一只手压扶在提笔的手上，在画上签了他的名字和日期。

那几天，张乐平特别激动、兴奋，他正准备参加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定于1月28日举行的《三毛从军记》原稿捐赠仪式。1月24日，张乐平突发“吸入性肺炎”而昏迷，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书”，之后他就一直处于昏迷状态。1992年9月27日，平民画家、一代宗师张乐平先生与世长辞……

张乐平的去世，令海内外成千上万的读者悲痛。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南、河北、湖北、广东、广西、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新疆……几乎全国各地都有读者发来唁电、唁函。

江泽民总书记、朱镕基总理等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以不同的方式向张乐平家属表示了慰问，深切悼念张乐平。来自四面八方的近千名读者带着不尽的哀思，赶到上海龙华殡仪馆，在乐平先生生前最喜欢听的《一路平安》乐曲声中，为“三毛之父”送行……

张乐平去了，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会衰老的三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