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三毛过上新生活

1949年4月，“三毛生活展览会”结束以后，张乐平与导演陈鲤庭在上海僻静的南阳路上找了一间房子住了下来。就在那间小屋里，张乐平与郑野夫、刘开渠、冯亦代、陈鲤庭等一起，悄悄地筹备欢迎解放军的工作。据冯亦代回忆：“一些写画的大幅宣传品，大多出于乐平的手笔。那时乐平身体不大好，可他还是没日没夜地干，他的热情鼓舞了许多朋友。”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张乐平在《三毛流浪记》中所表现的三毛盼望解放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张乐平怀着激动的心情，和大家一起涌到街头，庆祝这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时刻。5月28日，张乐平与刘开渠、杨可扬、陈烟桥、郑野夫、庞薰琹、朱宣咸、温肇桐、邵克萍、赵延年等国统区进步美术家，代表以上海为中心的国统区进步美术力量签署了迎接解放的“美术工作者宣言”， 提出国统区美术工作者决心“为人民服务，依照新民主主义所指示的目标，创造人民的新美术”。5月29日，该宣言在上海《大公报》发表。上海近代美术史从此翻开了崭新一页。

6月5日，上海市政府举行了解放后文化界第一次盛大集会，科学、文化、教育、新闻、出版、文艺、戏剧、电影、美术、音乐、游艺等各界代表162人出席，张乐平也在其中。会上陈毅市长讲话，首先向坚持正义斗争的文化界致以亲切的慰问，继而分析当前形势，最后对共产党的文化教育等各种政策，进行了详尽的解释，欢迎文化界人士团结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

不久，张乐平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首届代表大会代表，与巴金、冯雪峰、陈望道、赵景深、许杰等一起，于6月23日登上列车赴北京开会。7月2日，文代会开幕，会期共17天。开会期间，张乐平开始酝酿如何在新社会、新形势下继续创作三毛这个漫画人物。

后来，《文汇报》记者在采访张乐平时提到：“张先生中等个子，黧黑清瘦，不善言辞。但是一种汇聚于‘三毛’这个漫画人物中的温情平易的气质，从作者身上似可相见。”张乐平在回顾以前三毛的创作后，兴奋地告诉记者，“现在三毛翻身了”，他决定要画《三毛解放记》来庆祝三毛的翻身，从上海解放的前夕画起，通过三毛这一目击者，描写反动派在这前夕的横暴和凶残，随后太阳出来了。“旧社会已死亡，新社会现已诞生，三毛不再流浪了。”

解放前夕，张乐平将家眷从嘉兴接到上海。1949年11月，全家搬进了衡山路700号3室。

始终站在平民立场上的张乐平，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张乐平满腔热情地使三毛进入新的生活，新社会的三毛开始活跃起来。1950年1月，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上海市推销委员会成立，张乐平画的“三毛买公债”宣传画，广为印发。2月份，《大公报》为迎接解放后第一个春节，邀请张乐平画三毛年画。三毛年画每套2幅，三毛打着腰鼓、扭着秧歌，“解放全中国和平统一”、“建设新社会安富康宁”。当年6月，第一届妇幼卫生展览会在原跑马厅举办，后又去郊区巡展，观众达30万人次。张乐平创作的连环漫画《三毛预防白日咳》，在展览会上被制作成巨大的走马灯造型，并配有录音机对漫画进行讲解，以及播放预防疾病歌，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1950年6月，张乐平全家搬进了五原路288弄3号，他以后的创作生涯就一直在那里度过。

作为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兼创作研究部部长，张乐平是解放初期上海美术创作的领军人物之一。他与米谷、沈同衡、张文元一起筹办了新中国第一份漫画期刊——《漫画》；他与杨可扬、吴耘、赵延年等合作创作了九部连环画作品；他与赵宏本等共29位画家合作绘制当时影响颇大的《婚姻法图解通俗本》；上海60位画家集体创作的连环画《宋景诗与武训》，主要人物造型由张乐平绘制，并负责画面整理工作。他的画坛挚友赖少其、沈柔坚、沈之瑜、陈烟桥、吕蒙、姜维朴等都很支持他的创作。

然而这时，张乐平在解放后的三毛连环漫画创作上遇到了难题。由于《三毛流浪记》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三毛成为了旧社会穷苦孩子的典型，而解放后中国的面貌改变了，如何用连环漫画的形式，对三毛新的生活加以描绘，对画家来说是个全新的课题。

1949年10月，文艺界召开了两次座谈会，对电影《三毛流浪记》展开讨论。在《影剧新地》杂志社召开的座谈会上，出席者有：丁然、王云阶、毛羽、石炎、吴永刚、梁明、徐韬、徐桑楚、马中婴、瞿白音、谭云、张乐平等；在泰山咖啡馆召开的座谈会上，出席者有：黄灿、朱治格、黄宗江、朱嘉琛、郑造、萧亦五、高马得、陆地、杨琦、吉尔璋、孔罗荪、曹明等。大家基本上肯定了电影的成功，但是许多与会者也提出了种种意见，比如三毛的出身、生活、出路等问题。有人认为这部影片在提高流浪儿童阶级觉悟上不够，政治思想性也不明确。

1950年5月23日，上海市漫画工作者联谊会在文艺处召开了“三毛创作座谈会”，出席者有：沈同衡、陈伯吹、何公超、谷斯范、米谷、陆万美、温肇桐、茹茄、沈柔坚、赵延年、吴耘、杨可扬、沈凡、黎冰鸿、韩尚义、郁青、潘际坰、周竹湘、田鲁、黎鲁、洪荒、鲁少飞、高英、张乐平等，讨论三毛到底要不要画下去，应该怎么画。经过座谈讨论，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三毛要继续画下去。由于三毛的艺术造型已经深入人心，所以不应该改变其形象特征，年龄也应保持不变，让他生活在新中国的环境里，作为新中国的典型儿童形象来塑造，借以反映新中国儿童丰富多彩的幸福生活。

张乐平新创作的《三毛的控诉》于1951年1月1日至2月3日在《大公报》上连载，共18幅。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时期，该部作品把三毛作为美国侵略罪行的“历史见证人”，根据一些真人真事，借助三毛的生活经历，揭露美国侵略者在上海犯下的一系列罪行。就此三毛被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

1951年5月5日至7月23日，张乐平的另一部连环漫画《三毛翻身记》在《解放日报》上连载，共65幅。（1997年经过整理，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40幅的《三毛翻身记》，柯灵于1993年为“张乐平遗作展”写的序作为该书的代序）

三毛在“反对美国武装日本控诉大会”上控诉，讲述了自己从抗日战争开始到获得解放的故事：三毛的祖父被日本人杀害，父亲被捉，三毛母子去上海投奔外婆，母亲又丧命于屠刀下；他孑然一身来到上海找外婆，祖孙两人相依为命，后来外婆又死在美国兵的车轮下；解放了，三毛得到大家的帮助，进了工厂，过上幸福生活。显然，这部作品是为了配合抗美援朝。这是三毛这个小人物再一次与政治运动结合在一起的产物。

当时，由于政治环境起了很大变化，有些思想激进的人对于张乐平的漫画《三毛流浪记》中的部分内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三毛流浪记》中还存在着许多旧社会的腐朽思想。那时仍担任《大公报》总编辑的王芸生，一次应上海虹口中学之邀，向该校全体师生员工发表演说。王芸生畅谈新中国、新上海、新气象，谈到上海娼妓绝迹，聚赌现象被遏止，流浪儿和乞丐也无踪影，其中尤其谈到一段《三毛流浪记》的故事，也谈到他曾经救助过像三毛那样的孩子。不料，演说后该校的教导主任却发表了措辞严厉的“批判”，其中一句就是：“我们无产阶级决不要资产阶级的臭钱！”王芸生听后，笑容立即收敛，面色煞白，从此对《三毛流浪记》闭口不谈。

后来张乐平在1957年5月18日的《文汇报》上发表的《三毛何辜！》中，回忆了自己的创作经历：

“解放后，读者十分关心三毛，要我重画解放后的新三毛。因此我非常想为广大读者重新拿起画笔；但因自己对新社会的生活体验不够，没有把握，曾邀请好多同志开过三次座谈会，希望得到同志们的帮助。

“就在这个时期，我听到了不少关于三毛的议论。这些议论大大地影响了我的创作情绪。有人说：‘三毛是流浪儿，就是流氓无产阶级，不值得再画’；另外有人说：‘三毛太瘦了，他的形象只适合于表现旧社会的儿童，而且他只有三根毛，显得营养不足，即使值得再画，也应该让他头发长多起来，胖起来，这才是新面目。’其实那时我自己就没胖起来。又有人说：‘你画三毛到现在已是十多年了，计算年龄已该长大成人了，当青年团员恐怕还要超龄呢。你还不给他长大起来，未免违反自然。’这些看法，实在搞得我非常糊涂，而创作情绪不免因此低落。

“更有甚者，1952年，上海文艺界整风时，有一位党员同志做鉴定似地说：《三毛流浪记》等于《武训传》。这使我更加糊涂了，但是又提不出理由来否定这意见，觉得对方是党员，总比自己正确，弄得好几天睡不着觉。我最后还是鼓足勇气去找夏衍同志，他非常支持我，并且还为我写了一篇序文鼓励再版出集子，这真使我有起死回生之感。后来我又得到解放日报社的鼓励，画了《三毛翻身记》。但我无法摆脱上述的一系列的清规戒律的影响，在思想上缩手缩脚，它在风格上与‘流浪记’相比真是大不相同。当时报社给了我鼓励，但同时又给了我在题材上的种种约束，要我结合每一个政治运动来画，如土地改革，反对美帝武装日本，以及镇压反革命等……结果弄得三毛很神秘，当然没有画好。

“解放前，反动派曾百般地污蔑我，我并不动摇，因为他们反对真理和正义，而广大读者支持真理和正义，我有勇气搞。解放了，读者的要求提高了，作者本身也应该提高，而且应该提高得更快，这是正常的，这是好的。但是教条主义的清规戒律不好，它阻碍了创作。尤其像我这政治水平较低的人，实在弄得无可适从，结果只觉得很自卑。久而久之，自己也给自己加上一套清规戒律，更大大削弱了创作的勇气。

“漫画的性质与其他画种是不同的，在吸取题材上和创作方法上都有它的特殊性。画家需要接触更广更多更深刻的生活。记得我在创作《三毛流浪记》时，经常深入到旧社会各个角落里去，甚至特地换了破衣服深入到流浪儿童中去。有时画不出，就到街头上去兜，效果很好。解放之后，实行了办公制，每天慌着准时签到，而且会议实在多，我又生怕人家加上‘不积极’的帽子，所以总是每会必到。这样‘积极’是‘积极’了，但是画却没有了。”

张乐平考虑再三后，决定把三毛创作的重点放回到儿童的日常生活中去。自1950年起，张乐平不定期地发表以儿童生活为题材的三毛组画，另外还画了许多其它儿童漫画。他在陈伯吹主编的《小朋友》上画了《爱国的三毛》等数幅新三毛连环漫画。1956年8月19日，“三毛日记”这个标题首次在《人民日报》上出现，至1957年2月27日，陆续刊登了14幅。1956年10月3日至10月23日在《文汇报》上发表了7幅以“三毛”为标题的作品。1959年1月至1960年10月天津出版的《少年儿童画报》连载了21幅新三毛漫画。三毛作品还在其他报刊杂志上出现。以上这些表现儿童新生活的三毛作品，后来大部分被收进了《三毛日记》单行本中，共100余幅。

《三毛日记》赞颂了新中国儿童的优秀品质，新三毛由原先瘦骨嶙峋的形象变得饱满而健壮，伴着他的欢笑，做好事，爱学习，勤劳动，成了新一代少年儿童的缩影。生动的画面小中见大，有许多生活中的幽默，让人感到亲切有趣。三毛，有时是城市里的小学生，有时又变成了农村孩子。三毛在公共汽车上给老人让座，和小伙伴一起为路上的水沟铺临时通道；和小伙伴斗蟋蟀打架，用莲蓬当话筒学大人开会样子；三毛总能体会到人间的温暖，下雨天被叔叔送回家，乘车得到了许多热心人的帮助……

这些漫画取之于张乐平与儿童相处时诸多生活的感受。为了观察孩子们的言语动作，他经常到附近的幼儿园和学校写生，几个儿女也是他的模特儿，一次为了画好两个孩子奔跑的画面，他让小儿子在弄堂里跑了一遍又一遍。他和孩子们交朋友，画了三毛往往先给小朋友们看，看得懂的，才拿出去发表。有时他还找孙毅、鲁兵、周大康、戴洋藩、盛如梅等少儿资深编辑讨论。

平心而论，漫画不用于讽刺，不用于批评，而用于歌颂，用于赞美，艺术上的难度是很大的。新三毛漫画的艺术水准和影响难以超越《三毛流浪记》和《三毛从军记》。

儿童文学家鲁兵在张乐平的一本儿童漫画集的序中写道：“在这本选集里，爱的主题占了大多篇幅，友爱同学，尊敬老师，帮助长者，爱护幼者，直至爱护花木、图书、公共财物……这也可以说是‘爱的教育’吧。漫画家善于在平凡的生活中捕捉饶有兴味而富有意义的题材，以构思的新奇，形象的夸张，使所描绘的生活闪光。乐平同志画儿童生活漫画，不仅注意观察孩子的生活，而且掌握孩子的心理特点，因而他的作品，孩子感到亲切有趣。”

解放后三毛由流浪儿变成了幸福好学的新三毛，张乐平的笔下少了对现实社会阴暗面的批判。尽管中国社会中的流浪儿现象有了很大改善，却从来就没有真正消失过，但是，令人同情的流浪儿三毛还是在反映新社会的漫画中“真正消失”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画了新社会中还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又有哪家报刊愿意发表呢？

1959年5月30日，新的连环漫画《三毛今昔》开始在《解放日报》陆续刊登。张乐平在前言中说：“在迎接国庆十周年的今天，想想过去，比比现在，引起了无限感触，觉得拿“流浪记”里的苦难情景作今昔对照，把它画出来，介绍给大家，尤其是介绍给没有遭受过旧社会苦难的小朋友们，我想是很有意义的……三毛只是我笔底下的典型人物，而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创作这个人物的目的，不是表现某个儿童的生活史，而是通过他来反映儿童在两个不同的社会里的生活和遭遇。”

《三毛今昔》取得了画家所预期的效果。1961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三毛今昔》单行本，共26组52幅，成了当时的畅销书。华君武为该书写了序，向小读者们讲述为什么新旧三毛的生活会不同。后来这部作品又出版过几种单行本。

《三毛今昔》描绘的是三毛在解放前后新旧生活的鲜明对照。例如新三毛兴高采烈欢度儿童节，旧三毛在儿童节那天却被绑了手脚卖艺赚钱；新三毛可以在亮堂堂的图书馆安静地看书，旧三毛借着微弱的灯光读书还被老板斥责；新社会大家看到老人摔倒赶忙跑去帮助，这和旧社会人们看着老人倒在地上还幸灾乐祸形成鲜明对比。

在《三毛日记》和《三毛今昔》里，解放后的三毛在各方面的关怀下，生活得很甜蜜，思想进步很快，脸上笑口常开，身上整整齐齐，完全是一副新中国儿童的新面貌了。但是，这个三毛同《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之间，总是像缺少了一点有机的联系。而且，张乐平曾自述：“三毛这个在旧社会受苦受难的孩子，还没有完整地画完他的身世，心里总觉得言犹未尽，一直放不下。”所以他又构思了另一部新作品，使得三毛在解放后的转变，不显得那么突然。

1962年6月1日至1962年9月19日，《三毛——在迎接解放的日子里》（后改名为《三毛迎解放》）在《解放日报》连载，共100幅。《三毛迎解放》于“文革”后出版过几种单行本，印数超过壹百万册。林放（赵超构）在1979年为该书写的代序中说：“三毛的喜怒哀乐和他那甜酸苦辣的遭遇，都能触动着人们对旧社会的诅咒和控诉。旧社会的残酷现实，逐渐启发了三毛，使他不能不对那个社会采取敌视的态度。因此可以说，三毛的饱经忧患之后，终于勇敢机灵地走向迎接解放，那是必然的。”

这部作品，描绘了三毛在解放前，与劳苦大众一起，经历着上海黄浦江畔的反饥饿反迫害的怒潮，后来结识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少年报》报社的编辑叔叔，在编辑叔叔的关怀引导下，参加革命活动，加入了地下少先队。本来张乐平打算继续创作下去，叙述三毛在解放军渡江到上海解放这段时间里的生活和斗争，但后来由于忙着配合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创作漫画和宣传画，张乐平便无暇再继续这部作品了。

他特别喜爱孩子，对儿童特别关注，但当时美术界对儿童是不太重视的，专门针对儿童的创作很少。我们手头上有一份165页的资料，是1955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的汇刊，收录了12天内许多画家的发言摘要，提到儿童创作的却只有张乐平一人。他说：“应该注意儿童美术方面，给儿童读物创作和作插图。这一工作过去只有几个人做。赵蓝天几十年给儿童作画，值得学习。我们要为下一代服务。”

可是，为儿童创作的画家还是很少，像北京的沈培、丁午、吴文渊等人都是很优秀的，但在漫画界的重要活动中，这些人的名字却不大被提及，现实环境下更显得这些人精神的可贵。

儿童文学家鲁兵说：“热爱孩子的作家和画家，无不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使自己的作品于孩子有益，就是包括审美在内的教育。谁都会说：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否每一位画家、作家在创作时都是想着这句话呢？社会将从作品来检验画家和作家。张乐平是完全经得起这种检验的。”

上世纪50年代，张乐平除了创作三毛漫画以外，还为儿童创作了《二娃子》（唐弢配诗）、《好孩子》、《我们的故事》、《小猫咪咪》等长篇连载作品，此外还有《百喻经新释》、《胡大生活漫记》、《父子春秋》、《星期漫画》等，以及年画、剪纸、速写、插图、彩墨、造型设计等。他甚至有机会接触一些外国的优秀漫画家，如皮德斯特洛普、叶菲莫夫、李特维年柯、霍夫梅斯特、彼得罗夫、斯特凡·萨博等，了解外国漫画的动态。

1957年以后，张乐平基本不再画讽刺性强的社会漫画，除了创作儿童漫画，他更多的还是按照上级的指示、报社的规定，配合当时政治运动和形势的需要，发表大量宣传性的漫画。

五六十年代，张乐平的作品主要发表在解放日报、小朋友、文汇报、新民晚报、新闻日报、大公报、劳动报、人民日报、新少年报、文艺新地 、华东画报、工农画报、工农兵画报、文艺月报、漫画、新观察、儿童时代、少年文艺、少年儿童画报、东风画刊、展望、支部生活、农村支部生活等报刊上。他多次被评为全国先进儿童工作者，是第一届至第五届上海市人民代表，第四届全国政协列席代表，第一届、第二届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张乐平既是解放日报社（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的美术创作人员，又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兼漫画组组长，他经常组织上海一批漫画家突击画漫画。当时，上海漫画界空前团结，乐小英、陶谋基、韩尚义、蔡振华、洪荒、王白水、施明德、王益生、徐昌酩、周月泉等都是得力的干将。

许多人称张乐平为“进步画家”、“革命画家”。然而他万万没想到，一场厄运即将降临。